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
译者：宋治德
1. 反霸权斗争的意义
霸权(Hegemony)这个名词在葛兰西那里所指称的意义，是同时包含有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的意思。以同意的意思来说，它指统治阶级有能力说服被统治阶级，去认同、采纳和「内化」统治阶级自己所采取及相信为正确、合理的价值与规范。这或会是对于「以同意为霸权」(Hegemony—As—Consent)的一种较为有力的说法。而另一个较为薄弱的说法是：无论被统治阶级对现行的社会秩序有何想法，以及他们如何异化于这个社会，但统治阶级有能力去说服被统治阶级，任何另类的出路都会是糟糕的结局，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被统治阶级所能做的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另类出路。这第二种说法尽管较为薄弱，但是对于巩固社会秩序的有效性来说，它不会比第一种说法逊色很多。但是任何一种说法，霸权都不会被视为最终和不可逆转地胜利的东西。相反，它是需要不断地「培养」、防卫和重新阐述的东西。
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统治阶级对这点是十分了解的，也不会视霸权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类政权的整个历史表明，自从扩大普选权的达成、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生、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或各种社会主义政党展开激烈的政治竞争开始，部份保守势力就显出有决心要进行一项「同意的工程」(Engineering of Consent)，以及热切地尽力去赢取他们的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斗争的内容会是非常的不同，而它们采取的形式范围可以从极之精细和巧妙到极之露骨的煽动。不过，其目的经常是令现存社会秩序得到人民的认可，和令到工人阶级(或其它人)拒斥可以对现存秩序采取一个激进和可行的另类出路的任何这类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对来自社会下层的压力而作出真正的让步亦符合这种目的的，较为显著的例子是在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因此，以为「以同意为霸权」只是一种纯粹思想迷惑的事情，会是非常重大的错误。
既然这样，为什么资阶级民主的政权在为「以同意为霸权」的斗争中不能被视为最终会获得胜利呢？其主要原因是霸权工作所传播的讯息与这些受到日常生活打击的人民大多数的被传播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些讯息述及包括有民主、平等、机会、繁荣、保障、社群、共同利益、正义、公平等等。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生活的现实却非常的不同，包括有被剥削、支配、生活各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各种物质的拘束和经常严重的精神贫乏等的经验。真正的现实未必可以在这类的名词中得到一一说明和找到对应，但现实确实是令人不惬意的和被具体感觉到的，因而产生沮丧、异化、愤怒、离心，以及来自下层要求解决这种种不满情绪的压力等等。霸权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这种种的不满情绪从一个普遍性的存在转化成激进的思想。
如果霸权传播的讯息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存在差距，这就显然很少须要或甚至完全没须要要对群众意识作不懈的攻击。同样这也不会须要对反霸权工作作过多的估量，这只会是独立个体的工作，而他可能被拒斥为怪癖和不会有希望得到其它人认真的聆听。正因为在言辞(即使有真正的让步作为支持)，与现实生活感受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提供对反霸权工作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场域。这个基于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产生的场域，而在其中作出的反霸权的斗争，有时较顺利，有时则不太顺利，但永远不会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这种反霸权工作和霸权本身一样是有不同形式的，当代其中一项最为注目的特征是形式如何的不同亦成为反霸权工作的来源。例如，近几十年来在一些国家开花结果的女权、生态、反种族歧视和其它这些「新社会运动」等等，已经完全做到这点，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精神既定秩序作出非常突出的窜扰，以及需假定它们会继续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议题。回顾不久之前，曾经有个时期当在左派内部对工人阶级(更特定的是工人运动)视为是对资本主义「真正」异议和挑战的来源时，「新社会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上的存在令到左派内产生一种普遍认识，认为这是一种偏离，但也认为这种运动能产生一个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贡献。车轮现在却转了一个大圈，现时左派内有很多人确实相信只有「新社会运动」能对既定秩序提供一个有效的挑战，并且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是过于沉缅于古旧和过时的思维方式。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失去信心(更不要说劳工及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确实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派政治文化的主导特征。这里，坚定地宣称「新时代」(译者注﹕这里是指前英共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所鼓吹的思想)需要新思维，而新思维需要放弃很多(或者大多数)长久被珍惜的，但现在已毫不相关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这类讯息在很多不同的版本中已表达出来，但它最终等于是从对资本主义探寻及争取社会主义的方案中退却下来。
目前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相信上述的看法是个令人心痛的错误方向，社会主义者可以为反霸权的斗争中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另类出路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对反霸权的斗争都更为须要。当然，这种社会主义的贡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反对「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议题。相反，「新社会运动」关注的包括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环保、性解放、反战等等的议题，亦是社会主义议题的其中一部份，而很多从事「新社会运动」的人也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所关注的与社会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基本立场在今日可以为从事反霸权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形成特定的贡献。而这种立场须要再重新强调至少因为有两个考虑。第一，正如已注意到的，就是这种立场现今在左派内仍时常争论不休，或者完全受到忽略。第二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危机和它们当中有些的倒台，给霸权力量一个极好的机会宣称不单只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或正在死亡，就是任何版本的社会主义也处于同一状况。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谬论更须要去反驳，以及为这个界定社会主义的主要命题而提供一个合理的论证。
