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一片断裂声
被塞缪尔﹒亨廷顿欢呼为民主“第三波”的浪潮冲刷下的世界，并非都是帆影点点，海鸥阵阵；透过被阳光照彻的浪雾，不只是显现美丽的彩虹，也隐约可见海岸上帝国的废墟；甚至浪涛的轰鸣，也掩盖不住国家栋梁断裂的咔嚓声。
我感到好奇的是，亨廷顿注意到了这波民主化过程的不少特征，唯独没有指出民主化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影响。对于被他视为民主化第三波的领袖国家葡萄牙，他也只注意民主化在其国内造成的混乱，政变与反政变，游行，政党纷争，从极左的共产党到极右的法西斯党，一年内六届政府更迭，在保守的北方和激进的南方之间差一点爆发内战，等等。他就是不提葡萄牙民主化导致了葡萄牙帝国最后的崩溃，它在非洲的5个殖民地丧失，变成了5个主权国家。葡萄牙在1926年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漫长的萨拉查独裁政权，其主要目的也许正是要提高权威落差，维持它最老牌的殖民帝国统治。这一次，殖民帝国和独裁统治一起被埋葬了。
比葡萄牙动静不知道大多少倍的帝国坍塌，发生在前苏联。前苏联一直搞的是假联邦制。表面上，各加盟共和国享有的主权，比美国各州还要多，比如1924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由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1936年的宪法也说：“每一加盟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1977年宪法措辞虽然开始谨慎，但退出权还是有的：“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查美国《合众国宪法》，就没有各州可以自由退出联邦之条款。
可实际上呢？实际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所享有的自主权不仅比中央集权的法国各省少，甚至比前沙皇俄国时期的各省还要少。前沙皇政府虽然横征暴敛，但没有把所有的企业收归国有，而在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且大部分都是联盟中央企业。比如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中，联盟所属企业产值占69%，联盟和共和国所属企业占28%，各共和国所属企业仅占3%。到1986年，工业总产值中各共和国所属的企业所占的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也不过只占总产值的6%。在全苏联生产率排在前两位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其工业企业的91%（爱沙尼亚）和80%（拉脱维亚）直属于苏联中央管辖。
至于“各民族的平权”更是一句空话。20世纪40年代对许多民族的强迫大迁徙，可以用惨无人道来形容。而所谓“民族自治共和国”，其实就是斯大林厨房里的鸡蛋，想什么时候捏碎你，就什么时候捏碎你。1944年，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被强行迁移，同时，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迁走。此外，被全部或大部被迁徙的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日尔曼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芬兰人，相应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的建制都被撤消或降格。在这之前被迁徙的还有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他们的自治共和国也被撤消。
把宪法当戏文的后果，就是假戏真唱。在你有力量的时候，人们可以和你一起在台后哭，在台前笑；等你的力量消解了之后，你假惺惺允诺的一切都要你彻底兑现，这就是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真相。这是一次人类政治的大雪崩，是发生在20世纪的出埃及记。
于是，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4个加盟共和国，按照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利退出苏联，只留下俄罗斯一个孤家寡人，庞大的前苏联帝国变成了15个独立国家。其中，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大概是永远不会回头了。剩下的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可能将来会走向联邦。高加索一带的四个国家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还有突厥民族的五个国家塔吉克、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其走向有待观察。至少，它们分别与伊朗和土耳其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民族和宗教联系。
