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两会期间，因为十五位院士联名上书谁来种田，而引起整个社会对农业的担忧。按院士上书的意见，农村劳动力中，超过45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可以算作老年劳动力，算下来，中国农业劳动力中，超过45岁的老年劳动力至少要占到一多半，这样来看，中国农业已率先进入老人农业。依靠老年人来种田，来养活中国，按常识就有些不靠谱。老人农业更是难以与高科技、新技术、规模经营、现代农业联结起来。虽然中国有人多地少的国情，农户经营规模无法与美国平均每个农场400公顷的规模相比，但与东亚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比，并不小多少。但显然，日韩台的农业要比我们的高科技，要比我们有效率，最关键是现代农业发展得比我们好。因此，中国大陆要到日韩台取经学习他们的农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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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农业的实际表现却好象不错。去年粮食获得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八连增”，农产品市场虽然经常有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但这应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且这种波动很多时候恰是因为农产品生产得多了，引起菜贱伤农，而一旦农民种蔬菜少了，又引起菜贵伤民。总体来讲，中国大陆的农产品供给可谓是价廉，甚至也可以说是物美。尤其是相对于日韩台的农产品。我到日本访问，日本大学教授在买西瓜时也不敢多买，因为太贵买不起。我们的西瓜市场，供给充足，价格便宜到你吃多少都不会担心吃不起。而从粮食自给来看，中国大陆的粮食自给率在95%以上，日韩台的粮食自给率，以热量计，应在30~40%，这样的自给率水平，可以说是相当地不安全了。且，日韩台农业，政府财政投入极大，中国大陆则在2006年前仍然向农民收取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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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当前中国以上农业成绩包括粮食“八连增”的成绩，是在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背景下取得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明显加速，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达到两个多亿。一般来说，进城务工经商的都是农村优势人群，只有年龄比较大，身体比较差，家庭中有老人幼儿拖累的人才留在农村务农。也正是因此，十五位院士提出谁来种田的问题才会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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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问题与成功，都与中国有9亿农村人口的庞大基数有关。9亿农村人口，其中2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留在农村的还有7亿人口，其中劳动人口至少有3亿以上，虽然其中大部分是45岁以上的所谓老年劳动力。农村人口多，经营规模就只能比较小，规模经营就没有条件，且现代的高科技农业也就难以发展起来。同时，又正因为农户数量庞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与城市人口总量差不了多少，这样，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就极强，只要市场价格稍高，农民就会为追求高价而开足马力生产，结果马力开得大了点，供求于求，农产品跌价到惨不忍睹。
粮食生产上，九亿农民生产粮食，人多力量大，一个人生产粮食两个人吃，虽然效率不高，供给能力却还是有的。因此中国粮食自给率高。
因此，中国农业的问题在于，农业人口太多，没有农村人口进城，不减少农业人口，农民增不了收，农业无法规模经营，高科技的现代农业提不上日程。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情况不错，但获得此不错成绩的是远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指欧美日韩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劳动人口来取得的。代价很大。更大的代价是现代农业发展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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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恰在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减少农业人口，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自邓小平南巡以来，20年，中国已有2亿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但中国仍然还有7亿农村人口，并且进城务工经商2亿人口的绝大多数并未能成功融入城市，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子女仍在农村，他们的家庭收入是依靠年轻人外出务工和中老年父母在家务农，来同时获得两笔收入，从而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在城市就业机会渐少，渐难，进城农民工的大多数最终还要返回农村。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人口众多，且进城农民工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这是我们考虑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前提。或者说，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优先于农业问题的。
