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失衡彼此强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将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从金融学的角度而言，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金融学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被低估。细观过去几十年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自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论证了完善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独立于融资决策后，金融因素就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尤其是随着有效市场理论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实物因素而非金融因素，这也导致过去几十年人们全盘性地低估了金融风险。然而，建立在有效市场和分散化原理基础上的现代金融风险理论，表面上看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但金融风险并不是真正消失了，而是被数理推导之前的那些近乎臆断的前提假定掩盖了。由于方法论上的机械性，这些建立在历史统计数据基础上的经验模型不仅完全忽视了风险的动态积累机制，而且从根本上排除了时间和空间动态性所带来的关键参数的系统性变化，而后者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低估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
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近年来，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部门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也越来越脱离真实的经济条件，金融资产数量的成倍扩张早已打破了传统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储蓄—投资”转化和平衡机制，而当实体经济活动的一些标准（如实体投资的机会成本）变为要由金融交易来确定时，金融部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实体经济。理解后一点很重要，因为与金融资产扩张所带来的“量变”相比，由投资判断标准（机会成本）改变所带来的“质变”才是导致过度金融创新和经济泡沫化的根源。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学理论不仅未能对金融机制的内在逻辑作出充分解释，也未能将金融体系的独特性置于其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的内生框架下加以理解，这不仅造成了理解现实经济的困惑，而且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危机。
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过分注重形式逻辑而忽略现实基础，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研究越来越形式化，为满足数理推导的需要，研究的逻辑基础从最初的“公理”逐渐被替代为各种“假定”。虽然这些假定事实上大都被证明缺乏逻辑和实证的基础，但在追求形式完美的氛围下，研究者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形式逻辑的过程而非逻辑推断的前设性条件，经济理论的现实解释力被搁置一旁。当本就建立在虚幻的“理想图”基础上的经济模型被用于指导实践时，理论与实践一起陷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经济学方法论的高度同质化和机械化，使得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不仅存在于现实的经济世界，也存在于千篇一律的现代主流经济理论。与现实世界的系统性风险相比，经济理论的“系统性风险”似乎更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不仅限制了经济理论的解释力，而且禁锢了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
中国金融学的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在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国情，兼容并蓄地发展中国的金融学，实现教、学、研全面进步，实现金融学建设与国家金融战略和经济发展和谐统一，成为新阶段中国金融学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也客观规定了中国金融学的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在思想理念的转变上，应更加注重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与规律。应认识到，如果金融理论要对政策制定有所裨益，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就必须在该理论中也是一种可能或者可容的事件。如何从不切实际的模型建构转向真正具有洞察力和敏感性的理论建树，成为摆在当代金融学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金融学的本土化上，应注意“移植适用性”问题。正如黄达先生所言，“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金融学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不同国家的金融学发展面临不同的“初始条件”，这些源于历史、制度、文化和社会的“初始条件”是建设适用于本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金融学的基本出发点。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而忽略中国实际，无论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在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移植适用性”的问题。
在学科体系的设置上，应走宏观和微观深度融合的道路。目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学基本可分为三个学科支系：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金融与数学、法学等学科互相渗透形成的交叉学科。但现实世界的经济和金融现象是微观行为和宏观表现的有机统一，如果人为割裂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强行在宏观和微观金融之间建立对立性的金融概念，那么金融学理论不仅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更难以有效解释和指导现实世界的现象和行为。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下，宏观金融分析和微观金融分析之间缺乏深入的理论沟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宏观和微观金融学深度融合的道路。所谓“深度融合”，并非简单平行设置宏观、微观课程体系，而是真正从思维理念和方法上将金融学的内容体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系。只有在坚持微观基础和宏观视野相统一的总体框架下，致力于在微观基础和宏观行为之间建立起逻辑可信的联系，金融学的发展才能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在研究方法的定位上，应坚持严谨性和多元化。在现代经济和金融条件下，金融创新一日千里，新现象层出不穷，这要求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思维，用动态和发展的视野去看待金融学。与开放的思维相适应，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也应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早在1992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包括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40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就共同签署了“提倡多元化和严谨经济学的呼吁书”，对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主流经济学方法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和危险表示了深切关注，并强烈呼吁鼓励不同经济学流派和研究道路的多元化发展。目前，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呈现两个趋势：一是数理分析化；二是人文社会化，如制度分析、行为分析和心理分析等。另外，实验方法也被引入金融学研究。在肯定和鼓励金融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基础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流的数理金融学论文必须对模型及各种参数的经济含义进行细致、审慎的解读。真正有生命力的金融学研究需要立足经济现实，以经济直觉为基础，以充满洞察力的经济思想为核心，真正构建具有良好解释力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
在金融人才的培养上，应以“三个联接”为立足点培养适合中国金融发展需要的人才。一是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的联接。致力于培养能够在东西两个文化平台自由往来漫游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二是主流与非主流学派的联接。历史上杰出的经济学家可分为两类：文学性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对于擅长数理分析的学生，可以朝着数理经济学家的方向培养；对于擅长语言逻辑的学生，可以朝着文学性经济学家的方向培养。三是理论与实践的联接。只有坚持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必须接受实践检验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在掌握正确理论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具备自我学习、自我反思和持续探索的能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