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殷切的希望啊！昨天，欧盟(EU)还堪当多级世界的楷模。20集团(G20)摆出了全球姿态。这是一个把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机制。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欧洲的乱局和G20的僵局。
要是能认为上月达成旨在拯救欧元的协议是一个转折点就好了。我表示怀疑。多边主义时代正在让位于新的国家主义时代。自1945年以来试验过合作式全球治理之后，我们正在重返19世纪的“国家世界”。这是第一个悖论。各国一方面追求维持国家主权的妄想，另一方面却在全球化进程中交出权力。
各国政府已把权力割让给了流动金融资本、跨境供应链以及比较优势的快速转移。如今，信息控制权属于24小时卫星电视和充满不和谐声音的互联网。其结果就是一场政治危机。民众希望本国政治领袖能够为他们消除伴随全球一体化而来的经济、社会和物质上的不安全感。然而，各国政府已经丧失了满足这些需求的大部分能力。
谁若想探究大西洋两岸都在兴起的排外民粹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华尔街(Wall Street)和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发生的反资本主义抗议——的起因，将会发现其原因就在于个人安全的供需失衡。
不久以前还可以认为对战后解决机制加以延续和修改就能适应全球力量的再平衡。大家都明白，维持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均势问题——指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中的席位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建机构中的投票权重——还将引起一些争论。那些最近才获得了对国内事务主权的国家，将不愿把它移交给全球治理这个抽象的概念。过去曾有人怀疑，多边主义受到操纵，有利于西方的准则和价值观。但通过相互让步，中国、印度和巴西可以成为合作对象。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所称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说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毕竟，其它地区的崛起依赖的是一个全球规则体系。
结果，后起大国的意图受到了可怕的考验。富裕国家遭受重挫。国内危机使西方国家焦头烂额，它们已经无心于国际主义的抱负。
过去，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通常是关于欧洲在全球的地位。眼下，布鲁塞尔会谈却是为了救亡。有希望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傲慢地谈起了另一个美国世纪。他是在说大话。在债务和赤字的双重作用下，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在走向孤立。
欧元的问题表明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危机。法德和解，共产主义崩塌，使得欧盟丧失了创立之初的宗旨。欧元区领导人最近的努力或许将稳住欧元。但他们还没有去除病根。
在围绕欧洲团结的高谈阔论的背后，曾经隐藏着对“合作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一观点的严肃认同。更多欧洲特色意味着更多法国特色……更多德国特色，更多意大利特色，等等。欧元危机已使这个进程变成了一种零和游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或意大利得到多少，德国、荷兰和其他国家必将失去多少。照这样下去，欧洲将重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新兴国家没有错过这一教训。如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联系如此紧密的欧元区国家都对拯救这个单一货币如此犹豫不决，那么其它国家为什么还要相信“全球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能忍受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难道就能指望胡锦涛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相处融洽？
或许欧洲夸大了自身的影响力。美国才是战后秩序的设计师和保障者。尽管因对外干涉屡遭挫折而实力受损而且经济低迷，美国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强者。单单美国就能使新兴国家相信，保障共同利益和化解全球化的威胁需要各方商定的“交通规则”。但这一论调无法让茶党(Tea Party)或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美国工人信服。它对北京的博主们也没有吸引力。政治仍绝对局限在本土范畴。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前，西方的混乱对新兴世界有利。反省的美国为中国留出实现主导亚洲的目标的空间。自身前途未卜的欧洲不可能在人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说教。西方的衰落加速了权力的转移。
但总有一天，新兴国家会发现自己陷入同样的全球化自相矛盾的激流中。非洲将与亚洲展开竞争。中国的工作岗位将被孟加拉国夺去。新的繁荣会遇到新的危险；国内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上的相互依存相抵触。
当然，有些国家不会因选民不满而伤脑筋。但它们都有国民。阿拉伯之春的教训是，独裁统治者无法免受民众不满的冲击。在重塑全球秩序方面，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现在战胜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但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悖论：国家主义时代预示着一场新的国家危机。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