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我们发现，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差距大概是40年左右。中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具备剩余劳动力、后发优势、人口红利三个有利条件，所以实现了9.9%的年均增长率。但是2011年之后，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这两个优势几乎在同一时期不复存在。劳动力匮乏，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最大原因。
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一是所谓的创新，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从低效率的领域转向高效率的领域。随着中国金融风险的逐渐显现，中国应尽快作好应对三方面调整的准备。
劳动力短缺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因
首先，中日之间的经济发展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日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鉴于按人均GDP作国际比较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不如看看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电力消费量等重要指标。比较发现，中国的最新数据与日本40年之前的水平相当。所以，我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差距大概是40年左右。
其次，我们可以比较两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先看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从1956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增长期，这个高增长期持续了大约20年。以1974年石油危机为标志，日本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由此进入了稳定增长期。一直延续到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经济泡沫时期。随着经济泡沫的崩溃，199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了持续20年的低增长期，其间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0.8%。
再看中国增长率变化情况，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9.9%，可以说中国的高增长时期超过了日本。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率逐步走低，大概在7-8%之间，这就是中国所说的经济“新常态”。中国的经济从高增长期转向新常态，实际上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好重叠，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才是经济放缓的最大原因。大家提到，考虑中长期增长因素的时候，不应从需求端而应该从供给端考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见表1），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是决定潜在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其中，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都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期间劳动力由过剩转为不足，凭借着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日本实现了20年左右的9.3%的高增长。1970年代初，日本完成了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后发优势也就不复存在，在随后的20年间，整体增长率大幅下降，但由于人口红利并未消失，所以还能维持3.6%的平均增长率。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日本从1990年代初期进入所谓的低迷期，加上劳动人口从增加走向减少，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利，增长率进一步放缓。
中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具备剩余劳动力、后发优势、人口红利三个有利条件，所以实现了9.9%的年均增长率。但是2011年之后，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这两个优势几乎在同一时期不复存在。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两个优势同时丧失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方面，剩余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一般是中等收入国家(例如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出现的情况；另一方面，丧失人口红利是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情况。然而，也许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中国同时面临了其他国家在不同阶段遇到的两个问题。
近年，中国出现了增长率下滑与劳动力不足并存的罕有现象。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与求人倍数之间应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中国，2011年之后，这两者之间正相关关系不复存在。一方面经济增长率放缓，另一方面求人倍率反呈上升趋势，现在已经达到1.15倍这一前所未有的高水准。这看起来有点矛盾，但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中国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出现的劳动力不足，同时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下跌和求人倍率上升。
中国潜在增长率降低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而转为负增长。二是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企业收益也随着工资上涨而逐渐恶化，因此依靠增加投入量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在基本实现完全就业之后，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不应再是增加就业，而应通过提升生产率来维持较高的潜在增长率。
以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劳动生产率
由于劳动力投入从过剩走向不足，因此必须依靠提升劳动生产率来支撑经济发展。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一是所谓的创新，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从低效率的领域转向高效率的领域。
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创新方面，中国具备优势条件。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尚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后发优势依然很大。这不仅意味着技术进步的空间巨大，还意味着无需为获得技术而花费高成本、冒高风险进行自主研发，而是能够以很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中获得相应的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现在取得很大进展，而且最近政府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强调互联网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其次，中国积极开展对外开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引进和吸收国外技术，其中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最大，现在甚至有一部分企业直接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最后，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以及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市场魅力与日俱增，因此在吸引外资时，可以采取“以国内市场换国外技术”的产业政策。典型案例是汽车行业，中国凭借着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产销大国。
同时，在创新方面，中国也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首先，知识产权保护仍不充分。中国虽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但还需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其次，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人才和资金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再次，支持中国创新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业缺乏资金和经验。中国的深交所虽有创业板，但由于规模较小，作为风险投资企业回收投资资金的渠道，作用较为有限。最后，缺乏活跃的思想市场。芝加哥大学的罗德•哈里•科斯先生在其著作《变革中国》中提到，“当中国市场化转型催生了蓬勃发展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并让中国成为全球生产领域的领头羊时，但却没有为思想创造一个活跃的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一般强调产业升级，这包括比如产业中心从农业转向工业或者是服务业，也包括工业中心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这当然重要，但其实还有一个别的方法，就是将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国有部门或者计划经济的部门，向市场经济的部门不断转移。
按照这一思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JR（原日本国有铁道）、NTT（原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等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国有企业最初是国家100%持股，但在改组成股份制公司后，政府逐渐在资本市场出售国有股权。随着政府持股比例的大幅下降，这些国有企业最终转变成为民营企业。
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对于一些衰退产业，政府不应为确保就业而采取补助、扶持等措施，而是要尽可能地重视新兴产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以此提高生产率。为此，有必要放宽对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流动的限制。
中国需为应对三方面调整做好准备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高速经济增长期中的许多隐形危机开始显现。传统制造业的诸多企业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陷入经营困难的状态。政府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控制，同时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此外，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财源紧迫，债务偿还能力遭到质疑。由于以上这些因素，中国经济是否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并实现软着陆，前景尚不明朗。
参考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验，当前，中国应尽快作好以下调整。
首先是雇佣水平调整。由于日本很多大企业实际上采取的是终生雇佣制，因此尽管经济萧条也未出现大量的失业者，但在调整雇佣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劳动成本成为企业的巨大负担。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也将大幅度上升。2014年，外出农民工多达1.68亿人。由于外出务工者向家乡的汇款成为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对政府而言，维持就业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其次是设备投资调整。日本经验显示，泡沫经济时期的许多投资都是以经济繁荣的持续为前提的。然而，经济发展一旦减速，销售不再增长，企业就会出现设备过剩。资本一旦以设备投资的形式投入并过剩后，也很难转用于其他产业，大部分情况是成为企业的不良资产。类似情况已在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于建筑相关的行业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就不得不加大出口力度。2014年，中国的钢材出口量同比增加了50.5%，达9,378万吨（占世界市场32.2%）。如果中国继续增加出口，将会进一步加剧与各国的贸易摩擦。
最后是资产负债表调整。1990年代的日本，由于以房产为首的资产价格下跌，不少企业为平衡资产负债而不得不优先偿还债务，也就没有能力进行新的投资了。同时也有许多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急剧恶化，倒闭企业骤增，结果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为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日本政府向一些银行注入国有资金甚至收为“国有”(如现为新生银行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中国正在通过上市为国有银行吸收民间资本。如果政府不得不向银行注入资金，可能与市场化潮流相悖。
那么，中国今后会像1990年后的日本一样，陷入长期低迷的局面吗？对此，我比较乐观。1990年代泡沫破裂时的日本已经是成熟的发达国家，而现在的中国还处于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阶段。和以往相比，虽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只要能够发挥“后发优势”，今后依旧可以保持6-7%的中速增长，尤其是仍将持续的城镇化进程，不仅能成为支撑房地产投资的力量，还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为中国提供了防止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