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昌平先生的新著《我向总理说实话》可以看作是所有正直的中国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心声的一次集中表露。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普遍受益的好年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事实上，在甘肃、宁夏等一些贫困省区，人民从来都是在苦难的重负中讨生活，在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努力挣扎。如果说整个80年代，由于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众消费水平整体提高的基础上，家庭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有效地促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对农业前景的信心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在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激进地走向都市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新富人阶层再生产资本和个人财富的积累程度和广度甚至超出了最富有想象力的普通农民的预想。这种都市/财富的双向互变的观念深刻地冲击着劳动力过剩的农村社会。一时之间，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繁衍的土地，蕴涵着多少历史传奇、童年回忆和亲友关爱的土地成为了一种羁绊，一种急于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紧紧束缚在农民脖颈上的枷锁。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淘金，干着最让人看不起、最低贱、最苦最累的活计，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劳动时间和劳动收益之间的比例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如果说这种所谓民工的劳动还不是被剥削，还不是普通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那只能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官僚和有产阶级的自欺欺人。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门口，我就亲眼看见一位须发皆白的乞讨者从垃圾箱里掏出行人喝剩的一罐可口可乐来解渴。在上海某园林公司工作期间，我也亲眼目睹了零下5度的寒冬中，几个民工是怎样挤在一张宽仅1.5米左右的学生宿舍床铺上互相用身体来取暖，而他们身上盖的被子比我春天盖的还要薄。我想许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和体验，同为中国人，同为社会主义的光环笼罩下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表面的浮华之下的苦难图景？新富人和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员在一掷千金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他们一顿晚餐的消费就可能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这种差距的公开化已经造成脆弱的农民心理的彻底失衡和崩溃，没有多少年青人还愿意守着土地老老实实地以汗水来换取几公斤不值钱的粮食和蔬菜。在这种连生存的最基本权利都难以保证的残酷的现实中，人的尊严、道德、价值都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
张承志在《心灵史》的部分章节中描述了他脚下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农民的生存状况：那些吃着苦苦菜而身体逐渐透明的人，那些在干涸的河床上无望地指望着庄稼的人，那些连一身衣裤都没有的女人......。他说："学生们个个发愤读书，为的是逃离家乡。"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沉痛的话语。他们似乎是脱离于整个欣欣向荣的社会的一群孤立的存在，他们被快速向前的幸福列车撞倒、碾碎、远远地抛在后面，永远也赶不上。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悲剧性质。也许《水浒传》中的一句名言预告了在中国的未来将会出现的状况："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们禁不住要追问是什么出了问题？是时间、地点还是人和社会本身？为什么农民在革命和改革的王国中本应是主角和主人的他们却永远要扮演受难者的角色，并且还要不断地轮回式地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历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孤独地无依无靠的呼喊声在整个喧嚣的语境中是多么的微弱而渺茫，他们的故事会造就一批小说家、诗人和学者，但是这些故事能否拯救他们本身？
如果简略地考察一下在都市中农民就会发现经过都市神话的潜移默化，农民身份变得暧昧而模糊。民工一方面受不住都市文明眩目的霓虹灯的强力诱惑，不断地要求自己迅速地摆脱农民意识和故土的风俗习惯而融入到都市中去，他们情愿成为都市的下等公民和农村的贵族而再不愿被都市摒弃。因而，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而出现在工地上的民工形象就屡见不鲜，他们甚至会无意识地保留西装右手袖口的标签。另外，一大群女性农民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在竞争激烈的都市中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而她们又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可以出卖。于是，保姆和发廊女成为女性农民为数不多的工作选择中空间较大的部分。在这两种职业的非官方资料显示，性侵害和自愿的性出卖的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我们很难将最淳朴、闭塞而又最具有传统观念的农民和妓女这一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是什么驱使着农民异化为都市的畸形儿？在另一方面，都市和农村生活的巨大差异又使农民的恋乡情结加巨，离乡/还乡的二元对立使农民的精神压力空前紧张。很少有学者将目光聚焦到农民的内心生活，他们往往热衷于数据和资料的收集、总结、归纳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换个角度说，如果农村的发展状况能够达到都市的一半，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不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于自己不熟悉的虚幻都市身上。这种还乡意识的结果是当部分农民的城市梦破灭之后，还乡的决心和还乡的客观不可能性逼使他们铤而走险，这也是春节前后伴随着春运的高潮的盗窃、抢劫等犯罪高峰的一大原因。外来人员成为原本安定的城市生活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客观上用于防范外来人员流动犯罪的投资就会上升，使国民经济再分配更加趋于不合理，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写在前面》一文中要对他的过去忏悔，李先生的人品和人格力量让我深深的感佩；但是"忏悔"有用吗？为农民做实事这一宽泛的概念如何来实施？如何在农业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大前景中切实地保卫人民的利益，迅速使农民获得与城市人相同或相近的经济利益和受教育的权利？这可能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样做和如何做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会规定中国社会的未来面貌。
