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常态为代表的经济新阶段的来临，需要我们用新眼光来观察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并在新思维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政策的新框架。
一、关于新常态的讨论
所谓“新常态”，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2009 年5 月提出，由前任美国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2013 年底在世界银行年会上予以发挥，进而被市场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并由形容词new normal 演变为名称new nom。在中国，经济学界虽然用这一概念讨论经济问题也有一段时间，但是官方第一次使用是在2014 年5 月习近平主席考察河南工作，他提出从新常态的概念演变看，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埃里安使用新常态的概念来描述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缓慢而痛苦的复苏过程。他认为，由于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过度经营、过度负债、随意冒险和信贷扩展以后，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和效果又因去杠杆化而日渐逼仄，政策回应无力而总需求持续不足，加剧了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艰难程度，经济活动会处于缓慢性萧条、失业率居高的状态，不会出现迅速回升，即V 型反转。而萨默斯将这一描述中短期现象的概念扩展为“长期停滞”。在他看来，此次危机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将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概括而言，其论据主要有三：
第一，技术进步缓慢。根据Gordon（2014）的研究，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持续下降中。1980 年至今，TFP 的年平均增速仅为0.5%，为1930-1980 年均增速的1/3。这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来自互联网和电子设备的创新。然而这些创新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不仅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应用，而且自2001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其提升产出效率能力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全球众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分析也表明，此次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而需求疲软，进一步伤害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可能正处于停滞之中。
第二，劳动参与率下降。根据Gordon（2014）的研究，1972-1996 年，美国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0.4 个百分点，而在2007-2014 年，该指标年均下降0.8 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就导致美国人均GDP 增速下降1.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与衰退相关的失业并不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完全恢复。不仅失业率维持较高水平，而且就业不足，劳动参与率也维持在低水平。这意味着，某些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永久的失去。由于要素供给的减少，危机后经济即使有增长，但也难以回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路径。
第三，维克赛尔利率，即充分就业实际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会处于负值水平。所谓维克赛尔利率，是指实体经济存在着一个由储蓄和投资决定的真实利率水平。根据维克赛尔累积反应，该利率水平取决于三类因素：一是储蓄供给函数，即可贷资金供给；二是投资需求函数，即可贷资金需求；三是相对于风险资产的对安全性的需求强度，即风险偏好。三类因素均衡产生的实际利率是充分就业利率水平。但是，这一充分就业实际利率并非总是正水平，一旦储蓄供给大于投资需求，且安全资产的供给难以将超出的储蓄完全吸收，则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可能落在负值区间。根据萨默斯等人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及2001-2005 年，美国的实际利率曾降到零以下，远低于当时的名义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名义利率虽一降再降，但仍高于充分就业的真实利率水平，不足以刺激投资和拉动经济，而为降低名义利率而加大货币供应量，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为金融危机埋下了导火索。危机爆发后，尽管名义利率在零左右，但美国充分就业实际利率一直保持在-2% 至-1% 的水平。于是投资不足、产出低于潜在水平和就业不充分等经济停滞局面开始出现。顺便指出，这也是欧元区要实行名义利率为负的货币政策的原因之一。
二、新常态的现实表现
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去杠杆”和“加杠杆”的两难状况仍在延续。此次金融危机是长期以来各类经济主体负债率过高引起的，“去杠杆”，是资产负债表快速衰退危机。降低负债率，即去杠杆，是治疗危机避免重演的根本之策，但是杠杆又不能去的太快，否则将深陷危机之中不能自拔。于是各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取向是，在政府财政加杠杆的情况下缓慢的去杠杆。然而这构成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去杠杆作为恢复经济的主要路径，修复资产负债表是必然的。在这一过程中，各类经济主体一旦新获得资金，其优先选择是将之用于充实资本，减少债务。而不是用于消费、投资等“正常”经济活动。这种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行为使企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其经营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不事生产和投资、未事还债的局面，并由此导致消费低迷、投资停滞、信用收缩、经济衰退。另一方面，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和蔓延，政府不得不加杠杆，不仅长期使用宽松货币政策，而且用货币直接定向购买政府国债，以支持政府开支，刺激经济，结果使政府的债台高筑。这两方面的相互缠绕，出现了恶性循环，形成了一个悖论：危机的治愈取决于去杠杆的成功，但去杠杆却导致经济收缩，迫使政府不得不加杠杆，而加杠杆又不能使经济健康化，反而预示着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埋下了再次快速去杠杆的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世界经济史，已经有了这种恶性循环的案例。国际经验表明，日本经济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失去二十年”，就是由这个悖论造成的。在过去二十年中，日本企业致力于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投资裹足不前，消费萎靡不振，银行坏账严重。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不断地加杠杆，并无所不用其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由日本于2001-2006 年期间首先采用的，尽管向经济注入巨额资金，但效果始终不佳，并不得不中止。安倍政府上台后，不仅重拾牙慧，而且变本加厉，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率2% 挂钩。使日本政府债务几乎达到GDP的250%。如果届时通货膨胀达到2%，即使日本国债的实际利率为零，其名义利率也将达到2%，这意味着日本国债名义利息偿还将达到名义GDP 的5%。安倍经济学真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能将日本的GDP 增长提升到5% 以上？如不能，日本国债的偿还将出现困难。人们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重蹈欧洲危机的覆辙。
事实上，当前世界经济的状况令人担心。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不断上移，促使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推出量化购买国债，宽松依旧，是否加息始终是个问题。其很大原因在于美国似乎患上了宽松货币政策依赖症，一旦退出宽松，经济是否还会强劲？而2014 年三、四季度美国经济表现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反观欧洲，宽松货币政策不存在退出的问题，反而需要进一步加码，乃至要采用匪夷所思的负利率货币政策，致使欧元危机再次爆发的概率大大提高。在新兴经济体，因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而向经济注入巨额资金的特殊时期已过，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源源流入资本的条件也不如从前，靠廉价资本刺激起来的经济增长自然回落。更为严重的是，国际资本流向改变，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高企，国际收支恶化，汇率急剧动荡，成了“新常态”，人们甚至担心，十八年前亚洲经济危机有重演的可能，而俄罗斯卢布的遭遇则加剧了这一忧虑。
