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的比较政治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精英自律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种“忽视”是现代政治科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去道德化的自然后果。通过考察从近代到当代几个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以及其后的治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精英自律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就较为成功；反之，政治发展就较为失败。这种探讨提醒政治研究者，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具备一定品质的精英发挥积极的作用。比较政治研究需要从忽视德性的潮流中走出来，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精英文化、尤其是精英品质的研究。
将德性与政治分开是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受此影响，在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德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从而给优良治理的解释留下了一个黑洞。在一个国家，现代民主平稳地出现，然后又优质地运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非西方国家更是如此。制度决定论者难以解释人们遵守制度规范的背后动机，理性选择论者解释民主失败比解释民主成功似乎更有说服力。民主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物品，它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尤其是精英的能动性。离开精英品质的作用，就难以解释优质民主的出现和运行。本文试图通过近代和当代政治转型的一些案例，对这一主题做一启发性的探讨。
在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兴奋点从民主条件转到民主转型，再转到民主巩固，人们的困惑也随着发生转移。以前较多的困惑是：民主条件似乎具备了，为什么民主转型没有出现；后来较多的困惑则是：民主转型似乎完成了，但为什么民主巩固不了。根据林茨和斯特潘的定义，一个巩固的民主意味着大多数国民，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认可了民主政体，不会采取重要的反民主行动，并习惯于服从民主政体下的法律、程序和制度。[1]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似乎巩固的民主也可能是一个低质的民主，会产生大量的腐败、混乱和低效。这种短期看来所谓巩固的民主也有可能最终崩溃，或者长久地处于治理失败当中。因此，上述作者警告性指出：“在美国，有影响的自由理论家有时会过于单纯化，鲁莽地鼓吹完美的民主政体。在这种背景下，民主的胜利不仅不能号召，而且很危险……更多的研究必须致力于考察实际存在的民主政体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新的政治计划，以及研究努力必须致力于改善巩固民主的质量。”[2]这个民主质量问题是以前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学者所忽视的，他们宁愿将民主与治理质量切割开来。如亨廷顿所说，“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是无效率的、腐败的、目光短浅的、不负责任的，也许受特殊利益的主宰，不能采取符合公益的政策。这些特征也许让这些政府不受欢迎，但不能改变它们的民主性质。民主只是一项公共优点，而不是唯一优点。”[3]
然而，如果人们认识到自己追求的民主可能是充满上述弊端的民主，他们还会有追求的动力吗？一些学者开始认真反思那种偏狭的民主思维，寻找内涵更丰富的民主。
考察民主质量，离不开民主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尤其是文化的土壤。在半个多世纪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围绕政治文化生产了一些经典的作品，譬如说阿尔蒙德对五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地区公民信任网络的研究等。阿尔蒙德与帕特南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关于政治文化与民主质量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重要呢？政治研究者们有个大的共识，那就是民主制度不足以自行于天下，它需要人来运作，而运作民主制度的人是有着各种不同观念和心理的人，正是这些不同的观念和心理造成了民主运作的不同效果。阿尔蒙德开创性的贡献就是通过经验调查的方式，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认为在积极参与和消极服从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的公民文化是稳定而有效的民主过程的保障。[4]阿尔蒙德尽管主要以西方国家为案例来研究政治文化，但这项研究的重要目的是给那些非西方新兴国家提供参考，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培养民主文化的重要性。阿尔蒙德的研究强调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帕特南的研究则强调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文化，认为公民之间形成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网络，或者说建立在共和美德基础上的公民共同体增加了代议民主的良好绩效。[5]