好在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至少在目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农业问题，而且要远比日韩台成功得多。或者反过来讲，中国农业竟然在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还解决了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不能不说是不可思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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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务农的中老年人，他们在城市就业已无优势，但从事小规模农业经营尤其是粮食生产，则是正好。或者说，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中老年农民的机会成本很低，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给自足，生活成本低，且在家乡的熟人社会生活，安全感高。他们生活的村庄，往往是一个生产、生活和人情三位一体的共同体，亲戚朋友都在附近，经常走动。有个农家小院，生活从容。愿意种树栽花，房前屋后空地多得是。在目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经营，并非繁重劳动。一年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有半年农闲。农闲间断地分布在农忙之间，春播，秋收，随着季节展开的是农民的心情，是他们的生活本身。天旱时盼下雨，农闲盼过年(因为过年时外出务工的子女都回来了)。因为心中有事要操心，因为从事农业生产有收入，人生过得充实有意义，劳动成了一种需要，这比被人闲养在城市有趣得多了。或者说，那些进城没有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他们在家种那点田，实在是玩儿一样，是一种享受，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生活。
农村低龄老人从事农业生产，高龄老人无力再进行农业生产，高龄老人子女必已年龄较大，在城市就业渐难，孙子也已经成长起来参加工作了。高龄老人的子女返乡务农。他们的返乡并非一次完成，而往往是一个过程。从40岁开始返乡，回来种一年田，又外出务一年半年工，再回来种田，经过几次往返，年龄越来越大，外出务工机会越来越少，务农水平也越来越高了。到了50岁，城市的灯红酒绿已经厌倦，农村山亲水亲地亲人亲。该落叶归根了，因此成功地从城市抽身撤退。从50岁到65岁，都是好的农业劳动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0年，进城农民中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都难以体面地融入城市，到年龄比较大，在城市就业已无优势时，他们就要回到农村。好在他们还可以回到农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城不再能回到农村，农民除少数体面融入城市以外，多数是不体面地落到贫民窟中。漂泊的不稳定不安全的贫民窟的生活质量，显然是远不如中国农民在农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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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未来30年，中国农村以中老年农民为主的农业人口，仍然数量庞大，且他们需要以“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来作为获取经济收入和展开人生意义的场所。他们是进城失败的人口，是城市所淘汰下来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种田几乎不计算自己劳动成本的群体，这样的群体种田，尤其是种粮食，就具有任何资本下乡进行规模经营所没有的无比优势。农业经营的特点是劳动难以计量，家庭经营，农民利用太阳未起之前和晚上太阳将落之后的时间，就可以打理好农田。资本规模经营，雇人照看庄稼，就一定要按日计酬，雇工就一定要磨洋工。最终，几乎所有资本经营的规模种粮，都敌不过农户家庭经营的种粮。家庭经营可以赚钱，资本农场却几乎没有不亏本的。家庭经营的粮食亩产都很高，而资本经营农场即使总产高，论起亩产，则一定敌不过家庭农场。
从生产粮食方面讲，或从粮食安全讲，既然中国未来30年还会有大量中老年农民要依靠农业，且他们具有高于资本进入的规模经营的亩产和赚钱能力，国家的农业政策就要保护老人农业，而不是支持资本下乡进入到粮食生产中。要保护农民，要让被城市淘汰的中老年农民在回村后仍然有从农业中获得就业、收入和人生意义的机会。政府千万不能支持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夺农业蛋糕，而应将农业蛋糕尽可能留给失去在城市务工机会从而劳动机会成本极低的中老年农民，让他们来分。一方面，未来30年，农民完全有能力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证粮食安全，另一方面，未来30年，进城失败的农民仍然需要通过分享农业蛋糕来获得收入和延续人生。
要限止而不是鼓励资本进入粮食生产领域。
8、
当前农村人口流出，农村出现空心化，尤其是农田出现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季节性抛荒，这也是媒体担忧谁来养活中国的一个原因。
但当前市场上各项农产品都供给充足。这就说明，农田季节性抛荒，是农民对农产品市场的自然反应。在市场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农民仍然开足马力生产，只会供过于求，以至谷溅伤农和菜贱伤农。若市场上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自然会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农业投入，从而增加农产品供给。
顺便说一句，面对农产品供求失衡，政府最好不要急于干预，而应让市场自动调节，政府的干预往往干扰了农产品供求的市场信号，加剧了市场波动幅度。
目前农村中有一定普遍性的季节性抛荒，耕地复种指数下降，这说明，中国农业仍然有增产的巨大潜力。谁来养活中国，并非现在要将粮食都增产存在粮库，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粮食生产能力，而不是多年超产了多少粮食。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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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民种田也并非一点问题没有。最大的问题是产中环节，因为农户经营规模太小，村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又太弱，而使农民在灌溉、机耕道建设、植保方面，难以进行有效合作。如何为小农提供产中环节的服务，这是当前国家应着力考虑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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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定不能鼓励更不能支持资本下乡，相反，政府对资本下乡，在有些方面还应有所禁止，比如禁止资本下乡种粮。资本可依市场信号进入到农民自己无法解决的加工流通销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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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