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令 (亚瑟)凯斯特勒表情不安，接着便带来了混乱和冲突。而这正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1]
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衰弱，对应着教授们的复兴，因此并非纯属巧合。[2]
本书反映了我长期以来的关注，即关注学术人员在学术领域以外写作、或者通常也可以说面向一般读者写作之现象。但本书的推出也还渊源于更为直接的激励。一是本人在有关克林顿弹劾案挫败的著作中，探讨了当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教授们对那段值得关注的情节之公开评论。[3]总体而言，那些评论的质量惊人地低下，但我在该书中尚未努力系统地说明那些令人惊异的事实。二是本人曾就公共知识分子格特鲁德·辛美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的著作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关于当代美国社会危机(作者认为如此)的书评，[4]激起了无数出人意料的评论，当然许多评论属于正面评价。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也促动与本人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迈克尔·阿隆森(Michael Aronson)编辑，他建议本人就“公共知识分子”––––就有关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事项的问题对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我看来的不足之处，尝试进行更全面透彻的分析。
激励本书写作的第三宗事件，是本人于1999年11月受命调解微软反托拉斯案，该案件引发了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无数的公开评论。而当我进入这一极度复杂的案件时，我却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共同体中这些人所作的大部分评论，就不涉及利害关系的范围而言，[5]也只不过表现为对事实的浅尝辄止；并不比闲言碎语高明多少。
然而，当本人开始思索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问题时，却发觉自己仿佛已置身于汪洋大海之中。这一主题似乎无影无形––––“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本身无法界定；即便不论公共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仅仅他们的活动就太过纷纭繁杂，以至于无法勉强将其纳入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媒体和公共利益在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中的性质尚不明晰；上述作品与诸如新闻报道、政治和学术等其他文化领域的界线模糊不清；量度和评估的问题难以解决。简而言之，公共知识分子的世界似乎随机不定且无章无序。然而，随着我思考和研究的推进，这一主题开始展现出可驾驭的轮廓。我发现，“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可以通过对一个连贯而广泛的表达活动之整体划定其边界的方式来予以界定。如此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其不同类型便可以描述，而其中有一部分作品存在着令人惊奇的严格常规。随着量度和目标评估成为可能，长期趋势以及人口统计模型也变得能够辩别。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可以视为构成一个市场以及一种职业，能够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术语来分析，并且还可与其他市场和职业进行对比。关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可以信赖之判断––––并非全盘否定，亦非相反––––开始展现出可能。
本书的研究充分表明，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固然具有同一的结构、多种模式和写作习惯，且前后一致、易于理解––––但此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作品质量控制之缺位，人们在包括学术市场在内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亦可见到此种缺位。由此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且平均质量低下––––不仅质量低下，而且还可能在不断下降，当然更准确地说，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以及无关紧要。
然而，对待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不论是学术、还是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皆不应概括地予以责难，概括的责难也并无正当性。每一领域的杰出代表，皆可参见本书第五章载明的前100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连同众多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这一名单是依据媒体提及的频率测度的，从知识区分的视角而言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方式，但就公共知识分子更吸引公众关注而言却是一枚性能优越的指针。有一些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公共生活之中最杰出的人物，比如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利·威尔斯(Gary Wills)、詹姆斯·Q·威尔逊 (James Q. Wilson)。[6]然而，知识的质量甚至还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富有价值之贡献。本人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商品不仅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并且我也不想令人扫兴，贬抑给读者带来欢娱的知识分子(本人对于协同之构建疑窦丛生)。进而，亦应广义地理解“信息”，它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阐明问题、揭露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错误、吸引对曾经忽略问题的关注以及活跃公共论辩方面的作品。假如像本书这样进行细密而批判地审视，那么，符号商品(symbolic goods)中到底有多少其他的市场要比公共知识分子市场表现出更少的“市场失灵”之迹象，我们并不清楚，甚或“市场失灵”正是这一市场的恰当特征。然而，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言，咀咒使人振奋，祝福使人松懈（bless relaxes, damn braces），*因此，本人的强调亦在于批判，而非颂扬。并且，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批判。