然而，这种对公民文化的研究相对冷淡了一个重要的传统命题，那就是政治人口分为精英部分和大众部分。如果说大众部分的文化对民主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精英部分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才是政治生活中不断作出政治决定，或对政治决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群。如果公民德性是重要的，那么精英德性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其实，我们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不管是哪种政体，如果统治者能够照顾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正常的政体；如果只照顾自己的利益，那就是变态的政体。[6]也就是说，统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德性。这个传统命题被现代政治学所抛弃，因为据说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德性和政治分离，现代民主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通过选举、分权等制度，实现了将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愿望，迫使他们关心被统治者的福祉。看到了这一成就的政治学者达尔给民主下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民主是普通公民借以对领导行使相对强的控制的过程。”[7]这个定义本身意味着，现实民主的前提是少数人在统治多数人，而不是相反。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前提下，多数人所可能追求的目标只是对少数人的控制而已。在现代国家，这种民主控制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呢？熊彼特给出了经典的解释，“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争取做决定的权力。”[8]有学者称只能行使这种同意权的人民为“半主权的人民”[9]。尽管人们想尽办法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增加对少数人的控制，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种控制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政治精英的很多行为仍然游离在这种控制之外。那种关在笼子里的说法是一种夸张了的说法。更清楚一点说，政治精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脱离民众的控制，脱离制度的控制。然而，脱离民众和制度控制的精英行为并不必然是放纵的行为，他们还有自我约束的一面，这种约束对于民主的良好运行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被当代民主研究者所忽视的。
精英为了公共目标而对自我欲望进行约束的行为可称为“精英自律”，它既是一种德性的现象，也是一种制度的现象。将精英组织起来加以训化的制度，尤其是一些传统的和团体的制度对精英自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制度与现代民主并不是冲突性关系，相反，它们可以为现代民主的良好运行提供强大的支持。譬如说，西方的教会制度，在训化精英、保持德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现代政治学，就像现代经济学一样，对这种前现代文明中的制度常常不屑一顾。现代政治学所描述出来的现代民主体系存在着一般人难以察觉的漏洞，大家迷信现代制度的力量，其实，如果没有另外的东西约束着政治精英，现代民主体系会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体系。德国学者希尔施认为，现代西方自由社会能够正常运行，是因为它“还根本不是完全世俗化了的，完全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事实上，它们赖以生存的是别人的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的德性遗产”[10]。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现代民主的人，大多是将西方社会肌体的某些器官切割下来，推销出去。非西方社会引进这些器官时，产生各种排斥性反应也就不奇怪了。要克服这些排斥性反应，就需要寻找非西方社会支持优质民主的良性因素，精英自律就是其中之一。精英自律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消极的，就是不利用权力窃取已有的公共物品，也就是保持廉洁；另一项是积极的，就是奉公有为，努力提供新的公共物品。下面主要就前一项内容进行比较。
近代欧洲政治转型中的国王—贵族自律
西方各国的民主状况历史上差异很大，质量有高有低。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英美的民主质量较好，法意的民主质量较差。尤其是英国的民主质量，长期受到学者们的称赞。至于其原因，有很多种解释，典型的就是阿尔蒙德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所做的解释。他认为，英国政治文化实现了公民积极角色和消极角色之间的平衡，而且这种平衡有点儿倾向于臣民的、依从的一面。[11]然而，为什么英国公民比较顺从精英的权威呢？如果精英缺乏自律，是放纵的一群人，那么这种顺从是难以维持的。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精英的自律品质是比较高的，但这种品质并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物，而是该国传统的产物。
15世纪的英国学者福特斯鸠认为，英国拥有足够的财产殷实之人，他们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免受他人权力干扰来为共同体的利益而独立行事，而且他们与周围的邻居密切地互动，保持了诚实的品格；相反，法国那些拥有巨大权利和财富的人通常不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12]英国精英群体，包括上层贵族和中间层绅士，在近代以前就形成了为公共利益而承担责任的意识。[13]无论在国家治理还是在地方治理中，这种意识都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