俄罗斯这次损失惨重。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土，可能比例更大的资源，比如著名的巴库油田，分裂出去了。忽报人间又裂土，历代雄主沙皇的在天之灵大概会“泪水顿作倾盆雨”了。他们的悲恸是可以理解的，乌克兰和中亚的大部分领土被并入俄罗斯版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他们为此流过多少血，洒过多少泪，搞过多少阴谋诡计，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费了多少移山心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普希金的本国读者，要想感受一下曾经感动过伟大诗人的黑海涛声，就要出国旅行了。
难兄俄罗斯与它的难弟南斯拉夫比起来，还算是幸运的。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南斯拉夫的船破得更厉害，损失更惨重。南斯拉夫如今彻底从全球版图上消失了。在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独立出去之后，其国土面积只有铁托时期的40%，人口只有那时的44%，经济实力大约也只留下40%左右。英雄瓦尔特保卫的萨拉热窝，成了别人的首都。这是什么精神？不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国际主义精神。
而更让塞尔维亚人不能容忍的是，科索沃也被切割出去了，那是他们心脏的一部分。1389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联合其他斯拉夫人与入侵的土耳其人在科索沃平原进行决战，结果大败土耳其。塞尔维亚人把科索沃战役视为保家卫国的圣战，6月28日遂定为“圣﹒维多斯节”，改变国家体制，成立“南斯拉夫王国”的宪法也是在这个纪念日通过的，被称为《维多夫坦宪法》。在塞尔维亚历史上有上百首诗歌歌颂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的英雄行为。
对塞尔维亚人来说，对科索沃的争夺，也就是对本民族光荣与梦想的争夺。但南斯拉夫的解体却怪不了别人，是又一个假联邦真集权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带来的灾难。
还有一个假联邦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也抵挡不住民主“德先生”的剪刀，将其剪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
当民主像飓风一样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同样带来喧哗与骚动：华裔被迫害，东帝汶在骚乱，亚齐在动荡。尽管印尼军方玩弄各种诡计，化装成平民对分裂派施以暴行，也没有能阻止东帝汶独立加入国际主权国家俱乐部。亚齐的冲突将带来什么后果，要看事态发展。
民主化并非只在同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之间造成分裂或冲突，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如中华民族，当台湾进入真正的民主程序后，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民族认同感马上下降。以前的认同感，来自当权的国民党中的大陆人，他们还有大中国的“皇民思想”。他们在台湾是少数派，不过，是当权者。当他们能决定台湾命运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先是一个中华民国的立场，看看太不可能了，才改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二，木桶散架、“改革弹性”与雪崩
托克维尔说：“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说，现实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全权或威权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民主化的时刻，集权程度越高，国家越大，民族越多，就越危险。
的确，苏联东欧民主波并没有冲垮所有被波及的国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东德和西德还进行了合并，从民主化中获益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刷下，有的大分裂，比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的基本维持现状，如波、匈、保、罗、阿；有的还完成了民族统一，比如德国。
为何有此差别？