对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除了投去嫉妒的眼光之外别无其他新意。[7]人们也只能揭示，对他/她情有可原的失望，主要理由便是现代大学的兴起，[8]以及相伴而生的知识日益专门化之趋势，正如本人论述的那样。[9]知识的专门化当然决非一件坏事；实际上恰恰相反。然而，并不是知识专门化的全部后果皆完美无缺。正如极具启蒙性的术语“劳动分工”所揭示的一样，知识专门化将工作任务细分成更小的部分，促进了快捷学习、高度集中、快速完成，并因此提高生产力，从而发挥其魔力。现代大学是智力劳动部门的象征和聚集地。知识分为学科，学科分成领域，领域又细分为更小的领域，因此，一名学术人员可能将他/她学术生涯的全部奉献给沙特尔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Chartres)*染色的玻璃窗，或者考证世界博览会的交易和历史，探索中世纪晚期唯名论与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之间的神学关联，或者研究量子理论的哲学意义。[10]
尽管现代大学的工作条件，尤其是以任期合同为基础的学术自由原则，令知识分子的职业安全且舒适，他们因而能够远离尘世且怡然自得，但是，知识的专门化毕竟促使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这些趋势最早是由美国的大学提出来的。那也或许正是为什么活跃于20世纪下半期如此众多顶尖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大多皆为外国人之缘故吧––––例如，雷曼·阿龙、汉娜·阿伦特、米歇尔·福柯、尤根·哈贝马斯、弗里德利希·哈耶克、利奥·施特劳斯、以及阿玛蒂亚·森 [11]––––即便在那段时期，美国的大学相比外国大学更具优势。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美国的大学雇佣了诸如阿伦特、施特劳斯等流亡学者，以及其他的外国学者，比如森。
甚至在今天，也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皆是教授，当然大多数是教授。那么今天，最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稳健型的专家，他并不是特别适合扮演引人注目(尽管不仅仅如此)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那类人，也不是向非专家的读者就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发表意见的批判型评论家。[12]这是一个恰当的定位，也许在政治、文化和社会舞台上，他们只不过扮演了比跑龙套稍强一些的角色。并且，他们也经常会因为错误的事情而遭受批评。但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他们努力扮演这一角色，只不过换来的也许只是令人曲解的预测和肤浅的政策建议。进而在当代，由于社会公众接受的信息铺天盖地而不堪重负，因此，一位学术人士若要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获取吸引力，通常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公开声誉，即便是恶名远扬，然而要获得名气却也是一件偶然之事。但倘若是无名鼠辈，则就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发表的意见，将难以激发哪怕是一小部分非学术的社会公众之兴趣。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之学术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le Fast Talker)。[13]
但，这些并非本书主要探讨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领域的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亦不是本人的目标，尽管我也禁不住要稍稍提及她那不同凡响的专业(参见本书第三章)。本人重点探讨的公共知识分子，乃是那些声名卓著的学术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之困难，在于市场的失灵，而非其个人的失败。并且，那也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失败；本人就列举出了现代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作出重大贡献之例证。然而，他们的大多数贡献，与其说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有贡献，还不如更恰如其分地视为学术工作之适度延展(比如，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非专业的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他们表明，学术人员可以兼作为报刊人士。同时，就批判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谬误和讽刺之层面而言，许多重大贡献都是负面的。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主要原因便在于现代大学的成长及其特征。本人相信，这样陈述是公正的。
本书共分为两编。第一编从总体上审视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public-intellectual enterprise），运用了类型学、理论分析、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以社会科学为论述重心和研究进路，当然文中亦使用若干趣闻轶事。从理论层面而言，它是一项有关非市场行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符号商品经济学（economics of symbolic goods）之研究，这仍是一门新兴学科，甚至尚未恰当地界定––––泰勒·柯温(Tyler Cowen)的著作《声誉如何定价？》(What Price Fame?[2000])*对此予以了说明。在本人看来，所谓符号商品，是指以表达性或者信息性(expressive or informational)为主要内容或功能之商品，比如艺术、宣传、新闻、以及学术。[14]
