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麦克弗森倡导一种参与式的民主模式，主张将代议制民主、竞争性政党制度与民众的直接参与结合起来，将直接民主广泛运用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政治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最大价值。
内容摘要：20世纪最重要的民主思想家之一麦克弗森总结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三种民主模式即保护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均衡民主之后，指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根本缺陷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占有性个人主义。继而，麦克弗森倡导一种参与式的民主模式，主张将代议制民主、竞争性政党制度与民众的直接参与结合起来，将直接民主广泛运用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政治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最大价值。但是，麦克弗森没有提出一种政治改革的实践主张，因而其理论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作者简介：陈尧(1972-)，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比较政治系执行主任。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12)05－052－(10)
在当代西方民主思想中，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的民主理论可谓独树一帜，既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关注，也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崇。作为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理论的重要代表，麦克弗森主张公民直接地、不断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将民主从对选举的定期参与扩大到对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直接参与，能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远感，强化人们的政治责任感，培养人们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对政治事务具有敏锐兴趣的公民。但是，麦克弗森没有像柯尔(G. D. H. Cole)那样完全否定代议制，而是主张把代议民主、竞争性政党制度与民众的直接参与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折中的参与式民主模式。
一、历史上的民主模式
与大多数民主理论家的看法一样，麦克弗森认为近代以来较早出现的民主模式是自由主义民主。为了区别于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麦克弗森将这种早期的自由主义民主称为保护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倡导者边沁(Jeremy Betham)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将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关系的假设基础上。他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一种人性模式(作为效用的最大化者)和社会模式(具有冲突利益的人群的集合)，并以此为前提来解释政治现象。功利主义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限制地使自己的幸福或效用最大化；由此导致与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冲突；社会是由不断地攫取权力、以他人为代价获得利益的个人所组成。对个人而言，寻求最大的幸福被归结为获得最多的物质或权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担心饥饿而非获得的希望(hope of gain)成为普通人劳动的动力；大多数人从来不会仅满足于生存的状态；对于较为幸运的人而言，获得的希望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充分动力；获得的希望要成为生产的动力，就必须绝对地保护财产。①这样，对财产的保护超越平等的原则成为最高原则。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个人无限地利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但是，麦克弗森指出，边沁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财产保障能够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使不平等永久化，却不能产生效用或快乐的最大化。边沁误解了两者的关系，将财产的最大化等同于效用的最大化。②与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公民具有投票权的体系。边沁主张公民投票权逐步扩大，因为防止政府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唯一办法就是人们频繁地更换管理者。通过不断地选举，政府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而非管理者手中，这样就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这种由公民通过投票来确保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民主模式就属于保护式民主。③
詹姆斯·密尔对普遍的公民投票权原则作了最有力的辩护。詹姆斯·密尔对人性的假设与边沁相似，他认为，无投票即无权力，无权者将受到有权者的压制，为了保护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投票权。与边沁一样，詹姆斯·密尔关于公民投票权的观点也是复杂的，既允许普遍的公民投票权，又主张对某些阶层或群体实行政治排斥，排除一部分人的投票权。边沁和詹姆斯·密尔均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能依据功利最大化原则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主政府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将他人干预或妨碍他人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麦克弗森指出，这种保护式民主的根本性缺陷在于“没有对民主的热忱，也没有形成一种道德上变革力量的理念；它只是为了治理本质上是自利的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个人(被假定为个人利益无止境的追求者)的一个逻辑结果”。④这样一种民主观念仅仅维护了狭隘的个人权利和利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无多大帮助。
19世纪中期以前，民主制度的基本假设建立在自利的个人和市场社会基础之上，公民通过投票可以防止统治者压制被统治者。19世纪中期后社会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工人阶级逐渐被看作对社会财富的增长构成威胁；二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⑤这一状况连自由主义者看来在道德上也是不可接受的，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模式。麦克弗森将随后出现的民主模式称为发展式民主(developmental democracy)，其代表包括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麦克埃弗(R. M. MacIver)、杜威(John Dewey)等。