1999年7月，我应邀出席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中国政党政治研讨会”，晚餐时，两个波兰专家恰好和我同桌。我向他们请教，波兰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他们说，约占93%。我想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诸国里，民族的同一性也会是很高的。按照我曾经提出的木桶理论，当一只木桶的箍力下降时，大木桶比小木桶散架的可能性大，桶板在木质、板宽和板厚上统一性低的比统一性高的容易散架，因为大木桶和桶板统一性低的木桶离心力比较大。波兰国家比前苏联小，民族统一性比前苏联高，这就是为什么前者完好，后者分裂的原因。至于德国，不仅民族统一性高，向心力大；而且木桶不太大，也就是说权威距离有限；在民主化过程中又有西德接管东德，西德的民主权威及时替代了东德崩溃了的极权权威，没有发生权威真空，就像赛车换轮子一样，只要稍停一下就可以继续奔驰。如果权威距离过大，像当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那样，中间隔着大西洋，即使民族统一性甚高，只要一开始自由化和民主化，北美还是会从母体上分裂出去。
这就是我的“崩溃趋势假说”：当一个国家的权威落差下降的时候，其权威距离有缩小的趋势。一个极权国家或威权国家开始民主化，它的权威落差自然下降，它对边远地区的权威供应也会减少，过去被强力捆在一起的民族会趁机独立，权威距离和国家版图有可能缩小。用“自由—权威曲线”表示如图一：
图一表明，当权威从C点减低到O点时，自由就有可能从B点上升到O点，权威落差就从AC/AB＞1，减小到A’O/A’O=1。当然，权威距离也就有从EA缩短到EA’的趋势。这种趋势变成现实，处于民主化中的国家就会分裂。
趋势并非就是现实，如果权威从C点降低到O点，自由从B点上升到O点，而权威距离并没有缩小，没有从A点移向A’点，这时，整个自由—权威曲线就会向右平移，从A’移向A点。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权威落差扩大了，而并没有扩张，那整个自由—权威曲线一定是向左发生了平移。
曲线发生平移，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国家幅员或民族状况具有弹性，有调节空间。我们把这种弹性，称之为“改革弹性”。小国改革弹性比大国大，民主体制的改革弹性比非民主体制大，民族统一性高的改革弹性比民族统一性低的大。改革弹性小表现在自由—权威曲线上，就是自由和权威的变动，容易引起权威距离变动。改革弹性大则是说，自由与权威的变动，会引起曲线本身的左右平移，一般不导致权威距离变动；即使发生变动，也是和平的和自愿的，不会诉诸武力。当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改革弹性小，所以有独立战争；13个殖民地之间改革弹性大，权威增加，也只是有一个略有政变嫌疑的制宪会议。今天，波兰国家小些，民族统一性高些，改革弹性大些，所以比较平稳地过渡到了民主政治；而俄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民族最众多的国家（前苏联有100多个民族），改革弹性很小，因此付出了国家分裂的代价，至今还有个车臣问题，让俄国政府挠头。
这就有点像雪山，积雪与山体的统一性很低，山越大越高，当山的高度突然降低时，发生雪崩的可能性越大，雪崩的规模和气势也越惊人。
这种雪崩反应，是自由化动力作用的结果。自由化动力分为个人自由化动力和族群自由化动力。族群自由化动力推动一个国家中按区域居住的民族，甚至在不同区域居住但有独特的自我认同感的同一个民族，在主权问题上不是做出“手”的选择就是做出“脚”的选择。在这个国家的主权有可能被分享时，他们倾向于采取“手”的选择，也就是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其他民族或其他区域的人民一起，各转让一部分主权给中央政府，自己保持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力，这就是联邦制。如果这个国家的主权是封闭的，拿假联邦制像糊弄小孩似的糊弄被压迫民族，或被压迫地区的人民，这就是逼着他们用“脚”选择了。一旦突然减压，会带来爆破，有如前苏联。这时，你请他们与你分享主权，他们也不会干。他们要独立享受一下自己的主权来补偿过去所受的屈辱。
在苏联瓦解前夕，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一再让步，先是提出“地方自治”；接着又提出“主权国家联盟”；1990年11月23日，雪崩爆发前，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条约充分确认各共和国在自己领土上拥有全部国家权力的主权性质，这已经是邦联性质的国体了，但是，没有哪个共和国愿意签署。崩溃趋势已经形成，人家已经不想和你一起过日子了，分家已不可避免。
大厦已经开始倾覆，才忙着去找支撑，自然为时已晚。
三，案例分析之一：大英帝国的慢性解体
1、因父之名
一个北爱尔兰浪荡子，不务正业，成了街头混混，从贝尔法斯特一直混到伦敦城里，泡妞行窃，快乐无比。不料乐极生悲，由于无法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他被牵扯进一起发生在伦敦的爆炸案里，这起爆炸案是爱尔兰共和军策划并实施的。他和他在伦敦的亲戚都被关进英国监狱，他的父亲前来探视，也被判有罪，说是为他儿子提供后勤支援。
尽管英国警方后来抓到的一个爱尔兰共和军骨干分子承认这起案子是他干的，但他的供词进了秘密档案，不让任何人查阅，以便维持对那父子俩的误判。警方这样做的缘由无法查明，也许，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潜在的坏孩子心理，干错了事拒绝认错，