第一编，把公共知识分子和其他类型的“知识劳动者”区分开来，文中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时事评论员与社会趋势评论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形式(比如，杂志文章与整版付费公告)，并对公共知识分子推销的不同商品进行了划分(娱乐商品、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和信用商品)，且明确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类型，以及确定其类型之习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类型包括：将某人的学术作品转换成接受普通教育的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形式(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我大众化)；基于某人的学术专业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议；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政治讽刺作品；对公共问题的悲观主义预测(jeremiads)以及其他的预测性评论；一般的社会批评或者专门的社会批评；在某人专业领域之外提出社会改革建议；“即时”评论；以及最无关紧要的向法庭提交的专家证言。前二类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自我大众化以及“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倘若从分析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独特性和存在的问题来说，没有太多趣味，故本人将吝笔惜墨，不作太多讨论。
第一编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框架，可以将公共知识分子设想为一种在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市场中的职业，并且，对其进行的理论分析之本质可以透过经验主义数据予以测试。这些数据既可以是定性的，亦可以定量的；本书第五章中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统计学分析，可谓第一项类似的综合性研究。[15]
第一编强调的要点包括：独立的知识分子日益衰落；知识的学术化和专门化对公共知识分子日渐衰微之影响，正如本人已经提及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中的名气与其学术声誉呈相反动向之趋势；由于无法把握公共知识分子频繁错误的判断和预测等原因，而产生了困扰这一市场的质量控制问题；以及，考虑到在知识专门化时代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的听众知识严重匮乏，并鉴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激励和约束缺位，因此，认为能够依赖“观念的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以优化公共知识分子行为之假定，
便显得愚不可及。在一个功能完备的市场之中，至少就设想试图在增进公共理解方面取得重大贡献的人而言，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责任心以及作为卖方的基本品质。不仅与学术人员从事学术工作相比，公共知识分子缺乏上述品质，而且与新闻记者、政治家和政策分析人员相比，亦是如此。
第一编以第五章的统计分析而告终；第二编则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类型之一的文学批评开始。主题的切换，尤其是方法的转向，也许会让部分读者感到惊异。与第一编社会科学的重心和进路相比，第二编主导视角，则是哲学、文学批评、法律以及知识分子史之路径。因此，本书试图搭建一座“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即在公共知识分子C·P·斯诺(C. P. Snow) 和F·R·利维斯(F. R. Leavis) 之间进行的那场著名的论辩所体现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参见本书第六章）。*如同斯诺一样，本人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互补性、而非对立性的调查系统。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全方位的视角而言，两者皆属必要。事实上，两种系统之间的关联绝对是相互依赖的。第二编对本书第一编的主张予以具体化，超越了对公共知识分子不同表达类型之解释的界定，并且更加深入地探索了活跃于当代美国的一些趣味盎然、雄心勃勃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未仅仅局限于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本书第二编，我们可以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在高谈阔论公共问题时错漏百出。我们将见到，有些公共知识分子试图把新兴领域人为地置于其本人学科范围的普罗克鲁斯忒之床(Procrustean bed)，*有的人投入全新领域却并不尝试掌握新的知识，而有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曲解事实和法律，以迎合其本人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回顾前文，我们将发现，第一编业已提供了解释第二编所探索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存在的基本缺陷之工具。
第二编详细探讨的第一种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类型，是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它属于文学批评之领域，学者们通过将政治性评论与社会公众至少有些熟悉的作品联系起来，而寻求一般社会公众之认同。浮现在本人脑海之中的，并非文学领域的学者，比如，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和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因为他们在谈论政治或者其他公共问题时把文学抛得一干二净，本人所想到的也并不是那些从文学圣典急转直向政治色调非文学文本的文学学者(又如，费希)，本人关注的，乃是利用人们广为接受的文学作品来评论公共问题之人。当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如此行为时，甚至当他们如此招摇地对待诸如《一九八四》(参见本书第七章)之类的“政治性”作品时，我以为，一般地来说他们正在促成文学的贫困化。奥威尔的小说属于政治讽刺作品，正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一样。[16]它们可谓一类极其重要、真正、极具历史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之类型，而不同于政治色调或者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批评。奥威尔堪称20世纪卓越超群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如狄更斯作为19世纪引领风骚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而奥威尔并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他甚至连大学毕业生都不是。然而，正是这些不足之处(狄更斯同样具有)，恰恰已构成他从事公共知识分子事业之财富。我还认为，奥威尔最伟大的小说尽管属于政治讽刺作品，但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因素并不必然是最引人入胜的。这则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类型之局限的另一线索。