约翰·密尔与边沁最大的区别是对民主政治目的的认识，他没有忽视公民投票权的保护性功能，肯定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制约政府的观念。但是他看到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即人类改善自己的机会。在约翰·密尔看来，民主体系是改善人类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是所有社会成员自我发展的基础，民主体系能比其他政治体系更好地促进这种发展。这一理解的核心在于有着与保护式民主不同的关于人的假设。在发展式民主模式中，人是一种可以发展自身能力的存在，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发展这种能力。与保护式民主模式将人理解为消费者和剥削者不同，发展式模式将人看作是能力的发展者和使用者。好的民主社会就是促进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民主使人变得更积极、更有能量，它推动人们在知识、道德、实践方面均有所提高。⑥
麦克弗森认为，从道德上讲，约翰·密尔的民主理论是一种十分理想的民主模式。与保护式民主相比，它具有一种人类可以改良社会以及社会能够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道德视野。而且，麦克弗森也赞同约翰·密尔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并将其作为自己民主理论的出发点。但是，约翰·密尔受到一个基本问题的困扰，即人的平等发展与权力、财富的阶级不平等现实之间的冲突。⑦约翰·密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不平等的客观性，认为这与发展式民主是不相容的，但是他认为阶级不平等是偶然的、可以弥补的。密尔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一人一票的平等参与原则是发展每个人自身能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着对立。由于工人阶级人数众多，一人一票意味着阶级立法，自私、短视行为普遍，从而有损其他阶级的利益。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人数众多的阶级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主导立法过程。约翰·密尔的做法就是为人数少的阶级建立一种复数投票机制，使得没有哪个阶级能够在立法活动中强加阶级立法。⑧对此，麦克弗森指出，密尔的民主模式实际上比自由主义模式还倒退了一步，因为后者至少在原则上规定了一人一票。⑨
20世纪后，麦克埃弗、杜威等人的发展式民主理论仍然坚持个人自我发展的民主理想，认为公民理性能够克服民主制度的不完善。但是，现实出乎这些理论家意料之外，保护式民主体系在减少政府对选民负责的同时却延续了下来，这使得他们遭到经验政治学家的批评。发展式民主论者未看到的是，20世纪中期后一种类似市场的民主模式已经牢牢占据了民主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一均衡民主模式(equilibrium democracy)似乎更加适应市场社会。
均衡民主模式有时也可以称为多元主义精英模式。这一模式是熊彼特在1942年提出的。其主要观点认为：首先，民主只是一种授权和选择政府的机制，不是一种社会体系，也不是一种道德目的；其次，这一机制是由少数政党推选的政治家之间竞争投票所形成的。投票的功能不是决定问题，而是选择代表即哪些人来做决策。这一模式祛除了发展式民主所赋予民主的道德内容，强调参与本身不是一种价值，也不是人们实现更高社会目的的工具。民主仅仅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⑩这一模式将政治比作市场，投票者和政治家都是理性的最大化者，投票者是消费者，政治家是企业家。人们对政府的需求多种多样，使政府决策满足这些需求的唯一方法，就是根据这些需求的比例分配政治产品，就像竞争性经济活动那样。由于需求如此众多，没有一种天然的方法可以形成多数意见。这样，一种能够提供不同比例政治产品的企业化政党的制度就出现了，通过多数投票来选择一个政党，作为最好的形成多数意见的方法，能够产生一个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稳定政府。
相比发展式民主，麦克弗森承认均衡民主更接近现实，其描述性更强，但是他质疑这一模式的合理性：如果选民政治行为的理性以及对信息的了解是不充分的，那么这一模式就缺乏坚实的基础，均衡民主只能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均衡。这是因为：首先，在政治市场中，均衡民主所谓的消费者主权仅仅是一种幻觉。政治购买力如同货币一样，每个人的财富是不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回报也是不平等的。由于政治购买力的分布极不均衡，大多数人的政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社会不平等也制造了政治冷漠，许多公民对参与投票缺乏兴趣；其次，政治市场是一个寡头市场，少数精英和几个政党垄断了市场。作为政治产品的供给方，政党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不管是否符合需求，消费者只能被迫消费那些他们不一定需要的产品。(11)
尽管均衡民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现实，但这种现实是否合理，是否就不会发生变革呢？均衡民主依然以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市场化社会的假设为前提，所追求的价值也未得到有效实现。均衡民主维护的“是一个无法超越垄断的经济市场，一个无法克服阶级不平等，一个无法让人们克服把自己看作本质上是消费者的社会。”(12)显然，那些所谓的经验主义民主论者忽略了政治生活的变革前景及改善可能。
二、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均衡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政治生活的现实，但在市场社会中，人的本性表现为无止境地对物质的追求、消费和占有，这与民主所追求的人的道德发展原则相背离。更重要的是，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为了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服务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无法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
在麦克弗森看来，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无法满足民主的要求，在于其基础假设即人性假设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一假设就是占有性个人主义。麦克弗森将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追溯至霍布斯。霍布斯的个人主义观认为，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自我保护，人们追求能够保护自我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护卫自己，包括力图征服、摧毁对方，甚至剥夺对方的生命。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有天然的权利裁定为保护自我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这就导致“在没有一种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13)作为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肇端，霍布斯的个人主义描绘了一种产生于战争式无序状态的人性。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是“某种形式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当它存在时)不牵涉到处于其中的人的政治经验；而且它可以存在于包括当前在内的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14)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由的，人人可以根据理性计算自主决定自己的行动。人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5)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中，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以财产权利为基础。洛克是近现代历史上所有论证私有财产权利合理性的思想家中最彻底的一位。