英国精英群体的品质在向现代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英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开端，人们容易想起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当时一些贵族为了自身利益，设计了个圈套逼迫国王妥协，满足了保护贵族特权的要求。然而，一位深入研究大宪章事件的学者J.C.霍尔特则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最让人惊讶的是，1215年抵制国王的那些贵族并不是作为追求个人目的的封建武士集合，而是代表同一个共同体，而且他们从国王那里索取到的写进《大宪章》中的约定保护了教会和社会中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利益”[14]。
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以前的英国所成长起来的自由意识，是一种有德性的自由意识，它逼迫那些精英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承担责任。这一点在法官身上充分体现出来，自由和权利意识要求“法官必须不考虑个人因素，根据法律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贪欲来进行裁决”[15]。
英国议会常常被奉为现代民主发展的标本，然而，如果没有那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仍然关注公共利益的议员们的小心维护，英国议会是否会像法国那样，堕落为专制腐败的机构还很难说。辉格党的观点仍然具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国会要为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负责，议员们在这里不只是寻求权利，更是履行义务。托马斯•史密斯在《盎格鲁共和国》中指出，“国会成为整个王国的缩影，它让大英联邦为追求公益而行动”，贵族、主教和平民“在那里提出建议，进行协商，并说明什么对于共同福祉是最好的，是必要的”，“这里没有人能够抱怨，而必须学会发现这是正义的、好的，并遵守之。”[16]追求公益既要不屈从于上层的私利，也要不屈从于下层的私利。1774年，爱德蒙•伯克当选为议员后对选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重申了辉格党人的观点，认为议员应该根据公共利益而进行独立的判断，不应该屈从于选民。“你们的议员所亏欠你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努力，而且有他的判断；如果他为了顺从你的观点而牺牲他的判断，他就是在背叛你，而不是在为你服务。”[17]
与近代英国贵族相比，近代法国的贵族们则是较为堕落的一群人。这并不是说英国贵族不自私，但他们在自私的同时，不忘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对待公共的利益。而同时期的法国贵族则以浪漫游戏的态度谈论着官职的买卖和荒淫的生活，而且这种事情是由国王带头干的。腐败的精英只能成为专制的奴仆或工具，近代的法国印证了这一点。
法国精英的堕落与国王的腐败式治理有关。在中世纪末期，法国地方精英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法国精英并非天然地比英国精英缺乏德性，他们在等级会议上也能够为国家公共利益辩护。1375年法国三级会议上一位主教的发言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近来国王和王国管理得很糟糕，整个王国和它的居民不知怎么都出了许多麻烦，特别是铸币的减轻和改动战争，同时对国王从人民那里得到的金钱的管理和支配也很糟；这些资金中有相当数额往往给了不该得到它们的人。主教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经过财政大臣和其他人，以及另一些曾在过去遏制国王的人的劝告而做的。主教进一步说，人民不能再容忍这些事情；为此，他们共同商议，下面提到的官员……应当被逐出所有的王国官署。”[18]然而，法国精英这种批评王室官员的机会是很少的。国王为了赢得这些地方精英的合作，就通过交易的方式给予他们一些好处，如退休金、恩赐、对政府开支的自由裁量权等。这些精英似乎满足于这些好处，他们没有像英国贵族在大宪章事件中那样通过约定的方式，
照顾到中下层的权利。法国等级会议的作用也没有英国国会的作用大，1327～1458年，英国国会4年中至少有3年开过会；但同时期的法国等级会议，5年至多有一年开过会，而且此后会就开得更少了。[19]经常开会的议会是保持精英自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在国王与贵族之间，如果缺少了公开的论坛，那么，公共的利益就难以在决策中彰显，私下的沟通只能充斥着私利的算计。公共的职位变成私人谋利的手段，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最为彻底，而且非常地公开化。国王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就公开地将各种职位标价出售，购买者可以将职位再出售，可作为抵押物。而且，国王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就不断地创设新职位，或对旧职位重新议价。[20]这种职位买卖彻底毁灭了法国精英的政治德性。
尽管英国和法国都发生了革命，但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英国革命保存了政体的灵魂，法国革命则失掉了政体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政治德性，它是转型时期维系精英与大众合作的重要精神基础。当精英彻底把它抛弃时，大众也会把精英抛弃。然而，抛弃了精英的大众如果不能生产出同样的德性，照样会带来政体的混乱，尽管这种政体叫民主政体。这是赞赏和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人们容易忽视的一个命题。
英国革命最终实现了妥协，这个妥协的关键不是实现了利益和权力的平衡，而是保存了政治德性，保持了精英与大众互动的连续性。
