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翰福音8:21-24
一、财富和贫困的自增强
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之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
资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就形成一套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这套财富生产和消费机制，迎合了人类追逐财富、追求消费满足的欲望，从而对每个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产生了对资本强权的认同。由于几乎每个人都为资本所诱惑，资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强者。逐渐地，这一套机制扩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就演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资本化”。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中国人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说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世界机制，就是强强联合，是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弱者则往往形不成对等的合作，自然也就无法站在与强者公平交易的对等位置上。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是一套世界逻辑。
二、强者恒强的机制
这样一套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有一种“强者恒强”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个机制，可以叫做资源资本化。要知道，神给了人类足够生息繁衍的资源。每个地方的人，都拥有附在自己身上的人力资源，以及多多少少地拥有够用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还有文化资源等等。但是，这些资源放在穷人手上，没有变成财富。比如说，贵州的山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本地人没有将资源资本化的能力，或者意识。资源换不成钱，本地人只能守着这些资源，自给自足，也自娱自乐。本来，这无可厚非，甚至是可羡慕的。但是，人们的贪欲、资本的扩张欲，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于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强强联合，进入到这里，投资开发，水库电站、工厂商店，景点旅游等，森林被砍伐，把这些穷人的资源，变成了富人的财富，资源资本化了，穷人的生存根本，子孙后代的未来，也就岌岌可危了。
资本所有者掌握了资源资本化这样一个工具，就能够使财富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实现了财富的自增强。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等，要么为资本所占有，要么被资本所雇佣。是资本占有各大生产要素，而不是劳动占有资本，不是土地占有资本，不是技术占有资本，不是管理占有资本。是资本把上述要素整合在一起，推动了财富不断的创造，而在财富的分配上，自然也是资本留利占了大头，自然就出现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和劳动留利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这就是我们的发展主义，这就是近400年来人类发展的真相。可以说，整个人类发展，就是一个把资源不断转化为资本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资源资本化是“发展”的本质，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则是“改革”的本质。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积极的改革，应该是主动形成资源资本化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去事前减轻发展的震荡。而大多数改革则是消极的，是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出现了矛盾激化，不得不被动推出措施去缓解或者化解的。缓解或者化解得好，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好的改革，就会坚持下去；缓解或者化解不好，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会有新的改革机制纠错，使得这套发展机制持续运行下去。“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发展主义的永恒三角，内在的驱动机制，就是资源资本化。所以，无论如何改革，体制如何转换，资源资本化的发展逻辑，强者愈强的发展机制，不会改变。改革只不过是给这个庞大的发展机器，加一些润滑油，使得这个大机器更顺畅地运转而已。发展模式和改革模式，这两个轮子一块转，构成了一个现代化机制。不仅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和改革。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有更多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而非华盛顿共识所言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月前，我访谈非洲几个国家的部长，他们羡慕中国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外国资本、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给他们开出的经济药方面前，只能全盘接受。中国政府面临同样的压力，却一直保持了政府的主导权。他们之所以陷入粮食危机、贫困陷阱，是他们被自由市场经济化，已经失去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在这种基本背景下，我们考虑环境的命运，考虑农业的命运，就会比较清楚。相对于资本的强者恒强，环境和农业面临的，是穷人恒穷和弱者恒弱的逻辑。市场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将他们推到了发展的另外一个极端。2005年，我写了两篇关于穷人经济学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穷人恒穷的逻辑》，是偏理论的，阐述了穷人资源被富人资本化，从而导致穷人恒穷的机制。另外一篇，叫做《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我的另类黄山游记》，是由黄山的游历，来实证说明这样一套逻辑的。