在中国，区别于发达经济体，新常态具有自己的特色。2014 年11 月，在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阐释了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转向优化和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创新，并由此，经济开始面临着众多挑战。随后在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中国经济新常态表现刻画为九个特征，即在消费需求方面，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在投资需求方面，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在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在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方面，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新特征；在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在市场竞争方面，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在资源环境约束方面，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要求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在经济风险方面，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顾，对症下药；在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面，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由上，同样一个“新常态”，在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时期所表达的现象和根源具有不一致性，其区别在于：在发达国家是发展成熟后的新常态，而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在中国，则是发育新阶段展现出的新常态。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用新常态来概括当代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概念，它表明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脱离以为是恒久不变的惯性轨道，并且不会再回到旧有轨道。从而未来的经济轨迹不再是传统的周期轨迹，而是深刻的结构变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轨迹。在世界经济仍处于“去杠杆”的这一新常态下，若干经济表现是可以预测的：
第一，经济增长将长期呈现低水平波动。不仅潜在增长率有下移的倾向，而且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也成为常态。
第二，各国经济周期不同步，导致各国政策的分化。由于发达经济体处在危机后的不同阶段，也由于新兴经济体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的经济政策重心各异。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这种政策的分化，不仅使政策实施国难以达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而且还会引发国际上“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一个例证就是美、英量化宽松酝酿退出，而欧洲、日本却在积极挺进，导致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孕育出新的金融风险。
第三，在上述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潮。在金融危机前，经济全球化的全盛时代，全球贸易增长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现象出现逆转。2012 年全球GDP 增长3.4%，同期贸易增长2.3%，2013 年全球GDP 增长3.3%，同期贸易增长2.5%，预计2014 年仍延续这种趋势。事实上，各种排他性区域性的贸易协定的快速形成正说明了形势的严峻性。
第四，全球治理出现真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建立了专业治理机构，制定了专业化的治理规划，形成了完备的治理机制，并且一直有效运转。但是，这一治理的基础是建立在南北差距上的，是基于发达与不发达的世界经济结构。由于南北差距的显著缩小，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GDP 几乎各占世界经济的一半，发达不发达的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本质的变化。使传统的国际治理机制都陷入失灵状态。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原有的旨在调节国际收支顺逆差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逆差国调节的基础之上，而此次金融危机却发生在具有国际流动性补充义务的顺差国——美国身上，致使调节员处于下手，调节能力荡然无存。从一定意义上讲，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各国除了致力全球经济再平衡外，还应致力于重塑全球治理新机制。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新常态”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然而到目前为止，新常态还是“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它告别了“旧常态”，但尚未稳定展现自身的特质。对于“旧常态”的路径依赖，使其仍陷入云雾缭绕之中。要识“庐山真面目”，还需从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寻找答案。
首先，就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堪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1928-1932 年的大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长期的萧条，期间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各种思潮纷纷涌现，世界动荡不安，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各种恐怖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危机频现，不能不使人牢记历史教训，倍加努力地维护世界和平，而中国经济学家也责无旁贷。
其次，从更大的历史跨度看，自市场经济出现三百年来，人类一个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问题。世界经济新常态而导致的经济低迷，有可能导致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影响着世界新常态的性状，也决定着各国未来政策的走向。
第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尽管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在当今世界，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带来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与变化新方向。不仅当下中国社会热议互联网经济、互联网社会，在世界上也日益关注，由技术进步而催生“分享社会”的苗头。2014 年，里夫金的著作热销就是一例。对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也须睁大眼睛，仔细观察，认真思考。
三、宏观调控新思路——供应端管理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新常态下的变化都出现在实体经济，并且都是供给端的问题。这使以调控总需求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为提振经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当局不得不长期将名义利率压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但即使这样，相对于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水平，这一名义利率仍然过高，因而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将名义利率压低了接近于零的水平，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在刺激实体经济有限的情况下，却刺激了资产泡沫的出现，并趋向严重化。反过来，又阻碍着经济复苏的进程。于是，在充分就业实际利率为零，甚至负值的情况下，充分就业、经济合理增长和金融稳定三项宏观目标，难以同时达成，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在低迷的经济增长和膨胀的资产泡沫之间来回的摇摆，痛苦的抉择。这便是当下发达经济体宏观当局苦无良策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观察当代发达经济体，若要超出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沼，已不能依赖着眼于提高总需求的短期货币政策，而须仰仗能够直接影响总供给及其结构的财政政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大胆的推行全面改革，势在必然。改革的重心在于供给端，包括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发展，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提高退休年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移民政策，完善企业税制等都是题中之有义。
在历史转弯的关键时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比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其中，建立在短期基础上的侧重于需求端管理的传统经济学逻辑需要扬弃，相应地给予长期的促进供给端调整的新经济学思维需要构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瞭望手的一线经济学家不仅仅是记录航迹，而且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总结、归纳航迹中出现的异象，更新思维，抽象理论，寻找历史潮流的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