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第一次创业是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是进城务工经商,第三次创业则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乡村旅游。
一、第三次创业与前两次创业比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在土地承包后家庭能量得到充分释放,温饱问题很快解决后,手里有了余钱,他们就开始经商办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勃发,形成一个个专业户、专业村、专业片、专业市场,一度占据中国GDP的半壁江山。乡镇企业的兴旺发达,推进了城市国企改革,从而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乡镇企业的功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功不可没,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当年办乡镇企业与今天搞乡村旅游二者优劣凸显。
前者是浪费资源,后者是开发利用闲置废弃的沉睡资源并保护看守资源;前者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后者是保育修复生态环境;前者是必须靠自己千山万水地跑、千方百计地套、千辛万苦地找、千言万语地销,后者是靠网络坐在家里展示信息,等客上门;前者是误打误撞,后者是中外成套经验;前者是从事第二产业,后者是从事第三产业(产业层次升级);前者是短命的不可持续,后者是长久的朝阳产业。
农民工用脚踹开了城门,用最低廉的成本高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可谓盖世奇功。其间,农民工做出巨大的牺牲。开发乡村旅游与进城务工相比,对于农民而言,利弊显见。
前者是远走他乡,后者是足不出户;前者是寄人篱下,后者是自我做主;前者是都为别人忙,后者是全给自己干;前者是抛家别亲,妻离子散,鞭长莫及,后者是家的温馨,其乐融融,养老、育子、护夫(妇),昼夜呵护;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湖南邵阳黄荆乡有132个孩子失母,被称为“无妈乡”,全国现有6100万留守儿童,2000多万流动儿童,还有几百万流浪儿童。四川启动招募“童伴妈妈”计划,每人负责一个村的留守儿童,招募19-55岁妇女,年补2.4万元,工作经费1万元。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条好路径。全国乡村教师3年流失30%,和平年代,教师投笔从戎:湖北沙洋县172名老师改行当保安,甘肃会宁县180多名新招录的警察有171名来自教师队伍。一面是孩子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一面是教师闲置流失,这是一种畸形的错位。
前者是东奔西走,跳槽不断,乱选职业,难以积累技能,后者是稳居家中,积累职业经验、积累人脉、积累市场、积累技能、积累自己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打造百年老店。
前者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后者是可以兼业务农。在日本,收入10%来自农业即被视为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被视为第一兼业农,次要收入来自农业被视为第二兼业农;中国农民兼业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国情决定的。
前者是职业病高发,后者是身心健康。2013年公布的《职业病分类目录》共10大类132种。职业病具有隐匿性强、治愈率低、分布行业广、中小企业多、患者流动大的特点。农民工多发尘肺病、高辐射、铅中毒、苯中毒、噪音聋等,全国两亿多职业病患者80%以上是农民工,仅尘肺病患者就达600万以上,尘肺病具有不可逆性。欧洲最后一例尘肺病人是在19世纪,美国最后一例尘肺病人是在1930年,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人是在1970年,而中国还在高发。
前者是被熟人社会逐渐抛弃,后者是尽享家园红利。家园红利是农民最大的无形资产,在应急事务、资源配置、矛盾调处、互帮互助等方面,是农民世世代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经济学讲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还有一个社会资本,而在中国社会资本尤其重要,它包括信任、关系、规则等,家园红利就是社会资本。
前者是乡村优质资源的外流,后者是把乡村优质资源留住,同时把城市文明引入乡村。今天是城市资本过剩的时代,城市资本到处寻找出口,乡村旅游把城市资本吸引到乡村,为新农村建设培育内生性的物质基础。
前者靠的是城市资本的吸引,后者靠的是农村资源的吸引。
前者农民工进城为找“忙”,后者市民下乡为找“闲”。
前者农民进城是挣钱,后者市民下乡是送钱。
前者使乡村衰败凋敝,后者使乡村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凡乡村旅游发达的地方,经济社会都显出一片繁荣景象,文明程度与日俱增。
第一次创业是半脱农状态,第二次创业是全脱农状态,第三次创业则生于农、长于农、盛于农。农为根本,无农则亡。前两次创业只在二产三产中打转转,第三次创业则使一二三产融为一体,种养加销结成环链,打造出农业产业利益共同体,使产业价值得以整体提升。前两次创业都是在外部环境不宽松的背景下闯出的路子。第一次创业,务工经商被视为投机倒把,只能偷着干,席卷农村的暗流终于教育了那些左得发紫的干部,使政策逐步放活,先后经历了土地、经营、领域、空间、组织等五个领域的“放活”。第二次创业时,农民进城要跨过三道门槛:请假、介绍信和粮票。农民挤开城门时,当时的政策只开了一条缝,叫允许自带口粮进城,随着农民的大量涌入,政策才取消种种限制。当时,农民进城比今天出国都难。眼下中国农民进行的第三次创业,政策不仅没有约束,还大力鼓励支持帮助。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旅游观光农业定义为“在乡村开展的旅游,田园风味是观光农业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乡村旅游的核心是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它以农村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方式为旅游的吸引物,不光具有旅游、观光、休闲、养生等多重功能,还具有传统“耕读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结合传统民居如福建土楼、广东碉楼、浙江诸葛八卦村、安徽宏村、西递、湖南张谷英村等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剪纸、泥塑、木雕、乐器、演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组成了极具美学价值和灵性的乡间大美图画。
孔子最高兴的事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第26),这是乡村旅游的畅快。
刘邦当了十二年皇帝后,于公元前195年10月回乡住了20多天,写出名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乡村游的显摆。
谢灵运开山水诗派,“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的名句。后人便有了“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的跟风潮。足迹踏遍名山秀水成了那个时代的时髦。