紧接下来的，是长久以来盛行不衰的悲观主义学派––––辨别并揭示衰落之趋势（这是一类“悲观主义的鸿篇巨论[dolorous tirade]”，正如有本字典将其界定为“悲观主义”)。相比隶属于文学的各种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类型而言，这是一种更加流行的风格，因为它能够吸引更为广泛的读者。很少有美国人对文学怀有兴趣，但每个人都会关注，美国将走向何方。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似乎[17]也将迈向更为广阔的自由，包括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第一个趋势冲击着社会保守主义，而第二个趋势则消解了社会平等主义。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以及财富的增长搅乱了经济上的左翼分子(the economic Left)，令其迷失了方向，因此可以看到，当代的悲观主义主要渊源于右翼人士。比如，罗伯特·博克和格特鲁德·辛美尔法伯。而另一方的例子，则比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克里斯托弗·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悲观主义说明了预测之走向，但并没有运用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对预测的倾向进行详尽细致的研究。悲观主义适用特别僵化的习惯(它必须是怀旧的、悲观的、预测的、以及判断的)和假定，比如，假定文化具有整体性；倘若没有这一假定，则大众文化或者性行为之趋势将不具政治上的意义。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比如生态灾难(参见第四章)，尽管其幽暗并不次于悲观主义，但它不坚持文化的整体性，而且事实上它对文化之趋势几乎毫无兴趣。
接着，本人便开始探求哲学家们的努力，以寻求苏格拉底曾经失落之斗篷，因为正是这位哲人，一位殉道的牛虻，才可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最早代表，而决非宗教先知耶利米。*但苏格拉底强调的是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变革，而非预言悲观之结果，当然这也并不是否认耶利米的宗旨亦具批判性，所谓幽暗之预言不过是作为一种媒介而已。在当代苏格拉底的继受者之中，本人选取了两位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来集中阐释，理查德·罗蒂和马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前者更接近于评论家，而非改革家，但后者则更类似于改革家，而非评论家。两位学者在政治上皆主张社会民主；事实上，他们的政治态度是无法区分的。罗蒂认为，西方中心的哲学传统是实现社会民主目标的绊脚石，但努斯鲍姆却相信，这种传统对于社会民主目标之实现是不可忽缺的––––而与她政治上对立的学者阿兰·布卢姆(Allan Bloom)，则认为这一传统对于阻却上述目标的实现不可缺少。本人的主张是，这一传统以及从广义而言的哲学，几乎并没有向社会评论家和改革家提供什么––––除了在测定社会改革努力之成败得失的实践思考中所产生的困惑之外。
从涉列广泛的公共问题之层面而言，罗蒂和努斯鲍姆属于“一般的(general)”社会评论家；他们不同于在自我领域的习惯边界外漫步独行的“本人领域”之政策建议者。至于“专门的(special)”社会评论家这一术语，本人指的是把其自身限定于对其群体至关重要的事项之中的公共知识分子––––黑人就黑人问题写作，女同性恋就女同性恋问题写作，等等––––以及，主要从其群体成员以内而非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之中寻求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的评论家与专门的评论家有交叉重叠。许多“一般的”犹太知识分子就犹太人问题写作，然而，他们并不将这些问题视为其工作之核心。并且，具有特定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部分作品既针对其群体成员，亦同样面向社会公众。人们尤其会想到诸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等黑人作家，以及今天的黑人学者，比如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谢尔比·斯蒂尔(Shelby Steele)、帕特里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以及兰德尔·肯尼迪(Randall Kennedy)。*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学者主要围绕黑人问题挥毫泼墨，但他们的读者可不仅局限于黑人，关注国家种族问题的白人同样也阅读他们的作品；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面向白人读者之定位，事实上在黑人社会中还引发了些许愤恨。[18]尽管如此，任何值得分析的专门评论家都将必须深入地挖掘涉及其特别群体之问题。倘如此探究，将离题甚远，故而我在本书之中基本上将回避这些问题。在其他论作中，我已就此类作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9]
本人所谓的“即时”评论，指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正在进行的公共论辩––––在德雷福斯(Dreyfus)上尉事件中，左拉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论辩的参与，可谓这一事件淋漓尽致之体现。那是一宗法律案件；而由于法律如此渗透于美国人民的生活，以至于各种情形之争议皆可能转化为学术评论针对的法律争议，因此对法律案件的即时评论可称得上我们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20]本人对这一活动进行了审视，并且还分析了法庭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种与之相互关联却又与案件评论家不尽相同的角色。专家证人日益成为诉讼的装备，并且他们不仅仅限于有关科学或者其他技术事项之案件。证人席，业已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平台，尽管机会并不太多。而法庭是否应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表高见之论坛，我深持怀疑态度。
为促使公共知识分子对他们进入的公共舞台负责，本书的结论部分通过鼓励更充分地披露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和收益，分析了改进公共知识分子市场运作的可能措施。本人并不希望公共知识分子沉默是金，而只是期望令他们的声音听来象是更为稳定的音符。