正如麦克弗森所指出的，洛克做得太过分了，他竟然把有限的占有权变成了无限的占有权，“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把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基础之上，然后把所有对财产权利的限制从自然法中清除出去。”(16)这一论证为资本主义社会私人所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从而完成了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伦理阐释。
在麦克弗森的视野中，占有性个人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政治领域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民主。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由主义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实现人的两种最大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和个人能力的最大化。(17)前者把人视为效用的消费者，后者把人看作是使用、发展自己独特能力的人。把人视为有着理性目的的活动主体的观念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传统的主导地位，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前一种观念才开始占据支配地位：虽然人还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行为背后的人本质上变成了效用的消费者和具有无限欲望的人。人类进行消费和满足欲望的方式就是无限制地积累财产——一种最有价值、最为合理地运用人的能力的方式。的确，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消费者的人性观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增长。
但是，麦克弗森把个人能力的最大化视为比个人效用最大化更加符合人的本质要求，认为自由主义民主较之自由主义更胜一筹之处就在于它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应该做得更好。现实却并非如此。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主义民主发展的结果却是一种“榨取能力”的兴盛，而不是民主所内含的“发展能力”的最大化。(18)麦克弗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在市场社会中没有土地或资本的人是缺乏“榨取能力”的，因为他们使用自己的禀赋和能量去制造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售给那些拥有土地或资本的人，以此换取工资来补充自己的能量，为下一次继续出售生产能力作准备。由于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命，对于劳动者阶级而言，他们根本就不具有去占有、控制他人的能力。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强迫一些人不断地把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转让给另一些人，结果就是无法实现自由主义民主所宣称的个人享有平等地使用和发展自己禀赋的自由最大化。”(19)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能力的交换，却不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即使在后来出现的福利国家中，也没有消除这种被迫的能力转让和分配的不平等，因为一旦消除这些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会丧失。麦克弗森强调，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市场社会和占有性个人主义。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结果背离了民主的内在要求。现代社会中民主被那些向往和追求它的人们视为一种所有个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社会整合形式，而不再简单地是一种选择政府和使政府合法化的机制。民主内在的平等原则规定了“每个人享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获得有尊严地生活的平等的、有效的权利”。民主社会中个人应当是一个对自己能力的“行使者、发展者和享用者”，而不仅仅是“效用的消费者”。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每个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但是，在市场社会中，民主无法实现其最终目的。麦克弗森指出，造成民主实现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三个：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缺乏生活资源；缺少劳动工具。(20)只要消除了这三种障碍，民主的最大化也就得到了实现。
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在麦克弗森看来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只要国家采取政治行动来保障公民自由，并提供不受他人攻击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便可以实现。在西方国家中，这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至于资源的稀缺问题，麦克弗森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17世纪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实际上是特定时期出现在特定社会中的现象，与资本主义兴起初期的市场经济运动密切相关。尽管对于人类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尚不十分清楚，尽管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生产力，但只要人类仍然把自己看作不受限制的消费者，生活资源的稀缺必然无法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把人主要看作是自己能力的使用者、发展者，那么，即使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资源稀缺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只要将生产力提高到克服物质绝对稀缺的水平，也就可以解决生活资源的匮乏问题。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问题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如何看待资源的稀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21)