这是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两次革命的重要视角，它会让我们认识到，优质的现代民主政体不可能在德性之网的彻底瓦解中，在不知羞耻的腐败堕落中安全地建立和运行。以国王为首的法国精英自己撕碎了德性之网，结果真的在洪水滔天般的革命中被民众抛弃，但革命后的法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重建德性之网，导致现代的法国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在低质民主的状态中运行。
近代东方政治转型中的皇室—士族自律
欧洲近代的政治革命很快传染到东方，类似的政治逻辑也在东方上演。如同热衷于比较英法近代政治转型那样，学者们对中日近代政治转型同样充满兴趣。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是被迫向西方敞开大门，又被迫启动政治革新。然而，革新的结果迥然不同，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局面。学者们通常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成功转型的案例，而把中国清末变革当作失败转型的案例。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照搬英国既成的政治架构，模仿其开放的政治过程是有问题的。日本在最初的政治转型中，其实都是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建海军、办实业、兴教育、聚民智等手法，巩固皇室的权威，立宪、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用来听取民意、化解分歧的手段。萧功秦借用日本政治学家清夫信郎的话说，明治维新是一种“伪立宪的绝对主义”政治，“就是在立宪名义下，来增加天皇为首的中央的权威，而决不是分散它的权力”[21]。萧功秦批评当时中国立宪派的知识分子不学习日本这种通过自上而下的立宪来建立现代的中央集权，而学习英国式自下而上的立宪来分割中央的权力。其实，这种指责有夸张之嫌，康有为的立宪尽管相对激进一点，但仍然把巩固皇室权力作为头等目标。但清朝皇室与日本皇室相比，政治自律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腐败成为公开的常态。就像法国国王带头公开腐败一样，慈禧太后也是如此，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她为了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经费，争议的只是挪用的数目与手段。[22]一个比较可靠的数据是，“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个三海大修工程的经费总额约为6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436.5万两。”[23]
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事实。明治天皇为了建立强大的海军，拿私家的钱来用作海军经费。1887年7月，天皇发布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日本天皇发挥了表率作用，谕令一发激发了全国精英阶层，华族富豪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捐款超过103万。[24]
这两项事实对于中日近代政治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较意义。日本通过天皇的表率作用保持精英的政治自律，并将这种自律转化成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中国通过慈禧的表率作用恶化了精英的政治自律，并听任腐败放纵行为阻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历史学界多从中日战争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比较的意义，而忽视了这种自律的差异对近代政治转型的关键作用。萧功秦将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归结为中央集权，似乎日本举国上下，包括知识分子都支持中央集权。其实不然，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也遭到士族的反对，他们接二连三地发动武力抗争，维新功臣西乡隆盛就于1877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士族反抗战争。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如板垣退助则开展“自由民权运动”，主张设立民选议院，要求分割中央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次年，日本国会正式运作。日本国会将民间不满力量成功地纳入体制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精英形成了相对自律的文化，内聚力比较强。这一方面可以抑制中下阶层的不满和反抗，另一方面也对中下阶层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从而达到了上下同心的效果。也就是说，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精英自律文化产生了扩散效应，普及到了中下阶层。日本政治制度尽管跟英国不一样，但实际上在复制着英国式的成功，那就是通过精英自律带动大众自律，从而为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物质欲望和自由冲动的大潮筑起了一道防波堤。在政治层面上说，就是让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行进在自我约束的轨道上。
但日本的精英自律与英国有明显不同的地方，日本精英都生活在高度等级化的秩序之中，他们的自律是以等级服从为基础的，其自律的首要条件就是对上的忠诚。而英国精英自律尽管也有等级制的背景，但比较多地建立在自主互动的基础上，其重要的平台就是议会。议会是英国的一项传统制度，早期议会与东方的朝廷会议差不多，是君主的咨询机构。后来的发展导致其自主性和平等性成分不断增强，精英在议会中平等争论，从而发展了一种去等级化的公共德性。建立在这种德性基础上的精英自律与日本的精英自律就有了非常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日本的精英自律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没有带来进一步的政治民主化的原因，并在特殊情况下走向了军国主义政治。