只要有可能；也许，英国人对爱尔兰共和军的行为深恶痛绝，因而迁怒于所有的北爱尔兰人，并且认为，你今天没干，保不准明天会干，还是关着你保险。不管原因为何，父子俩做稳了囚徒，而且成了一个牢房的囚友。
这父子倆感情极好，父亲对儿子有难以掩饰的慈爱。为了洗清罪名，坚毅的父亲开始无休止地申诉，儿子却不肯协助，他的颓废情绪，使他对警方绝望。十几年后，父亲不堪监狱和疾病的双重煎熬，亡于狱中。这对儿子打击极大，对父亲的爱和愧疚，促使他要为父亲脱罪。他开始请求律师支援。那位女律师查到了秘密档案，终于在法庭上让警方败诉，与此案有关的在狱人员全部被释放，唯独父亲的在天之灵得不到安慰：法庭维持对他的有罪判决。从英国当局的角度看，可以理解，宣布他无罪，当局就有罪，因为它夺去了一个无罪之人的生命。至于夺去了那么多无辜者的青春，不知有否给予补偿。
儿子于是以父亲的名义发起浩大的申诉运动，许多人上街支持他。
这就是著名的好莱坞名片《因父之名》的简单情节，我花这么大篇幅叙述它，不仅因为这个故事动人，还因为它是一个象征：英帝国大厦的裂缝已经无可阻挡地从海外深入英国本土，对它的修补已经和罪孽联系在一起，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爱尔兰是英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殖民地，是殖民帝国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英国人在公元12世纪就开始了对它的侵占，但到16世纪，爱尔兰的大部分还没有归顺英格兰。1541年，英王亨利八世给自己加上了爱尔兰国王称号，并大规模没收爱尔兰贵族和教会土地，再恩赐给英格兰移民，条件是在爱尔兰定居。
这项措施从都铎王朝一直延续到司图加特王朝，终于把爱尔兰完全并入英国。结果，使大批丧失土地的爱尔兰人，有的当小佃农，有的没有了生活来源。贫穷的爱尔兰孩子失学严重，成为当时爱尔兰的严重社会问题。在爱尔兰任职的英国伟大作家斯威夫特出于爱国热情，为英国当局献计献策，写了篇著名的《育婴刍议》，建议开辟一项新产业：把爱尔兰妇女变成“土地”，专门生产一种美味食品——婴儿，长到一岁多就上市销售，肉质鲜嫩，又可以免除任何教育费用。他还推荐了若干婴儿烹调法，或煮或炸或烹或沙拉，风味各异，各擅胜场。遗憾的是英国当局缺乏虚心纳谏的胸怀，致使斯兄的建议没有给社会带来效益，只给他本人带来文名。
了解了爱尔兰人的历史创痛，就不难理解爱尔兰共和军的凶残。在人类事务中存在着某种循环和平衡机制：宽容带来宽容，暴力引起暴力，压迫导致反抗，掠夺连着清算。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善恶都报。”就是这个意思。时辰到了，爱尔兰共和军来了。
应当感谢民主和人权，北爱尔兰人的这次反抗，没有带来1603年英国当局对爱尔兰北方起义的那种严厉镇压。暴力的循环中断了，因为英国的权威落差下降：专制君权已成为往事，现在实行的是议会民主。虽然还有司法上的问题，比如《因父之名》里的故事，但国家暴力已经软化。经过漫长的较量，和平艰难来临。进入2000年，英国工党政府终于同意在国内民主化上再向前走一步，让北爱尔兰设立自己的议会，实行自治。而爱尔兰共和军也宣布要放下武器，结束漫长的恐怖主义反抗。
这是整个英帝国日落过程的一个写照：权威落差逐步下降，权威距离逐步缩短；民主化多走一步，英帝国大厦多裂一条缝。
2、公民权隔离和螃蟹策略
应当承认，在所有帝国的日落中，英帝国的日落过程是最长也是最壮观的。司马迁评论秦帝国时说：“其兴也突，其亡也忽。”这种暴兴暴亡的公式似乎不太适合英帝国。英帝国的兴起很快，但衰落很慢。这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一是一种新型的统治形式——民主的运用，二是英格兰民族特有的务实、节制、妥协和中庸的性格。不列颠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在自由与权威之间保持平衡的民族，前几年，澳大利亚全民投票对政体的选择结果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在立宪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之间，公民选择了前者。其实，澳大利亚已经是立宪民主政体，维持英王的君主地位，只是一个权威的象征，分享整个英联邦的共同体权威价值，让自己的自由和更大的权威保持平衡。
从英帝国的统治方式，可以推论，它很好地总结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经验和教训。罗马共和国在征服了广大区域之后，从共和走向专制；英国君主国在征服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之后，反而从专制走向共和。罗马共和国想维持一个中央共和地方集权的“半截子帝国”，没有维持住；英帝国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半截子帝国”体制：中央君主立宪，地方总督集权或立宪，英格兰本土集权。这是一种有趣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一直声称要在中国搞民主集中制，但他没搞成，因为他不舍得在中央真的搞民主。