同样，人们赖以发挥他们能量的劳动工具的缺乏，也属于人类社会的建构问题。土地和资本的稀缺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绝对数量不足，而是这些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合理分配和利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私有制度使得一大批人无法拥有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这些人不得不转让他们自己对劳动能力的使用。而资本家远远不能充分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总体上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有性市场社会中劳动工具的稀缺是必然的，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换言之，只要存在着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只要存在着保护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的社会政治制度，那么，劳动工具的不合理分配就不可能使每个人充分和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虽然技术在解决人类资源的稀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麦克弗森认为，在市场社会中，技术进步仍然不能充分实现人本质中的民主内涵，技术进步带来的成就并没有改变生产力增加后的社会分配格局，占有劳动工具的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其所购买的劳动力，控制着被购买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其附加值。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是无法实现民主最大化的根本原因。
三、参与式民主的制度设计
鉴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根本缺陷，麦克弗森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民主模式，即参与式民主模式。参与式民主最初来自于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口号，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扩张到工人阶级中间，要求对产业组织进行控制。这一理念随后扩展到政府决策过程乃至整个社会。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追问自由主义社会是否可以变得更具参与性。
参与式民主的基本形式是一种金字塔型的民主体系，在该体系中，基层实行直接民主，基层以上每一个层次实行代表制民主。在基层，人们在社区或工厂中实践直接民主——进行面对面的讨论，通过达成共识或多数人决定来作出决策。在上一个层次如城市或镇，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组成委员会，代表受到选举他们的选民指导，并向选民负责。经过层层选举，一直到最高层次管理全国事务的委员会，中间则是各种处理次国家事务的地方或地区的委员会。基层以上任何层次要作出最终决策，议题就必须由委员会内部的小组来提出。在每一个层次上使体系变成民主的，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决策者和议题提出者。通过重新选举和罢免使委员会的成员向选举他们的人负责，民主的内部控制就得到了保证。在麦克弗森看来，让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更加负责，既能够体现基层民众的意志，又能够保证政策执行的民主性。因此，金字塔型委员会体制“是我们能做的最好方式”。(22)
然而，麦克弗森认为，这种基本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有三种情况将导致这一模式遭遇失败。第一种情况是，在那些刚结束革命的社会中，金字塔型委员会制度无法向所有层次提供负责任的政府体系，如果存在反革命的情形，不管有无外来干涉，均不可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控制就不得不延后而让位于集中权威。这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教训。另一种情况是如果重新出现一种阶级分化和对立的话，负责任的金字塔型委员会制度也不会起作用。正如我们所见，阶级分化要求政治体系为了将社会聚合在一起，在阶级利益之间不断地承担着妥协的功能，这种功能使它无法自上而下地要求当选者承担明确的责任。因为直到消除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社会的劳资关系得到根本改变后，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责任体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对立的阶级，福利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本身并不能改变这种关系，在基层或工厂中的工人参与或控制也不能改变这种关系。第三种情况是，如果基层的人民是冷漠的，那么这种委员会制度也不会发生作用。当代社会中的阶级结构使得中低阶层的人们不愿意参与，如果要改变人们的冷漠，就必须改变这种阶级结构。(23)总之，只有消除了主要的障碍因素，并满足了参与式民主的条件，金字塔型委员会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基本的参与式民主模式之所以不符合现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忽略了政党的存在。这种参与式民主模式没有为政党运作留下空间，它构想的是一个没有政党或只有一个政党的制度，这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国家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麦克弗森所构想的参与式民主模式，是一个将金字塔型民主机制与竞争性政党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的民主模式，参与式民主模式的“真正问题在于是否将金字塔型的委员会结构与竞争性政党制度结合起来”。(24)竞争性政党制度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就是模糊阶级对立、在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进行协调。竞争性政党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也需要形成议题的政党，或者说需要议题被有效地提出和讨论，例如资源分配、环境和城市规划、人口和移民政策、对外政策、军事政策等。”(25)麦克弗森认为，竞争性政党体制与金字塔体制相结合完全具有可能性。直接民主的倡导者反对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一个理由，是因为竞争性政党往往以欺骗的形式模糊阶级差异，力图使各个阶级妥协于现存政治。但是在民主社会中，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这样，在当今社会“存在着出现一种参与性政党的可能，它们通过国会或议会结构运行以提供一种实质性的参与式民主。”(26)
四、实现参与式民主的可能
尽管自由主义民主仍然占据着西方社会的主流地位，麦克弗森却对自己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充满信心，认为更多的参与在未来是可能的。
显然，在全国层次上，民主仍然以代议制而非直接民主的形式出现。不过，近年来信息革命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数百万人群中实行直接投票成为可能，这使得人们一度对直接民主较为乐观，但是它忽视了政治决策的一个必要前提，即由谁提出政策问题。私人或社会组织很难承担这一任务，尽管民众可以创议。将民众中众多对立的、冲突的问题进行梳理、重组，这些都应当由政治组织来行使，民众创议的简单化也需要政府重新提出问题，这就使得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和政治组织成为必要。问题是如何使当选的政治家更负责任。当代信息、网络技术还不可能实现直接民主，大规模的参与式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麦克弗森指出，民主变革的目的不是参与式民主如何操作，而是我们如何朝这一方向发展，即如何寻找参与式民主的突破口，如何消除参与的障碍并创造参与式民主的条件。(27)