第五章中表5.1列明了546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曾“出现”在美国当代社会思想中的外国人；而这一名单当然是不全面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广泛涉及了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类型、以及对象，更不用说跨越了不同的时期(尽管只列举了活跃于20世纪的公共知识分子)、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国别各有不同。因此，由一位作者仅在一本书的框架内要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出全面透彻的分析，是绝不可能的。然而，尽管本书存在一项主要的忽略，即未顾及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之情形，但本人仍没有意识到，是否还有另外的著作和本书一样论述充分。在大多数西欧和拉美国家，知识分子比在美国要受尊重，并因此更可能为报刊和电子媒体邀请就公共问题进行评论。在法国，主流的知识分子可谓媒体明星。探索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跨文化差异之原因，是一项令人兴奋的话题，但却不构成本书之主题，本书仅仅考虑曾出现于美国文化场景中的外国知识分子。本人只是将努力揭示，拥有数量更少、性质相同的领导阶层(政府、商业、教育、职业和新闻媒体的领导阶层)的国家，趋向于赋予公共知识分子更为显赫的地位，而并非美国。这些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渊源于与政治领袖、商界精英和技术先驱相同的阶层，他们和这一阶层的其他成员在同样的学校学习，在同样的社会圈子中交游，并分享着同样的模式、习惯和一般性视角，即便其立场可能对立，也趋向于更相信国家权力体制，事实上他们正是国家权力体制的一部分。但我不可能在本书的框架内探讨这一点。而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一种全球性视角的考察则难上加难，其原因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倾向于地方性(local)，正如大多数政治作品一样，它们聚焦于特定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21]
对知识分子包括公共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从属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我在本书中并不强调历史考察，[22]而且对这一主题本人更多地采取了经济学的研究进路，而非采取通常的研究方法。不过，本人还运用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借鉴了马克斯·韦伯––––一位远见卓识的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从韦伯的视角而言，本书可谓我前期作品《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1999)之延续，该书将众多道德和法律的理论家纳入了审视的框架，而这一点类似于本书将公共知识分子作为考察对象。应该补充的是，假如韦伯作为本书研究指引的话，那么其他几位社会学家，包括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连同以社会学家风格写作的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则属于本人将对其作品评述探讨的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列。
这，便是本书的内容概要，而读者将会发现，事实上本书对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不仅仅限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多于赞誉。然而，读者在此可能也会感觉到我的自相矛盾。难道我就不是一位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吗？[23]尽管本人不再拥有终身学术职位，但曾经多年 (准确地说，是十三年半)却也是享有固定任期的全职学术人员，而至今依然兼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不仅撰写司法意见、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而且也超越本人领域之外挥毫泼墨，甚至为《纽约时报》和《新共和》撰写书评，还创作过一本有关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件的作品，该作品被罗纳德·德沃金称之为“报刊文章(journalistic)”[24]––––以及撰写本书，
我深切期望，本书不仅仅吸引学术人员的关注。并且更糟糕透顶的是：本人对那些衰落主义者(参见本书第八章––––“悲观主义学派”)冷嘲热讽，还主张公共知识分子本身正在日渐衰微。而人们对于他人发觉的自身之弱点(但其本人尚未意识到的弱点)，难道不是通常特别得敏感吗？
一切都是真实的。本人意识到，在下射出去的利箭，可能在飞行之中拐弯改道，然后恰恰射中我这名射手。读者，自有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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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ny Judt, “The Believer,”New Republic,Feb. 14,2000,pp. 40,46-47.
[2] Tony Judt,Past Imperfect: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 297(1992).
[3] Richard A. Posner ,An Affair of State: The Investigation,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196-216,230-245(1999)。这一讨论的部分内容，经修订载明于本书第三章和第十章。
[4] Richard A. Posner, “The Moral Minority,”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Dec. 19,1999,p.14。该文系对格特鲁德·辛美尔法伯《一个国家，两种文化》(One Nation,Two Cultures，1999)一书的评论。
[5] 有些评论人收了微软公司或其竞争对手的钱。
[6] 如见，Alan Wolfe, “Not the Ordinary Kind,in Politics or at Harvard:A Flawed Social Scientist with a Political Agenda?Or a Politician Whose Insights Inform His Studies?”New York Times(national ed.),Sept. 9,2000,p.A15.