三、农业作为弱质部门的的风险特征
不幸的是，农业和环境、穷人、穷国一道，被推到了发展主义的另外一端。我们常说农民是弱者，农村是弱势，农业是弱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农业生产者拥有的生产规模，通常是非常小的。你那一亩三分田，在资本面前，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根本就不会给你发言的机会。资本所有者会形成强大的企业组织，资本所有者会游说政府，在资本和政府这两个强势集团面前，农民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别说谈判了，连上谈判桌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谈判桌都没有。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使得市场机制所崇尚的fair play（鲁迅、毛泽东、王蒙把它叫做费厄泼赖），即公平交易，根本不可能形成。在公平交易不可能形成的情况下，农民就只能乞求被强势集团雇佣，为强势集团服务，同时也就处在受强势集团剥夺的位置上。
农村也是弱势的。相对于城市部门，相对于工业部门，农村同样没有发言权。
农业是一个弱质的农业，我们知道工业品的生产，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天气状况。风调雨顺与否，对工业影响不大，对服务业影响不大，但对农业却影响甚大，因为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农业的产出，更多的取决于耕地规模和天气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是自然界吸收阳光、空气、雨水、养料的一个自然过程，不像工业品和服务那样，完全由人为控制。农业生产的实质，不过是人接受神恩赐的过程，是将太阳能转换为食物能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实际上是由神来决定的，主要不是由人来决定的。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农业至少要比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多面临一项风险——自然风险。此外，我们还知道，在缺乏保护，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农民们又面临着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大的市场风险。而且，农业的自然风险，主要是由追求消费满足的，处于生存经济状态的小农承担的，这和追求利润的企业部门承担的市场风险，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叠加的情况下，农业就变成了一个弱质部门。这是从农业的风险特征角度去谈的。
四、农业作为弱质部门的供求特征
农业命运悲惨的另外一面，可以从市场的供求关系去看待。我们知道，人的肚子容量有限，农业最主要满足的，却又是人的肚子（吃饭）问题，我们的胃每天所消费的粮食是有限的，一日就是三餐，顶多像广州人所讲的三茶两饭。不管怎样，你的肚子一天吃的有限。我们比照一下人们对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容量，就知道肚子有限，对于农业的意义了。因为，人们对于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对于第三产业服务的消费能力，近乎是无限的。就工业品而言，比如说过去有大哥大，一个公司有一台很不错了，很威风。后来可以过渡到有BB机，有手机，过渡到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过渡到一个人甚至可以拥有几个，这是工业品的扩张，在一个小小产品上的体现，可以说，人们对某一类工业品的消费，可以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持续扩张。同时，这种消费还具有非排他性。你拥有手机，并不排斥你去看电影，去买DVD，去开汽车，不排斥你去消费其他的工业品和服务。但是我吃饱了饭，就排斥了我继续吃其他东西，因为我肚子饱了。所以，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本质上来讲可以无限的扩张。服务的消费更加可以无限的扩张。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一个月看一场电影，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现在可以一周看一场，或者一周看几场，我甚至可以一天看几场。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印度小伙子连看了120个小时电影，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服务的消费，互相之间也很少具有排他性。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扩张能力有限的一个微观基础——每个人在农业需求方面的扩张能力有限。或者更明白一些说，农产品消费面临的是单一消费功能约束，是生理约束，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面临的是多种消费功能约束，是心理约束。前者是一种生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后者则是心理上的消费欲望，近乎是无限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也明确说明：“对食物的欲望是受每个人的胃的狭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对便利品、房屋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似乎没有什么界限和边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相对于工业品和服务，在消费需求这个微观基础上的巨大差异。进一步的，农产品消费能力这个微观基础加总，成为一国，甚至整个人类对食物总消费的有限需求。我们知道，食物是供人类食用的，人类的再生产周期很长，且具有粘性，在短时间内难以出现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有大幅度的增加。
刚才是从需求讲的。我们再从供给上讲。上文提到，农产品的供给，主要是由农地规模、耕作条件、天气变化等自然因素决定，播种和收割在人，叫万物生长的，乃是神（哥林多前书3:7）。人们在农作上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对农产品的产出有影响，但作用有限，短期内也难有大的突破。
