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精神，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前提。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共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无疑是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但是，如邓小平所说，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并没有完全弄清楚。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曾经由于对目的与手段、价值理想和现实途径之间关系的不恰当把握，导致社会主义价值的跌落。同时，由于受苏联模式以及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又被制度化，忽略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没有能够形成合理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没有看清楚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从而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真谛。这种不清楚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严重失误以致带来严重后果。邓小平曾经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政治家的敏锐和智慧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注重从价值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邓小平反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等等。最后，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论断中，他将共同富裕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引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之中，矫正了以往对社会主义实证化、制度化的理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胡锦涛提出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等。这不仅表明我们继续从价值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而且也表明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提出，则充分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价值，以及社会主义价值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种理性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根本的价值理想、价值原则，从价值层面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展开的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建构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实现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生命之魂，表达出它特有的精神气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推动着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引导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不仅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还意味着它的自我建构。
整合多样化价值观 引领现代价值秩序的建构
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任何健全的社会都具有稳定和谐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也有着稳定和谐的价值秩序。价值秩序不仅反映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而且通过自身为人们建构有序的意义世界，促进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秩序需要核心。犹如一首美妙的乐曲，如果没有主旋律，只能是一堆杂乱的音符而已，要真正形成价值秩序，就必然需要一种核心价值观来调节与整合多元价值的紧张与冲突，统摄价值生活。因此，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文化都会致力于建构和不断强化其核心价值观。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社会价值秩序发生着深刻的变迁。改革的历史进步性决定并确证了人们价值观变化的进步性，同时，价值秩序的变迁中又充满了紧张、冲突甚至一定程度的混乱。价值观的多样性引发，带来了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个人、群体、社会不同主体之间在效率与公平、利益与道义、自由与平等一系列重要价值问题上，有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选择。同一主体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价值取向也往往呈现出多变性与矛盾性。这种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同形态的价值观，如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宗教的与世俗的、精英的与大众的价值观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我们还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价值观的物质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一些人视金钱、财物及其获得是他们的首要乃至全部目标，认同物化的逻辑，信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一些人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以事物具有相对性为借口，混淆是非界限，美丑不分、荣辱不辨。一些人信仰缺失，精神迷离失措，无所依傍，陷入无意义的焦虑与孤独之中，并走向虚无化、平庸化、冷漠化。因此，我们时常看到生活中道德底线频频失守，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雷人事件不断发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担着引领现代社会价值秩序建构的历史使命。价值秩序变迁中的矛盾冲突以及一定程度的混乱，反映了经济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以问题的形式，凸显了对核心价值观的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的提出，表达了对这一诉求的自觉。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彰显，人们能够对多样化价值予以批判性整合，对价值之间的冲突加以调解，以此理解和统摄社会生活，消解价值观的物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从而有效建构精神家园，在多样化价值的喧嚣声中，安顿自己的心灵。社会也能够找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想差异之上最广泛地形成价值共识，有效引领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有效避免社会分化带来的思想对立和混乱，形成稳定有效的现代价值秩序。
增强民族凝聚力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人们称之为软实力。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竞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当代中国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国家认同感。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表现为文化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追求。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每一个社会共同体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为自身的存在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并通过它来塑造和凝聚它的成员，把共同体的成员联结在一起，产生一种团结感，形成一种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这种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这种核心价值观为其成员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使人们在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有了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形成价值共识，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当代中国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们提供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和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超越阶层、行业、职业、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同时，也正是凭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社会进行着自我认同，实现自我确认，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显现自身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同一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当代中华文化的核心。这一核心价值观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在价值层面上所做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答。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背景下来展开的。它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和市场机制，也要努力消除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困境与危机。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继承与吸收，又需要对他们进行批判与超越。在这种批判超越中，克服和消解现代性价值缺陷和危机，为人类文明发展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和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此，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之谜的创造性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则是对中国近代以来价值文化领域中西古今之争的创造性解答。这样的价值观，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标识，对外展示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象，构成国际文化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也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有着独特的价值。只有具有这样的价值观自信，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