[7] 如见,Russell Jacoby,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1987;reprinted in 2000 with new introduction);Jacoby,The End of Utopia: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 117-123(1999);Tony Judt,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Blum,Camus,Aron,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1998)；亦见前注[2]。更温和的批评，参见，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ch. 15(1966)，该评论虽有些陈旧，但仍属及时。
[8] 以及思想库的兴起，本人将其视为准学术机构。参见本书第一章。
[9] Josef Joff,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the Rise of the Pundit,”i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Theory and Practice (Arthur M.Melzer,Jerry Weinberger,and M.Richard Zinman eds.,forthcoming). Edward W.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57 (1994).Aloysius Siow, “Tenure and Other Unusual Personnel in Academia,”14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 152 (1998).
* 沙特尔，法国厄尔-卢瓦尔省省会，在此有13世纪兴建的著名的圣皮埃尔教堂。––––译者注
[10] Robert T.Blackburn and Janet H.Lawrence,Factulry at Work:Motivation,Expectation,Satisfaction 294(1995).
[11] 对知识分子分门别类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本书第五章的统计分析中，本人将阿伦特归为美国人，尽管她成人时才来美国，但她的学术生涯以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创作的大部分作品皆使用英语在美国写作。
[12] “专业化的学者和专业化的科学家，尽管其拥有专业上的成就，但倘若他们在发表重大声明、支持公共选择之时不具有实实在在的风险感，则他们很可能将成为令人厌烦之人。”参见，Theodore W. Schultz,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 222(1993).
[13] 或许也包括布尔迪厄本人，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在《抵抗行动：反对市场的暴政》(Acts of Resistance: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1998)一书中，将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描述为“履行公共职责(public position-taking)”(id.at vii)，把知识分子的特征界定为“就涉及他们的权力而言拥有自由，对所接受观念的批判性，打碎过分简单的非此即彼之范式，对问题复杂性的尊重”(“消极的知识分子[The Negative Intellectual]，”in id. at 91-92)，事实上，该书只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肤浅浮躁的左翼主义狂言。
[14] .Elias L.Khalil ,Symbobolic Pride and Identity Goods,”49 Tbeory and Decision 53 (2000).
[15] 先前亦有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统计学研究，参见，Charles Kadushin,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1974)，但这一研究的范围相当有限。本人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讨论。
[16] 奥威尔还著有另一部伟大的政治讽刺小说––––《兽园》(Animal Farm)。
[17] 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本人强调的是，从当前趋势推断未来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参见本书第四章。
[18] 参见，Michael Eric Dyson,Race Rules 60-61 (1997)。一些黑人学者，比如，斯蒂芬·卡特尔(Stephen Carter)，根本并不特别关注种族问题，尽管卡特尔也就此写过一些作品，因此在本人的术语归类中，他属于“一般的”社会评论家，而非“专门的”社会评论家。
[19] Partricia J.Wolliams,The Alcbemy of Race and Rights:Diary of Law Professor (1991).
[20] 最近的类似事件，在打破僵局的2000年总统选举诉讼案之后，对诉讼的评论，本书将在第三章予以讨论。
[21] 更好的例子，参见，Jan-Werner Müller,Another Country:German Intellectuals,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2000)。前注[2]和[7]引用的托尼·朱迪特（Tony Judt）关于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系有关外国知识分子的示范式研究。
[22]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现代史，参见，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From the Dreyfits Affair to Salman Rusbdie (Jeremy Jennings and Anthony Kemp-Welch eds.,1997).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Amercan Life (1996)。
[23] 鉴于本人在已出版的作品中许多次地被描述为公共知识分子，故本人不情愿地将我的名字加入本书第五章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在本书结束之际，读者将会理解，鄙人并不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尊敬的概念，而只不过是一种职业(通常是兼职)之称谓。
[24] 参见，Ronald Dworkin, “Philosophy and Monica Lewinsky,”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9,2000,pp. 48,50。进而，在该书写作时，克林顿弹劾案的复杂情节正在逐渐展开，而本人特别是批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手段––––正是鄙人所称为的“即时评论”––––对时事进行指点江山。参见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