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对醇厚乡风、热情乡民的深情讴歌,这是对“十里桃花、万家酒店”的深情寄语。
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是准备做农家乐的回头客。
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交通通讯不发达时代寻找农家乐的“定格照”。
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是对暮色初上的山村妙景的细细品味。
唐代的终南捷径,其实也是去山村隐居体验休闲观光的乐趣。然后见机结识名人,通过名人举荐走进上流社会。游历隐居乡野变成了名人的政治目的。当时的终南山里,乡间别墅一定十分壮观,“农家乐”一定十分发达。中国古代文人有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叫“诗酒田园”,身居田园,饮酒作诗是文人的追求。
乡村与旅游在西方两个词语被组合起来,起源于欧洲19世纪,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乡村旅游应该起源于城市诞生之时,其后贯穿始终。“叶落归根”、“常回家看看”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观念。因此,乡村旅游不是西方的创造,但形成产业却是西方早于中国,一百多年前的法国、意大利就已形成风潮。今天,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美国等已把乡村旅游作为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避免农村人口过度流向城市的重要手段。英国调查显示,约25%的人每年多次或经常访问乡村,约50%的人偶尔访问乡村,84%的人每年进行一次以上乡村游。英国有一句妇孺皆知的箴言:“英国就是乡村,乡村就是英国”,英国人当今追求的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城市上班工作,在乡村居住生活。在英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挂着“B&B”牌子的农家客栈(B&B即Bed床和Breakfast早餐)。
乡村旅游的七大推手:一是收入的提高,二是交通通讯的发达,三是休闲时间的增加,四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五是城市病加剧,六是盛世乡愁的呼唤,七是城市家庭机动化水平提高。
乡村旅游是传统产业的替代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产业,不断升级的创新产业,与“食”俱进的朝阳产业,乡村变革的牵引产业。
乡村旅游具有“四生”功能:生产的参与、生活的融入、生态的享受、生命的体验。
乡村旅游最直接的功效是“七洗”:洗肺、洗胃、洗眼、洗耳、洗身、洗血、洗神。
农业旅游与乡村旅游的不同:农业旅游可在乡村也可在城市,日本城市有几千家农业公园;乡村旅游只在乡村,它不仅包括景观、设施,更多地体现为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体验。
乡村旅游对象是市民、中产阶层、外地人。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发现乡土文明的自身特点。弯曲的道路、狭窄的街道、错落的土房、窑洞、木屋、竹楼,乡村旅游务必突出农村性;务必坚持原生态有机绿色的理念,维持没有竞争力的农业农村农民在发展过程中筑起的社会屏障、技术屏障、生态屏障,杜绝非农化、逆农化、反农化。
乡村旅游贵在亲和力,通过个体的感知与交流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无关利益争夺,亦非零和游戏,是人民群众自在自由自然的交流交往,过程是观察和体验,效果是感受和领悟,结果是情感的再造与升华,有天然的亲和力。庄子“乘物以游心”是对旅游的最好注解。
乡村旅游妙在自发性。“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是最好的诠释,旅游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标准,生活品位的象征,自发自觉自愿自主。
乡村旅游功在文化流。自然环境的差异、风土民情的差异、人际交往的差异、语言思维的差异等是吸引点。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寻找的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在游的过程中,游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把异地文化带入旅游地,双方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不分地域、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意识形态,互相渗透,实质上是以人和物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大流动。
乡村旅游具有“五闲”特征。开发闲置资源,吸引闲暇市民,整合闲散时间,服务闲适游客,滋养闲情逸趣。
休闲游的最高境界是使人自在、自由、自得,实现生存境界的审美化和审美境界的生活化。休闲文化自先秦即有行为现象,至宋代相当繁荣,上至宫廷,下至百姓,蔚然成风。改革开放前,1967年国务院发布“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中国从此进入“三十不停战,初一接着干”的革命化春节时代,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读者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1980年全国普遍恢复放假。一个畸形的时代,休闲没有话语权,被斥为封资修的东西大加批判;今天又大行其道,但出现休闲消费异化现象,产业化、标准化、甚至炫耀化(盲女舔脚),背离休闲的本质。应引导健康有益的休闲文化,实现审美养性的美学价值,不能为钱所累,为闲所困,应通过合理的心性与观念的调节,把握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生命的自在,体悟的自由,心性的自得。传统的休闲审美境界分为三种:遁世境界、谐世境界、自得境界。遁世不可取,谐世、自得才是应取的态度。
据有关资料统计,2013年全国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超过180万家,年接待游客9亿多人次,营业收入2700亿元,带动2900多万农民受益。2014年,国内旅游已达36亿人次,是1984年的18倍多,其中乡村旅游已达12亿人次,增长势头迅猛。浙江省湖州市2014年接待乡村游客超过2300万人,经营总收入40亿元,乡村旅游已覆盖全市25%的农村人口,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超过40%,农民人均旅游收入增加627元。截至2015年国庆长假,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国内旅游人次36亿,其中18亿在乡村,农民直接接待的至少6亿人次,如人均消费400元,则农民从乡村游中直接收入即在2400亿元,一个为18亿游客服务的就业队伍,应是一个几亿人的庞大群体。发达的瑞士被称为“三无经济”,无烟工业(手表、军刀)、无本买卖(金融中心)、无中生有(旅游业),旅游就是无中生有的经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