供给和需求都相对稳定，这是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当供给和需求大体比较稳定的时候，农业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部门，在稳定中发展。但问题来了，扩张能力有限，是不符合资本本性的。资本的本性，是要扩张的。只有在扩张中，资本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即使是农产品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下，资本也不太愿意进入，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勤劳，成为致富的一项充分条件。可是，当多数国家农产品已经进入过剩经济状态的时候，不仅是资本更加不愿意进入农业，连劳动，也不愿意过多进入农业了。因为勤劳，已不再是致富的充分条件。我曾经访谈过一位农民工，他告诉我，现在人不能赚钱，只有钱才能赚钱。这位在城市与农村的夹缝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农民工，面对他的农民父亲“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家训，用自己的生命阐述了这个劳动难以说话，惟有资本说话的过剩经济时代，对我们既有观念的颠覆。就整个农业领域而言，伴随农产品过剩的，是劳动力过剩，或曰闲置。劳动力的闲置，不仅是生产能力的闲置，同样也是消费能力的闲置。这使得所有处于生产过剩状态下的劳动者，都面临着劳动中断和消费中断威胁，无法和资本所有者形成对等的谈判。于是，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生产过剩条件下，大众本已稀缺的消费能力，愈加稀缺。这又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加剧财富积累的两极化，以及消费满足程度的两极化。少部分人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则囊中羞涩。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产不增收”、“勤劳不致富”的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现象，一再上演了。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言：“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文明时代。
由于资本不喜欢农业这样的难以扩张的特征，又由于我们早已进入了事实上的过剩经济（不管我们把它叫做相对过剩，还是绝对过剩）。如果让资本自由选择，资本大多数投向的不是农业领域，而是工业领域，是第三产业服务领域。因为只有在无限扩张的部门，才能创造不断扩张的财富。农业领域很难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让市场配置农业，肯定会出现农业的相对萎缩，这就是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描述的农业小部门化问题。
认识了农业的风险特征和供求特征这两大规律之后，我们再将话题转到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农业补贴上。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去指责发达国家，说他们在干预农业生产，提供高额补贴。要知道，可能是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因为他们很清楚，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他不能看着让农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继续下去，否则我政府就失灵了。
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农业补贴。很明显，农业是提供生存必需品的部门，农业已经由一个产业性的生产部门，在慢慢转变成为一个提供全社会生存必需品的公共部门。所以，将农业当作一个产业，将农产品当作私人物品，是对全人类生存必需品认识的不足，是对农业多功能性认识的不足，说可怕一点儿，是在挑战全人类、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利。农产品既然不再是私人物品，或至少不再是纯私人物品，就不应该由市场来提供，或至少不应该单纯由市场来提供。在发展中国家，有一批人批驳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比如，有一些言论说，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竞争不过美国、欧洲、日本的农民，是因为他们高补贴，我们没有补贴。政府不仅没有补贴农民，农民反过来在补贴政府。在2004年之前，中国的农民还一直交着农业税！什么时候他不补贴了，我们肯定能竞争过他们。可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永远穿着高补贴这双耐克鞋，我们至今还是光着脚，前些年腿上还绑着沙袋。他们穿着名牌鞋，我们光着脚，绑着沙袋，怎么和他们去进行百米比赛？！将两种，甚至多种耕作性质完全不同的，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农业模式去同台竞争，是人类不顾广大农民死活，同时也最终不顾自己死活的血腥厮杀。将97％的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的小农，与3％的开着联合拖拉机，又从政府手中拿着高额补贴的农场主，拉去同场厮杀，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在这样一套世界体制下，97％的小农，守着本已十分微薄的、还在不断被瓜分的农业利润，已经连自己的生产成本都难以补偿，处在生计都难以维系的境况，我们居然还让他们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参加所谓的自由比武打擂，良知何在？！引用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所以，要认识到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害，认识到当前粮食危机的根源，认识到人类共同把自己，逼上了用食物自杀的绝路。
回到市场失灵的论述，由于农业本身经营的特征，已经决定了发达国家必然要补贴，中国也必然要走向补贴，甚至高补贴。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中国自2004年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从汲取农业，走向了补贴农业。至少领导人意识到了，粮食是本国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有义务让每个国民获得这种生存必需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中国才会愿意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制度，要保护耕地。这已在事实上反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十分巨大。