当代政治转型中的政党自律
上面的比较中，无论是英法，还是中日，“精英自律”中的精英都是传统精英，他们的自律机制也是以传统制度为基础的，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君主为核心形成精英互动的机制。其自律的动力源自皇室，然后通过不同的传播机制在精英中扩散开来。然而，在当代，尤其是二战之后，在战争和革命的冲击下，这种自律机制土崩瓦解，一种新的自律机制在传统的废墟中得以形成，那就是政党自律机制。 现代民主理论主要关注政党之间如何竞争，以及为了竞争获胜，政党是如何动员大众和整合意见的。现代民主就是通过大众在政党间的选择而约束精英的行为。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也重点关注政党竞争的自由、公开、公正的程度，而忽视了政党在培养和选拔精英、促进精英自律方面的差异。
这种差异对于二战后走向现代化的新兴国家来说尤其重要。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现代政治发展走了一条“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而很多非西方国家现代政治发展则走了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后面的“政党”与前面的“政党”在功能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承担着打造一个全新国家的任务，而前面的政党则主要是起着表达和整合社会某部分人口利益的任务。担负打造新国家任务的政党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政党，它们对成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是要把该社会最优秀的分子吸纳进来，加以培养，不断补充到各种政治岗位上去，通过他们的带头作用，达到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目的。
这种改造党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政党自身的素质，而关键内容就是政党自律的水平。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那些自律程度高的政党无一例外地比自律程度低的政党要表现得更为成功。
这个成功指的是政治发展方面的成功，它一方面让政治发展过程不至于出现大的混乱，另一方面它能够在民主化之后保证和提升民主的质量。
前面讲到，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精英自律机制起了关键作用，不过，日本战败之后，这种自律机制面临转型或重建问题。日本人有效地通过一党独大的体制将这种自律传统在自民党内保存了下来，实现了精英自律传统与西方民主体制的创造性对接。日本战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双赢，这种新的精英自律机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民党内派系林立，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一旦这些派系认识到一种清晰的国家利益，它们就会在这种利益面前达成共识。这种基于国家利益的共识生成机制是精英自律的关键内容。
无独有偶，同是东亚文化圈的新加坡也实现了精英自律传统与西方民主体制的有效对接。在英国留学的李光耀学到了英国政治文化的精髓，那就是精英在竞争过程中都要保持对国家的忠诚。这种忠诚是通过自律的传统得以保持的，所以，英国的反对党被称作忠诚的反对党。李光耀看到了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互通性，他认识到法治民主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了高素质的精英来运作，法治民主就会流于形式，国家就会失败。
新加坡的精英自律之路在非西方国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意义。李光耀吸收了来自中国的两个传统，一个是“选贤与能”的老传统，一个是“群众路线”的新传统，并通过他西式法律的头脑将它们予以制度化。李光耀建立的选拔贤能的制度与列宁式政党内部培养选拔制度不一样，这项制度主要是从社会中发现和选拔人才，类似中国古代的察举制。那些在社会各行各业做出优良业绩，品行端正，得到民众认可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动党选进党内，再通过政党的理念和纪律加以培训，成为自律程度非常高的政治人才。为了保持政治精英与国民的密切联系，李光耀受到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启发，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定期地与选民面对面地沟通，回应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问题，接受他们的监督。因此，新加坡打造了现代政党自律的新传统，这种自律首先是政党精英的自觉行为，同时它也是一种摊在阳光下、融于社会中的制度化行为。通过这种新自律机制的建设，新加坡打破了权力集中易生腐败的魔咒，能够在充满物质诱惑的现代化过程中做到这一点，尤为不易。
现代民主的根本是一套分配利益与权力的规则，但如何保证国民遵守这套规则呢？现代民主的发生和巩固过程总是离不开精英的作用，那些制定现代民主规则的人需要带头遵守这些规则，但有什么力量保证他们做到这一点呢？如果说靠现代民主规则来保证，那就进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死结。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文明规则最先是由少数贤能之士制定，并带领其他民众遵守的。新加坡用现代的方式诠释了这个传统的道理，好的民主统治是从好的精英统治那里自然地演变过来的。
台湾地区的民主发展部分地说明了这种演变过程。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其统治状况总是与“腐败”、“独裁”、“混乱”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建立国民党本想通过打造具有现代政治观念的优秀精英团队，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主的事业，但国民党在战争环境下，没能打造起这样一支优秀的团队，内部的分裂与腐败严重，最后被国民抛弃。蒋介石说，国民党是被自己打垮的，这个判断没有错。