麦克弗森否认将卢梭式道路作为参与式民主的内容。他认为，非参与性的政治体系适合由利益互相冲突的消费者和剥削者所组成的社会，竞争性政治精英和冷漠的投票者所组成的政治体系有能力维持这样一种社会，这就是自由主义民主运行的条件。参与式民主实现的条件与此相反：一个条件是人们意识(或无意识)的变化，将自己从纯粹的消费者转变为自身能力的发展者和使用者，这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感。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物质和进行消费，为了自己的满足和显示对他人的优越，不会产生一种社会感，而享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主要是在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情况下才可能。无疑，参与式社会要求一种比现有的更强的社会感，才能将人们有机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条件是大大减少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因为不平等要求建立一种非参与性的政党制。(28)
那么，参与式民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否存在或具备可能性？麦克弗森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出路既不是像约翰·密尔那样扩大投票权，也不是依靠马克思的阶级革命方法，而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渐进推动，寻找参与式民主实现的“缝隙”：(29)
首先，日益增多的人开始对当代社会中国民收入崇拜的成本进行反思。人们仍然看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已经注意到一些以前从未注意的成本，最明显的就是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这些破坏以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为代价。了解经济增长的成本使人们超越仅仅是消费者的意识，转而形成一种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观念。(30)
其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治冷漠所带来的成本。人们逐渐认识到公民或工人的不参与、低参与和常规参与，使得政治权力或公司权力集中并主导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保障，导致了人们生活、工作的质量低下。
近年来北美地区逐渐兴起以反对传统商业—政治联合体为目标的社区和邻里运动、结社运动，它们正在向城市政府施加要求参与的压力。不那么明显、但是长期看非常重要的，是在工作场所中工人参与决策的增加。这些运动在民主国家尚未获得决定性影响，但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工人在基层的控制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获得了决策过程的参与经历。在这里，国家政治过程中导致政治冷漠的因素不存在了；二是在决策控制中工人是作为生产者进行参与，不是作为消费者和剥削者而活动，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产品份额或工资，而是使生产性工作更有意义。(31)
三是人们对公司资本主义日益怀疑。不管自由主义国家如何管理，它还是难以按照传统方式满足消费者的期望，也无法消除严重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复制了不平等和消费者观念，为了继续维持资本主义体系而不得不如此。但是不平等导致更多的人无法购买商品，从而削弱了资本主义制造不平等的能力，这是一个悖论。这一悖论比19世纪时更为严重，出现了类似危机的情况，即经济滞胀。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日益意识到经济增长的代价、意识到政治冷漠的代价、怀疑资本主义满足消费者期望的能力等三个显著变化，均有助于形成参与式民主出现的条件，即有助于减少消费者观念、增加政治参与、减少不平等。
麦克弗森看来，创造参与式民主有利条件的关键在于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如果经济不民主就会扭曲民主的政治过程，使得民主制度无法有效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平等对待，同时还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产生新的障碍。麦克弗森指出，“一个高度的民主社会必须对资本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政治控制。至于是对所有的资本采取社会所有权的形式还是以其他类似方式进行控制，是不太重要的。但是，仅仅通过对国民所得进行更多的福利国家式的再分配是不够的，因为无论这种再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阶级的不平等，它都无法动摇阶级权力的不平等”。(32)
在麦克弗森提出的经济民主方案中，他呼吁以共有财产制度来代替私有财产制度。与私有财产制度一样，共有财产制度倡导一种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尽管国家保障这些权利，但“国家规定这些权利是可以共同使用的，不排斥他人使用和收益”。(33)在历史上，共有财产制度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财产制度，但从16、17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由于市场集中而变成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利发展为一种数量不受限制、功能不受约束、可自由转让的个人的绝对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发展的极端便是剥夺多数社会成员接近劳动工具的权利，迫使他们把自己的能力转让给他人，从而危及市场社会的生存。因此，麦克弗森认为，劳动工具必须成为共有财产。但是，麦克弗森找不到一种现实的可以容纳共有财产制度的社会。虽然现代福利社会的出现，使得一定数量的财产收益通过国家机器从有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转移支付，但福利社会从根本上仍然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激励机制来推进生产力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从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行能力转让这一市场社会的本质特征。
虽然麦克弗森没有绘就一幅以共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但他明显地表现出对自己同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赞许，认为它是一种“不存在能力转让”的模式。(35)当然，麦克弗森对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做法耿耿于怀，认为这一做法比能力的市场转让更加不利于推进人们的能力发展，但他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匮乏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变。麦克弗森倾向于一种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但他没有仔细研究如何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因此，这一想法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美好憧憬。