罗马没搞成半截子帝国，英国搞成了，依我之见，差别主要在公民权安排上。罗马共和国把自己的公民权授予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等被征服地区，这一方面稀释了原罗马公民权的政治价值，缩小了它所代表的权威比例，因为分母扩大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发明代议制民主，遥远区域的公民也无法行使其公民权，使公民权进一步成为某种荣誉，而不是按程序选择国家首脑、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公民权在什么地方消亡，专制帝国就在什么地方兴起，这就是罗马的命运。
英国不同。英国多铎王朝时期的资产阶级和国王合作争取到了宗教自由，通过殖民化扩大了海外自由空间后，英王的权威落差陡然增大。在海外殖民地享受自由空间的移民可能没有感到压迫，在英格兰本土的市民由于自由距离短而难以忍受国王不受限制的权威。1649年革命过激了一点，废黜了国王，宣布英国为共和国。但为了英帝国不至于崩溃，克伦威尔走上了军事独裁道路，这种权威还不如王权。1660年，王朝不仅复辟，而且复仇，导致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1701年颁布《王位继承法》，完成了君主立宪改造，英国走上了议会民主。英国公民通过选举产生议会，议会选举产生内阁。
但英国的公民权从来没有像罗马共和国那样，授给过英国本土以外的殖民地人民。各殖民地的英国后裔和原居民是否享有本地公民权，要看当地居民的自由化动力。动力大了，才逐步让他们享有当地公民权。这种公民权安排，我称之为“公民权隔离”，它比种族隔离要好些，比同质公民权要坏些。
但公民权隔离是英国的一项明智选择，其目的是要在权威化动力和自由化动力之间保持平衡。这项安排的实质是“分而治之”。不列颠殖民帝国那么大，权威距离那么远，对权威落差的要求特别巨大。如果实行统一的权威化治理和单一制的政治制度，就不会留下任何自由和民主的空间；如果实行统一的民主化改革，帝国权威距离太远，马上会分崩离析。
实行公民权隔离，分而治之，就是本土先搞“民主特区”，通过立宪，限制国王的权力，使各殖民地拥有相对独立的主权，为以后的主权开放留下余地。这就等于把权威落差分级化了，从英王到香港的市民，权威落差可能是相当大的，但香港的自由缓冲了这种压力，使市民不感到难以承受。就像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呆在瀑布之下的石头都会被冲裂；如果让瀑布每落10米就修一个台阶，这样就把压力平均分解了，即使你呆在最低一层，三千尺之下，和呆在上面承受的压力是一样的。
但这项制度安排也潜伏着一个危机：既然殖民地公民权和英国本土的公民权是隔离的，殖民地对英国本土的认同感就会下降。自由化动力成熟早而且大的地区，就可能有分离和独立倾向，原居民越多的地方，独立倾向越强。北美独立前的口号是“不代议，不纳税”，就可说明这个问题。最早是北美独立，第二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更多。这时，英国当局就实行螃蟹政策，为了保全自己的本土利益，哪条腿被捉住了，就主动放弃哪条腿。遗憾的是，英帝国的“腿”没有螃蟹腿的再生能力，断掉一条少一条。还有一些没有断掉的腿，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由于民主化和自决权，英国对它们的权威，也只有象征意义。
英帝国就这样缓慢解体了。
3、本土联邦化
为了适应庞大帝国对权威落差的要求，英国在本土虽然实行了议会民主，但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搞的却是有限中央集权。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治理，一直由英国相关的大臣或中央政府委派的总督负责。虽然这些地方拥有相当的司法自主权，但没有任何立法权，因为这些地方都没有自己的议会。这种体制，可以称之为立法权中央集权制。我国著名政治学家严家祺先生称之为“身合国”，他以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为例，说这两个国家合并后，是一个国王两种制度，“一君两制”。
当然，这个两制，只是司法上的。
海外殖民地丢失得差不多之后，本土的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下降了。而顽固的保守党“心中还有梦”，自然是旧日的帝国梦，一直拒绝向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开放立法权，也就是不许搞议会自治。结果就是北爱尔兰人民的不断反抗。开明的布莱尔工党政府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把立法权还给了北爱尔兰，还未雨绸缪，于1997年9月11日让苏格兰公民就是否赞成设立自治议会投票表决，结果，74%的选民投了赞成票，除外交、国防之外，有关苏格兰的内部事务全部由苏格兰议会自治。