到台湾后，国民党决心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进行整党。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脱离民众、派系内斗、不能团结、丧失党德等缺点，表示要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25]1950年7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这次整党运动历时两年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顿国民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基层组织，从台湾本地吸收了新党员；二是进行思想教育与训练，学习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三是整顿党员队伍和公营企业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清除腐败、纯洁队伍。
这次整党运动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忠诚于蒋介石的新队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国民党的自律，其目的是要杜绝大陆时期的腐败风气，以免危及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腐败积习太深，旧的已去，新的又来，但与大陆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善。
蒋经国在加强国民党自律方面比蒋介石做得更好，
他年轻时到苏联经受过艰苦环境的磨练，在廉洁奉公和坚强意志方面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他对于国民党的一大贡献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打造了一支自律性比较强的执政团队，保存了国民党的元气。国民党在失去政权后没有垮掉，并能够在八年之后重新执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蒋经国，归功于国民党的自律。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最初是学俄国的，然而老师的命运没有学生的好。国民党两次失去政权，却浴火重生，再次成为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后则彻底边缘化，这不完全是新政权打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的选择。1991年8月，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活动时，国民没有起来保卫苏共，查封苏共各级党委没有遇到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对此，中国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尽管立场不同，但有一个看法是共同的，那就是苏共干部群体的特权腐败导致了国民的厌恶甚至仇恨。干部群体的特权腐败到勃烈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制度化、系统化趋势。据一位俄国学者的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26] 苏联政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苏共腐败，但转型后的劣质治理则是苏共腐败的后续效应。最后，叶利钦选择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出任总统，也算继承了苏共的一点遗产。普京通过集权方式和强力手腕扭转了局面，这种局面的可持续性仍然依赖于以他为首的执政团队的自律。普京本人在自律方面为俄罗斯国民所称道，如果这种自律能够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精英文化，那么俄罗斯民主质量的稳步提升是可以预期的。
精英自律在传统政治中起作用，在政治转型中起作用，在转型后的民主政治中仍然起作用。本文特别探讨了精英自律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以及对后续治理的影响。这种探讨首先是提醒向现代民主转型的国家、民主还未巩固的国家以及民主质量不高的国家，需要重视精英自律的作用，需要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提升精英的品质。其次是提醒比较政治研究，乃至提醒整个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要将德性拉回研究的中心。二战以来，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是发展主义，但这种研究忽视了传统德性在发展中的作用。起初，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是公共精神主导的、是热心为人民服务的，但事实证明，很多国家的领导精英是自私的、贪婪的、掠夺成性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自己及其亲友和同伙的利益。[27]民主政治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是一件人工制品，需要人们投入精力把它做好。在制作民主的过程中，精英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如果没有发展出克己奉公的自律文化，这个国家就很难制作出优质的民主产品。对于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者来说，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研究政治文化，而要花更多的精力研究精英自律如何对民主质量产生影响。这是一项继承中西方伟大传统的研究，也是探索未来优质民主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中国人会重新发现自己传统的价值，并因为这种价值而在政治上感到自信。（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