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农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都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温铁军先生在《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当前政府农业政策失效的现实原因和认识误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对当下中国农业发展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温先生在结尾之处却透露了某种稳妥主义的立场："倘若没条件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重大的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这一立场根本上无助于事态的控制和解决，事实上，农村经济正成为一块没人愿意光顾和投资的荒地。人才的流失，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以及前一时期大造声势的"绿化农业"、"休闲旅游农业"、"生态农业"等等所谓现代都市农业的普遍低迷和经营不善都损伤了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兴趣。如何重建农民和农业有产者对中国原始农业可发展程度的信心，以及重建起一整套实验有效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当前农业发展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若听之任之，或返回到小农经济式的农村基本制度都只无法使农民回到土地中去。杜润生先生认为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之后，"三农"问题也就不其为大问题的论断也不免有草率之嫌。由前所述，农民进入城市，并不等于农民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以一种畸形化的生活方式在城市逗留，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永远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主人。城市的吸收力和自净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完全吸纳为城市正常运作的流水线上。这一部分的农民问题（包括生活和心理问题两方面）如果不能得到较为妥善的引导，将引发城市自身运作的危机，并最终拖垮城市浮华的经济泡沫。到时候，就可能不仅仅是"三农"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危机了。因而，乘农民问题还没有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根本矛盾而宏观和微观上进行控制，多途径、多策略、多用途的发展农业，保持农业经济的比重及其与其他产业系统的动态平衡，将农业作为中心议题而不是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那么农业的发展危机应该不是难以找到应对的措施的。
同时，"三农"问题不是一个纯技术、纯策略的问题，它所具有的难度在于：农民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体的当然代表，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就具有三情六欲，有思想和价值观念，处理不好就会在农业之外产生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当下中国正在由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变化进程中，这一宏观把握规定了当下农业结构的调整的必然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牺牲整整一代甚至几代农民利益的代价的合理性。如果这一结论在逻辑上可行的话，那么牺牲一代女性作妓女来换取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是合情合理的了，这显然是滑稽可笑的。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三农"问题必然是个极其复杂、盘根错节的社会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微观的农业策略时，顾及到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及后果，在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制定分阶段分步骤、多层次而又灵活的方针，建造和重建中国农民的幸福家园。在城市中的农民的利益也应该尽快地出台法律法规，保护这一部分无根的打工人员的基本生活收入和生活质量，保护他们应该享有的人格尊严和精神权利。这种策略必须是一种可解读的、可具体操作的诠释序列，以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消极执行及腐败官僚乘机执行其贪污、搜刮的职能。
诗人海子指出："人民的心是唯一的诗人。"人民是执政党服务的对象，不是随意可以驱谴的犯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满足高层主体需要而不尽力为人民做实事的战略都只能被证明是失败和行不通的。当前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不仅应该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并急需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几个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实验，扭转弱势群体继续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的颓势，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需求。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更多的像李昌平先生这样具有正义感的中国共产党员站出来，为人民谋福利，为了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