这样，英国就完成了本土联邦化改造。这项改造，除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外，还完成了一项政治制度创造：英联邦是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在它的本土是联邦制，在海外是邦联制。联邦其内，邦联其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呢？其实，国家的概念在这里淡化了，这是一种不同于卢梭时代设想的那种单一政治共同体国家，这是复合政治共同体。英王是英联邦复合共同体的首脑，但不列颠王国又是欧洲联盟的成员。英联邦和欧洲联盟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重叠的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就是不重叠的部分。此外，不列颠王国还是北约成员。共同体复合程度越来越高，是政治现代化的最新发展。
陈旧的主权概念已经被取代了。
四，案例分析之二：大清帝国突然崩溃之后
1、中国的镜子碎了
海外有个网名叫芦笛的，以“丑陋的大陆人”为主题，写了12篇系列文章，其中一篇叫《脸谱文化》，在他看来，四书五经里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二十四史里也没有第三个人，除了忠臣和奸佞。这是儿童式的思维，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小白兔或者大灰狼。党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创造了阶级脸谱。
能看懂辛亥革命后中国之危局的，恐怕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但在中国革命“脸谱博物馆”里，前者是白脸，后者是红脸；前者十恶不赦，后者无量功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其实，只有像袁世凯那样行伍出身并当过柱国大臣的人，才能感受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传统皇权权威突然崩溃所带来的震撼，才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听见帝国大厦栋梁断裂的咔嚓声。
一桶江山的大清帝国，桶箍被辛亥革命的利剑斩断了，20多块“桶板”裂开来，被分别抱进了各地军阀的怀里。如果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权威，镇住各省军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分裂和战乱，然后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打出一个最强者，用武力统一，再进入新一轮一桶江山时代。
袁世凯可能是想避免这种情况的。也许，他觉得做立宪总统，对当时分崩离析的中国来说，权威不够，不足以阻挡分裂趋势；也许，他近距离观赏过当一个皇帝的荣耀，想亲自品尝一下滋味，反正他经受不住劝诱，终于称帝。称帝本来并非大逆不道，人家拿破仑也称了帝，法国人民还是非常爱戴他。至今，澳大利亚人民还选择了君主立宪制。但在当时的中国，他是犯了大忌：第一，中国人反帝制的极端情绪被煽动起来了；第二，各地军阀开始做起了土皇帝梦；第三，还有个孙中山等着荣登大宝呢，当然他以革命的名义。
从中国后来的历史看，当时如果接受袁世凯称帝，进行君主立宪，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也许，中国的版图不会被修改，达赖喇嘛也不在印度，也可能没有后来的全权政治把中国导入又一个清朝末年。从国外来看，当时最不愿意袁世凯称帝的是日本。中国不分裂，它怎么“进入”呢？中国不起火，它怎么打劫呢？中国的水不混，它怎么摸鱼呢？当然还有俄国。
清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一下被你袁世凯关进了后花园，岂能容你？于是各种野心家、革命家、军阀和民众纷纷讨伐，有的用枪，有的用笔，有的用吐沫。并且，各省纷纷通电独立，军阀割据，袁世凯是被急死了，但是，中国的镜子也碎了。
2、“联省自治”
于是有些人想让中国破镜重圆。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类似当年美国联邦化的局面，若干省搞了“省宪自治”，一些“联省自治”党人积极推动联邦化运动。在中国的“联邦党人”里，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胡适，
最著名的军事领导人是广东省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胡适先生在北京发行的《努力周刊》第19期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太大了，不适合单一制的政治组织”，“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合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今日中国军阀割据的一大原因。”因此，他主张中国建立“省自治的联邦制”。难怪有人认为胡适先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从美国还真学到了点东西。不像今天到美国留学的某些人，不知何故，只学会了对集权的留恋和辩护，所谓“新左派”是也。到了西天，没有取到真经，倒取到了假正经，让人惋惜。
