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天地间，依赖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共构而成的物质、能源、信息的组合或转化才能生存、享受和发展，因此，自然资源构成了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第一道“边界”。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因此，中国和平崛起迫切需要破解有限资源论的魔咒，突破或延伸自然资源的“边界”，走出创新发展之路。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界的资源有一定总量限度。若没有技术创新、生产力没有发展，资源使用效率没有提高，资源总量就会处于不断缩减之中，各种矿物和化石燃料，泥炭、煤、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等资源都是在地球长期演化历史过程中，经历漫长的地质时期形成的，再生速度很慢或几乎不能再生，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速度过快，只会消耗而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储量或再生。
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各类生物资源等可再生资源可反复利用而不枯竭，但这些资源的再生，也受技术进步和时空结构的限制，可再生资源的时空“边界”约束，制约了人类可再生利用的限度。再生资源如受到污染，就在长期内不可再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这些资源的消耗量与日俱增。金、银、铜、铁、铅、锌等随着技术提高可回收利用的效率虽然也在提高，但总体上跟不上消耗速度。
自然资源只有当人类利用科技发现并利用为“使用价值”后，才能成为“资源”，否则为“废物”。只要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地球上甚至太空中的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理论上讲，技术创新将破解资源有限的魔咒，“资源有限”将向“资源扩展”转变。不过，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化所形成巨大生产和生活需求，资源短缺，价格上涨，将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技术进步导致成本下降与资源供应不足，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上升，将成为未来新产业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当然，如果技术进步快速，原来的废物可大规模成为资源，将为人类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不仅没有趴下，反而稳健复苏，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在页岩气开采技术创新上取得了突破，一举成为能源纯出口国，不仅改变了世界能源和政治格局，还从整体上降低了美国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中国如果聚集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太阳能技术上出现革命性的突破，提高转化率，大大降低能源成本，也将筑就中国的和平崛起能源基础。
当然，资源的稀缺性永远是经济学第一原则，而技术创新能使新资源不间断进入经济活动，并将资源利用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进而奠定环境保护与优化的经济技术基础。但是，面临资源约束，技术革命也无法全面解决资源供应难题。人类面对的资源，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人造自然和社会资源，而所有资源都必须与土地资源结合，比如城市不可能无限发放汽车牌照，因为土地资源制约了城市的交通。随着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土地在城市变成了资本化的资源。比如，高层商品房是典型的人造自然，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提高容积率，让更多的居民入住。高层商品房的出现，使城市克服了土地资源不足的短板，形成了与农村相比独特的、难模仿的、难转移的关键性的自然与社会交融的新资源。
土地是最大的自然资源，而以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为主体的“创新与先行”意识，则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如今在中国南方各地设立的各种先行区，目的就是通过综合创新，突破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约束，走出一条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的新路。而社会资源综合创新，正是城市和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比如，深圳特区作为国内土地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其新增可建设用地已极为有限。为此，深圳正尝试突破土地自然属性的约束，实现土地社会化与土地资本化的创新。比如，深圳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工业用地可申请进入市场流通，鼓励深圳市社区股份公司、保有富余产业用地的社区企业，以资金、土地、厂房入股等多种形式参与产业项目建设，引导“地主”参与产业转型升级，以土地资本化的方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水平和效益。又比如，深圳前海的土地运营方案，将结合产业细分及升级转型需要，根据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企业规模和行业特点等，在供应方式、供地年限、地价标准等方面研究制定差别化供地政策，尝试土地的差别化供应。政策创新如果加上金融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深圳前海有可能形成土地资源利用的创新模式。
在我国沿海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土地即将售罄，以制度创新突破土地等自然资源约束，已是“创新型”的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制度创新、金融创新、技术创新，提高土地的综合效益，将土地资本化与城市资产价值提高相结合，或能从此彻底摆脱过分倚重“土地财政”的困境。
(作者系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