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标准普尔把美国长期国债从AAA级降为AA＋级，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担心。
国内的评论，主要从经济角度关注美债危机的影响，或者从国际格局的角度关注美国是否由强转衰。我以为，这些关注有其意义，但美债危机还应该引起更深刻的反思。它应该促使人们打破民主迷思，改为以自由为观察、思考的核心，综合反思经济学、政治学的习见谬误，寻求人类繁荣之道。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债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体现了福利社会和凯恩斯主义的失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凯恩斯的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激励着各国政府大搞救市，然而，短短几年，更大的危机就来临了，根本就没有等到“长期”到“我们死了”的程度。
政客和一些不了解经济规律的人如此为救市辩解：如果当初不救市，当初就无法向民众交待，政府必须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能只考虑经济问题。但是美债危机表明，政府救市并不能避免危机，反倒在酝酿更大的危机。从美国来看，救市使得部分公司的危机，直接上升为美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并进而把中国等持有大量美债的国家更深地卷入了危机之中。忽视经济规律，以为政治决策可以独立于经济之外，既害了老百姓，政府也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政治麻烦，这种思维应该改一改了。
经济学和政治学只是学科分类，在基本规律上却并没有一条鸿沟。不仅如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才能清晰界定权利、权力等概念，政治学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美国以自由立国两百多年，从几百万人的殖民地，发展成世界第一强国，这是自由之功。到今天，美国却被质疑是否已经开始由强转衰，其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从一个自由之国，逐渐转变为民主之国。
美国的几大转折，首先发生于汉密尔顿扩大联邦的权力，后来又有林肯以战争剥夺了南方诸州的自由退出联邦的权利，这样的变故，大大侵蚀了美国的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是对自由的重要保障，美国的自由程度也就大大下降了。当然美国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也说明，在民主体制下，也会发生剥夺自由的事情，而且其程度会很深，这就给“民主保障自由”这个说法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1929年，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接下来美国再一次发生了自由倒退的大转折。罗斯福虽然没有把凯恩斯当智囊，但其政策却是地地道道的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第一次大规模登上美国的政策舞台。罗斯福并提出“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口号，这是对自由和权利的一次成功的偷换概念。劫富济贫被打扮成“权利”的面目出现。
而罗斯福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背书下进行的。他的政策，从民主的原则来看，是没有违法之处的。但是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则是对宪政的极大破坏。
赞同民主的人，其中很多都懂得警惕“多数人暴政”。然而，有警惕“多数人暴政”的意识，并不等于就能辨析“多数人暴政”。由大众投票，决定处死一个无辜的人，这会引起他们的反对，因为这是鲜明张著的“多数人暴政”。然而，剥夺富人“多余”的财产，用于穷人的福利，这就不会被他们看成“多数人暴政”。而根据经济学的权利定义，福利政策就是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权利，是典型的“多数人暴政”，并且它虽让穷人短期受益，长期却会降低穷人的福利。
民主国家搞凯恩斯主义也是一种“多数人暴政”。它是以纳税人的钱来救市，这对那些不愿纳税救市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侵权，是典型的“多数人暴政”。但是，凯恩斯主义被打扮成避免经济崩溃的良方，被说成是符合大众利益的，于是大众就心安理得地投票凯恩斯式总统，而全然没有“多数人暴政”的良心负疚。于是，罗斯福被选上台了，奥巴马被选上台了。如果让赞同救市的人自愿捐款，那就根本无法凑成奥巴马万亿美元级别的救市规模。奥巴马的救市之所以能推出，原因就是，民主体制下，人们可以用投票来强迫别人掏钱救市。
但是，大众忘了“多数人暴政”的良心负疚，经济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规律。大众和政客只能等待经济规律的惩罚。有人说经济学不讲良心，其实经济学是最讲良心的。它讲的良心就是产权至上、自愿交易造福人类。
如果美债危机能促使人们跳出民主与专制的二分法，那么，人类还能重回繁荣之路。人们并非只能在民主与专制之间选择。很多专制国家侵犯人权比民主国家要严重，但是，这并非人们陷入民主迷思的理由。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等轻微的“多数人暴政”日积月累，也会使自由倒退到惊人的程度。民主的迷思是，哪怕民主决策是错误的，那也是“合法”的，可以等待下一次民主选举改正错误。然而，这恰恰是对“多数人暴政”的心理释压。正是这种心理释压，给了罗斯福、奥巴马机会。
人们可以既不选择民主，也不选择专制吗？当然可以！人们可以选择自由，选择宪政。如果人们只从宪政的角度考察一项政策，而不管它是否多数人的决策呢？如果这种心理足够强大，罗斯福、奥巴马等人就没有了祸害美国的机会，世界就不会被拖进凯恩斯主义的大泥潭。在多数人被凯恩斯迷惑的情况下，民主是没有办法拯救世界出泥潭的。决定自由程度的，永远是人心。因此，负责任的评论者应反复强调自由、自由、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