那时的军阀也比今天的某些军事领导人有出息得多。1920年夏，“湘军总司令”谭延闓在全国首先宣布湖南“省宪自治”。接着，浙江、四川等省也成立了“省宪起草委员会”，起草了省宪草案。广东省的“省宪自治”是“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推动的。1921年12月19日，广东省议会正式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于是，12个实行“省宪自治”的省份开始组织“联省政府”。有趣的是，当年美国是13个州首先联邦的。
中国之所以没有美国的结果，关键是土壤不一样。但另一个原因也并非不重要：美国幸运的是有一个伟大的国父华盛顿，中国不幸的是有一个貌似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华盛顿是真爱人民不爱权，对孙先生我就不敢这样说了。反正，当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积极推进联邦的人，而中国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则坚决反对陈炯明积极推行的“联省自治”和平统一路线，主张北伐，武力统一中国。
中国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怪事是，越是激进的主张越是占上风，越是暴力的路线越是受欢迎。大家都知道，在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冲突中，以陈炯明的失败而告终。既然国父已经被脸谱化为偶像，陈炯明只能当“叛徒”了。人们不问一问的是，他背叛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背叛的是新皇帝梦，那他就不应该承担那样多的指责。
3、破镜难圆
北伐之后，中国开始了新“三国演义”：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争霸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下，日本先出局，“三国演义”变成国共两党的“秦汉之争”。共产党最终在大陆获得胜利，把国民党赶到台湾。
中国破镜重圆了吧？非也。
首先，镜面缺了一块。1911年，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怂恿下，在清王朝被革命砍掉脑袋时，就借机宣布外蒙独立。1921年，外蒙在苏俄的扶持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1924年，进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蒋介石与苏联达成协议，允诺外蒙独立，而外蒙也给了苏俄可观的回扣：把原属于中国的一块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送了过去。俄国人是从来不做没有外快的买卖的。
其次，镜面裂痕无法弥补。1911年辛亥革命造成了西藏、新疆地区出现国家主权真空。西藏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于1911年宣布独立，还和外蒙签订了一个《蒙藏条约》，相约一道从中国分裂出去，永不回头。不过，西藏的态度不如外蒙坚决，背后是自孤不暇的印度，撑不了腰，西藏自己没有人支助还过不了日子，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急于转世，所以还勉强留在中国的镜子上，但裂痕很深。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裂痕就更深了。
新疆维吾尔人趁国共两党内战和对日作战，无暇内顾之机，和境外的突厥民族合作，于1933年和1943年分别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维吾尔人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据说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允诺新疆建立一个类似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形式的国家。不巧，东土耳斯坦的领导人返回时，飞机失事，乘客全部遇难，但已经被勾起来的民族独立梦想没有遇难。至今还有许多新疆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建立大本营，要策划成立东土耳其斯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疆的裂痕比西藏的还要难以弥合。西藏有比较温和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其宗教势力主要限于本土，国外的支持主要限于对人权价值的认同。新疆则不同，明里暗里支持它独立的有两大国外势力：一是突厥民族，从中亚到土耳其，可以为它提供援助；二是国际伊斯兰力量，它比佛教密宗可要狂暴得多，从俄罗斯的恐怖性爆炸和车臣之战就可以看出，它比达赖喇嘛的布道更具有血腥味。
最后，还有两块镜面拼不到一起，那就是大镜面大陆和小镜面台湾。
清王朝权威崩溃，打碎了中国的镜子，100年没有完璧。中国还经得起另一次破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