六、依然落入发展主义逻辑的农业保护
可惜，我们中央政府保护耕地的意愿虽然十分强烈，但保护的能力，却是很弱的。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中央是要保护耕地的，因为中央知道，这是在保护国家公共物品的供给，在保护国家安全，甚至国家主权。但是地方政府却有另外一套行为逻辑:我只是一个地方政府，只在这个地方的任期内干上有限的几年，有什么义务提供国家公共物品呢？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有利用“强者恒强”的机制，把资源资本化，才会有GDP、才会有财政收入，才会有政绩。在中国现有的短任期制度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所遵循的，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逻辑，只是上文我们所言的资源资本化的逻辑，不会愿意提供国家公共物品，甚至连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都不太愿意。
当发达国家普遍意识到农业要保护，中国也意识到农业要保护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图景：政府有意识地促进农业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给。但是在促进的措施上，却重又走向了制度惯性的、强强联合的发展主义逻辑。在欧美发达国家，补贴只会落到商品化农业上。为什么呢？只有商品化农作，才能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去支撑更多的城市人口，才能形成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不会补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会去补贴产业化农场，通过强强联合，去挤垮这些小农场。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协助大资本挤垮小农业，最终使小农场纷纷走向破产兼并的道路。从1930年代到现在，美国的农场60%以上已经破产了，这使得美国的农场数量减少了60%以上，接近70％。在1935年，美国农场数量是681万家。1950年，下降到565万家；2006年，再下降到209万家，目前的农场数量不足1935年的31％，1950年的37％。1935年以来，470多万家农场被破产兼并，而主要农作物耕作面积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兼并主要在商品化作物之间进行的，小农场被不断地挤出商品化作物的生产。中国政府目前在农业上的作为，也近乎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也是在协助大资本挤垮小农。这又是一个强者恒强的资源资本化机制，在中国的体现；又是一个强强联合的机制，在农业领域的体现。
七、我们上升的梯子已经断开了
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他无力自行提供粮食这种国家公共物品。于是，就想吸引资本对农业加大投入。我们又已经知道了，由于农业的风险特征和供求特征这两大基本规律的存在，资本并不愿意投入农业，那怎么办呢？就要采取办法吸引资本。要吸引资本，就要给资本开出优惠的条件。这些优惠的条件，包括了允许资本占用更多农地，去实现机械化，进行大规模标准化、产业化的生产，这样一个生产方式要耗用石油，要耗用化肥、农药，因为仅靠劳动，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生产的，不可能做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使农业劳均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而提高的代价，是消耗能源发展农业，使农业和能源紧密地联系起来。本来，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的传统农业，和能源供给，并无直接联系。但这几十年来，产业化农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粮食产量与石油供应，出现了越来越紧密的相关关系。产业化农业，不仅仅是把当前的太阳能转换为食物能，还另外耗用了大量矿物能（史前的太阳能），将其转换为食物能。有一位农业专家曾说，所谓现代农业，或者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借助土地，把石油转化为粮食。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事实也大体如此。
通过能源的投入，带来粮食的产出，是产业化农业成为主流农业模式后，必然出现的现象。虽然这只是世界上3％的农民所为，97％的农民，仍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关于这一点，可见我2008年的一篇文章《粮食主权、粮食政治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但这3％的农业机械化、石油化和化学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后发国家模仿的对象。这会进一步加深农业和能源，和全球环境变暖之间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石油农业和化学农业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目前在中国，也是大行其道。
但另外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这样的模式能不能持续？如果能源是无限供给的，石油是开采不尽的，生态环境是一直可持续的，这样的农业模式就可以一直往前走下去。可惜，这些基本假设，都不成立。当前，人类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能源紧缺。伴随石油峰值的来临，石油价格的上涨，将会是刚性上涨。本轮石油危机，就不再是前几次那样的短期危机了。与石油危机相伴而生的，就是粮食生产危机。高油价，必然伴随着高粮价。这就带来了机械化、产业化农业生产的危机，也使得现代农业的图景，规模农业的图景，到此为止了。进入现代农业俱乐部的国家，会进一步俱乐部化。而没有进入这个俱乐部的国家，将永远被排斥在外。美国式的现代农业，可能永远会成为一个梦想，更确切的说是幻想，而不再可能是后发国家的现实了。美国梦，将永远是一个梦。因为仅仅依据资源条件，就决定了世界上只可能有一个美国。2007年，有一本书在中国热炒，题目叫《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说的是当今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现在的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后发国家上升的梯子，不仅是被发达国家踢开了。仅仅就能源的可持续供给上，这个梯子自己就已经断开了。