麦克弗森对一种以金字塔型委员会制度为形式的参与式民主的前景抱有希望，认为这一民主形式的实现具有可行性。不过，实现的可能只能建立在渐进的、点滴变化的基础上。麦克弗森提出了理想的民主模式，但却坚持参与式民主仍然属于自由主义民主，因为他并不主张废除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主张个人主义的消失，只是要求降低或放弃关于人和社会的市场假设，远离人作为消费最大化者的形象，减少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这些变化不是颠覆自由民主的价值，而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好继承”。(36)
与佩特曼(Carole Pateman)等其他研究者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相比，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模式试图从更一般的角度进行阐释。因此，他的理论可以应用于大多数政治组织、经济组织。麦克弗森的参与民主观念，主要目的是倡导“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以及实现经济平等。但是，佩特曼和麦克弗森的参与民主理论，都没有具体指出在宏观层次上实践参与式民主的政治过程和组织形式。参与式民主理论最重要之处是复兴了遭到自由主义民主严重压制的民主的真正意义。复兴民主首要的是恢复它的道德内涵，这一任务主要由麦克弗森承担。在修复民主的道德内容时，麦克弗森反对市场伦理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认为这一观念下的个人是无尽的攫取者。他认为，民主的道德概念内在地与人的发展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能力，获得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一利用过程和结果，人们发现自己得到了实现和享受。如果这一利用能够实现的话，这意味着只有民主的道德观念才真正符合人的道德。但是，民主的道德内容是什么？麦克弗森将这一内容理解为首先是经济平等(实质平等)，其次是社会成员的集体主权。后者可以理解为个人对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实施控制的自由和权利，而前者是后者实现的条件。
麦克弗森洞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足，同时也清楚一个理想民主社会的特征。他发现了颠覆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基本假设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革命意识。他也没有像约翰·密尔那样，对建立在扩大参与和经济合作基础上的渐进变革充满信心。一些具有左派倾向的学者批评其过于保守，没有提出一种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37)显然，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注释：
①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3.
②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32.
③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p. 34-37.
④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43.
⑤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44.
⑥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p. 47-48
⑦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49.
⑧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p. 56-57.
⑨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60.
⑩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p. 78-80.
(11)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p. 85-92.
(12)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91.
(13)［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2页。
(14)［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9页。
(1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页。
(16)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99.
(17)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
(18)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 42.
(19)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p. 10-11.
(20)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p. 59-60.
(21)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 65.
(22)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 63.
(23)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109.
(24)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p. 109-111.
(25)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112.
(26)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p. 112-113.
(27)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114.
(28)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98.
(29)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99-100.
(30)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102-105.
(31)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102.
(32)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104.
(33)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 111.
(34)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 124.
(35)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 14.
(36)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p. 115.
(37)John Dunn, Democracy Unretrieved, or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rofessor Macphers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4, Vol. 4, No. 4, pp. 489-500; Victor Svacek, The Elusive Marxism of C. B. Macpherso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6, Vol. 9, No. 3, pp. 395-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