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将操纵汇率与贸易补贴绑定，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主要贸易伙伴通过压低本国货币币值为出口提供补贴的行为，并对其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该法案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目的是“惩罚”所谓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因而被称为“人民币汇率法案”。尽管有舆论分析认为，此法案可能不会被美国众议院通过和白宫签署，但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已经造成不利于中美关系长期战略的影响。
实际上，这个议案与2003年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的“27.5%惩罚性关税议案”一脉相承。“27.5%惩罚性关税议案”的主要内容是，认为中国政府“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造成了美国巨额对华贸易逆差，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否则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此议案一出笼，便激起千层浪，不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国会内部也意见不一，美国思想库、利益集团纷纷对此议案发表意见。期间，中国政府邀请科本、格雷厄姆和舒默参议员访华与各方人士见面，以期让他们在真正了解中国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最终，2006年9月，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在与布什总统进行早间会晤后宣布，他们决定放弃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议案，但称以后还可能推动类似议案通过。时隔五年之后，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这一“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的法案，无疑是欲罢不休、旧案重提。如果此法案最终通过，必将使得中国许多原本支持改善中美关系的人改变对美国的态度，为中美未来潜在的战略合作埋下隐患。美国对华政策“强硬和咄咄逼人的态度”无益于中美两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只有持“审慎的反思”才有利于双方的根本利益。
中美经贸问题不容政治化
试问，如果美国出台这一法案是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那么迫使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又有什么好处？美国有美国的政治，中国也有中国的政治，中国会听美国的吗？毫无疑问，不会！现实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的情况下，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问题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并无实际意义。
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并不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和失业率攀升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产品出口价格较低，主因在于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土地成本定价过低，许多资源性项目收费并没得到有效实施，这些都与汇率无关。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升值速度该不该加快，不应仅由外部顺差来衡量，还要看国家内部的发展平衡度。例如，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社保基金的缺口，以及地方政府累积的债务，都会加大财政压力。
其实，目前中美经济最重要的是稳定汇率。美国外贸赤字上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对中、日、韩三国的外贸逆差引起的，美日在汇率方面争端的历史告诉我们，汇率并不是贸易赤字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的贸易赤字要更多地归咎于很低的储蓄率，而不是中国的贸易方式。美国在解决贸易赤字方面，存在其他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比如，鼓励美国对华出口，在政策上放开一些对华出口的限制。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应该是美国经济自身结构的问题，比如美国人不让中国人在美国花钱，不让中国人在美国购买石油和技术。《纽约时报》就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行动受挫于美国国会的事实发表社论指出：这是美国国会一些人敌视中国的结果，并不符合美国的近期和长期的国家利益。美国国会议员们可以使中国买不成美国油田，但却无法左右中国的外交活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欧、中美贸易摩擦确有增加，这是中欧、中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的必然结果。据统计，贸易摩擦增加的速度远没有贸易量增加的速度快，这说明中欧、中美的贸易摩擦仍处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只要各方都采取正常心态，不把这一问题政治化，贸易摩擦是容易解决的。
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在短期内对中国产生极大的损害，而对美国经济的提振作用却很有限。人民币升值也不大可能让美国人在制造业方面的工作机会失而复得；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公司有可能将设在中国的制造厂转移到越南或印度等低劳动成本国家。即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一倍，也不能解决美国失业的问题，美国的进口很快就会从中国转到其他国家，贸易逆差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中国正在努力改善金融制度和市场机制，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只能采取中医“系统调养”的方法，而绝不能采取西医“突变治疗”的方法。
从中国制造商的角度来看，美国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的做法，不但会伤害中国制造商的利益，同时也会伤害美国合作伙伴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的制造商并不会因此而获益。以新能源的光伏产业和行业全球第一的尚德电力企业为例，在过去六年中，光伏组件的制造成本降低了150%，这还不包括由于人民币25%升值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制造成本的急剧下降加速了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平价上网的速度，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一个兆瓦的太阳能电站，整个产业链能创造35个工作岗位，其中，15个岗位在制造段，20个岗位在下游市场段。中国的光伏企业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2010年，尚德在美国直接和间接创造了2000个工作岗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人民币汇率法案是一项十足的损人不利己的策略，这一举措非但不会缓解美国的就业问题，反而会使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事情很简单，因为是美国制造商在美国做不下去了，才主动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做制造，并利用自己的品牌和渠道，满足美国市场的需要。如果增加关税，最终也要以价格上涨的方式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把美国制造商成本过高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是可笑的。中国的人力成本只有美国同行的1/20。在美国做不出的东西，在中国可以做。要真正实现双赢，美国就应该设法帮助中国扩大出口，同时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这样既能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又能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如果美国继续要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让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方面充当“替罪羊”，最终可能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并将损害美国在全球范围的更大利益。
中美合作有益于全球利益
而今，中美关系应该是处在历史上较好的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持久的看法和观点。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看，美国跟中国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两国有着重要的利益互动和相互的战略需求。对此，美国领导人也应当有清晰的认识。从双方在防治禽流感的合作到近日美方加强太空合作的提议，再到今天中国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合作，都表明中美合作领域的广泛与丰富。
一个需要华盛顿直面的现实是，美国如今在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和作用，中美关系也正进入一种真正的大国关系常态。而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以及全球合作的需要，美国的对华政策仍有向更理性、更具建设性方向转变的空间和动力。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利益是一体的，美国不能选择对立，中国也不能选择对立，两国需要建立21世纪的双边关系，中美的巨大合作空间更有益于全球利益。但如何加强两国的沟通和了解，建立起有利于双边和世界和谐发展的中美关系，始终是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提出中国是“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并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中国的更多合作，美国将不能支撑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而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蒂莫西·亚当斯也相信，由于中美两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巨大，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已成为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重要杠杆。美国类似“惩罚性关税法案”等行动无不来自短视的、没有合理根据的“恐华妄想症”。中国已经不再是第二流的经济体，美国从政治人物到公众都必须明白这一点。中国大量、持续购买美国政府公债，已经是美国经济稳定的一个强大支撑。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态度已经不容美国忽视。约翰·桑顿教授认为：中美两国是有着重要利益互动和战略需求的国家。事实上，无论是欧盟、日韩、东盟抑或是中亚与俄罗斯，都多多少少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妥善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美关系走向稳健。
应加强对美国的公共外交
中美关系是当今乃至未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影响世界关系的稳定与和谐。美国议会有些议员自2003年至今一再提出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惩罚性议案，虽然与其国内经济形势、政治斗争及国际关系变动密切相关，但也与其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直接相关。中美两国加强了解与对话，才是解决未来冲突的根本，而公共外交是最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之一。目前，在美国议会要通过对中国惩罚性法案之际，中国政府除了官方发表声明之外，还需对美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
首先，在官方层面上，我国应该利用现有的对话机制和对话平台，着力加强两国的战略互信。在美国公共决策过程中，表面上，议会、总统是法定的决策者，事实上，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公众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次，在民间层面上，要大力做好对美的公共外交。美国参议员均为各州竞选并代表各州利益的利益代言人，属于国家领导人层级的职业政治家，中国可以通过影响美国的舆论精英进而影响美国决策层，阻止此法案的最终通过。而其中，思想库作为思想的工厂，是美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者和政策框架策划者。因而，通过影响美国重要思想库，进而影响美国决策是中国对美开展有效公共外交的关键。第三，中国智库和学界要积极承担起公共外交行动主体、思想工厂和议程设置者的作用。第四，中国政府与其他机构要进行全方位的信息传播，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渠道和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舆论、影响舆论。
（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