八、逃生的门是窄的
危机已经摆在面前了，我们难道没有逃生之路了吗？
的确，我们的逃生之路，是非常狭窄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
耶稣基督所言的窄门，是信从天国的福音。而我们若仅就农业模式而言，这个窄门就是逐步恢复，至少是有意识的保留和保护依靠人力和畜力的小农耕作，逐步减少甚至斩断近几十年来才形成的农业对于石油、化肥、农药的依赖。可惜，让这样一部庞大的现代化大机器，停止原有的运作模式，转向对于小农耕作模式的臣服，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门是窄的，在资本主导世界的今天，近乎不可执行。
但从现实可行性上讲，我们又别无选择，只能重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能重新设想靠劳动力，靠畜力作为主要的耕作动力的制度，只能试图重建本地化的、自给自足的食物体系。这可能是惟一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恰亚诺夫和斯科特的理论早已经证明了，这也是更具有生命力的农作模式。是的，机械驱动的农作模式，看来更为强大，但是一切断能源供给，马上就会车轮停转，它是非常脆弱的。说大一点儿，整个现代化系统，都是非常脆弱的。2008年中国雪灾、汶川地震、南方水灾等发生后，油、电、粮食、道路、手机信号等任何一条供应链的中断，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已经清楚显现了现代化系统的脆弱。
现实问题是，我们的思维，都已经换成了发展主义的思维，换成了石油农业和化学农业的思维，就很难转回头去欣赏可持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耕作传统，我们甚至会斥之以愚昧落后的字眼儿，世界已经无法走回到这种耕作模式上了。我们也看到，美国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他只能加强石油等能源控制、加强可替代能源研发、加强粮食体系的全球扩张，使得在这场一同奔向死亡的竞赛中，他能挺到最后。他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就产生了路径依赖，只能一路走下去。
甚至连朝鲜这样的后发国家，都难以走回头路了。文佳筠论述过朝鲜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和发展石油农业、化学农业的失败，以及大饥荒的来临。温铁军也去朝鲜做过调查，发现朝鲜已经有两代人没有人力和畜力农作的经验了，农民们已经不会看天时，不会堆肥，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原来依靠苏联建立的一整套现代化农业模式，在1990年苏联解散之后，几乎全部瘫痪。苏联给朝鲜建设的一整套大机械模式，无法运作了，甚至连零部件都无从更换。而且朝鲜没有油气资源，又没有钱去买石油，所以那些大型机械就停在农地边儿，成为一堆废铁。一半以上的农地，没办法进行机械化耕作了。而重回到靠人力劳动、靠畜力耕作的模式，又十分困难。要知道，已经是两代人已经只会用拖拉机，不会靠双手耕作了。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模式转换成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90年代以来，朝鲜农业大幅度减产。仅仅不懂收割、打场等收获损失，就达到了36％，由此，引发了粮食危机，出现了大饥荒。更进一步，伴随粮食主权的丧失，是国家主权的丧失，导致了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听命于他人。你饿着肚子，为了有口饭吃，就得乖乖地参加旷日持久的六方会谈，接受他国开出的条件。不吃嗟来之食，那是中国文人一时的血气和骨气。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没饭吃的时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出让国家主权，可能是无奈，却又十分现实的一种选择。
九、极化效应与全球大危机的即将到来
我们看到，从农业，到能源，到环境，前景都是十分黯淡，因为这套模式，还在极化效应当中。人类要想改变自己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改变自己追逐利润、追逐财富、追逐欲望满足的行为模式，近乎是不可能的。读经济学，读懂了均衡，只是读懂了一半，还需要读懂另外一半——极化效应。否则，你的经济学只能得50分，或者说50分还不到。因为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大方向上，这个世界主要是在极化效应的运作模式当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小银行和大银行、小国和大国、穷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穷人和富人……从总体趋势上，市场是在将这个世界推向两极分化，而非协调均衡。自然，危机和矛盾只会一步步累积，最终走向灭亡，而非进步。仅就农业而言，回到勤劳致富，回到自给自足，回到本地化农业，回到依靠劳动、依靠畜力的可持续生产模式，都已是不可能任务，遑论整个人类行为的改变呢！
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局部上做一点努力，做一些改良性的行动，使一批先知先觉者，能够及早回转，或许还能有一点儿出路。但就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而言，大机器已经开动了，人类走向危机的程序已经启动了，可能无法停止运转了。所以，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一并爆发，并且螺旋式发展上升，最终又和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消费危机和生态灾难相伴随，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危机。当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个世界在一步步走向虚拟化，走向从依靠实物财富，到依靠虚拟财富，再到依靠纸币、衍生品、信心以至谎言，以维持市场的繁荣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就能看到这个体系已经岌岌可危了。至于会不会酿成类似1930年代的全球性大危机，或者远远超过1930年代的大危机，我们无法左右，只好拭目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