2. 反霸权斗争的左翼批判视野
两个密切关连的原则是作为这个论证的出发点。首先，它包括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激进批判；另一方面，肯定一个建基于彻底不同基础的社会秩序，它不单只是可期望的(这是较容易满足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现时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越来越倾向于零碎和特定联系于实时的「问题」，而对于掩藏在其下的问题却显得不足。换句话说，左派的批判倾向只朝着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秩序运作的一个方面或其它方面，而没有从整体上联系到这个制度性质的批判。另外，一个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卓越性在于它在特定的祸害与资本主义的性质之间，经常去寻求形成一种关联。这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是被追求私人利润所驱动，这个动力与精神充斥于整个社会秩序之中，除了是追求私人利润增值外，将所有其它事物的考虑必须贬抑为顶多只是从属的位置。
社会主义的批判不会像自由派或社会民主派的批判，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等缺点，不会视为只是从正常情况出现的不幸偏差，相反会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如果想以公共干预和调控的方法来减轻资本主义祸害的话，就会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偏离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以及与它的精神与目的背道而驰。所以在这原则下，「自由主义者」会反对所有干预市场和调控的论点，这里有一个悖理的逻辑﹕就是「自由主义者」比那些致力于推动「自由企业」及巿场规律却又不愿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政客，更有无情的勇气。
社会主义者当然支持和要求局部的改革。但是，他们也提出对类似改革是有限和修补性质的批判；他们要求扩大改革范围，和反对发生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对改革强加的限制；他们提出警告反对那种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能够真正治疗制度所产生的根深痼疾。所以，对「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批判丝毫不是贬低在这名称下所包括的改革。但是，这里指出的是它的不足性，因它是存在于一个对集体设施毫不同情的制度里。同样，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批判，指出要灌输一种与推动资本主义企业完全不同的精神，但承认和充分意识到这点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本身。
我早前建议的对现行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经常伴随着一个激进的方案，我坚持这不单是可期望也是可能的。正如我所理解的，「一个激进的方案」完全意指创造一个合作、平等、民主和最终是无阶级的社会，适当时机将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但任何这类计划对各地的反社会主义者来说时常是厌恶透顶的，和被抨击为乌托邦式的废话和稳妥的祖传秘方，无论倡议者的意愿如何，最后都是建立一个残暴和极权的社会秩序。而持类似这样的观点，现时在很多左派内部亦十分平常，对社会主义意味激进的转变抱有相当的怀疑。
其实应该要指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的计划不单只必须视为一个长远的事情，而作为一个过程，它一定要延续一段非常长的时期，它或会永远不会完成。所有这些仅是常识而已，如果常识是不足够的话，那么过去共产党政权的经验足够显示大规模的社会改变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事业，甚至它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不会到处出现，它确实也没有在共产党获取到权力的国家出现。今时今日在左派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我们应往那里去？所以若尝试强加一个模式在现实上面是自大和危险的，这也意指激进转变的另类出路是充满着危险的后果。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和其它同样是当前时髦思想的类似说法。
共产党政权的经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有很多重要的教训。但是，不能认为任何企图创造一个彻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注定是灾难性的。聪明的保守舆论会争辩说对资本主义以外的唯一出路就是类似共产党统治特征的政权。这或会是个令人侧目的论点以为用社会控制的办法可以达成所愿，但反霸权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一个有纲领、策略和前瞻性形式的行动及组织帮助下，谨慎地坚持将社会主义计划与过去共产党政权的经验保持距离。
除了实践外，显然没有方法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而这里也是令到保守派能够带着欢欣而指出一个事实(这确实是个事实)：就是善良意图的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类似社会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而这论点被事实一再强化的是已建立的被声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良好模式。这种论点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它却意味着提出社会主义的方案需对它所引发的很多困难问题应给予适当的关注。换句话说，提倡社会主义的论述应该是没有幼稚和似是而非的主张。就是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实时救赎的主义，保证一个完美和谐和没有冲突的社会，经常打击人类的祸害在那里会奇迹地消失。其实，社会主义的主张更是颇为温和的。它只是对一个社会提出保证，就是能够治疗的祸害在那里至少会被大大地减低，而无私的精神会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环境下成为可能。
在这方面有个基本论点需要指出：这个社会主义计划是建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一般人」也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和确保一个互助、人性和理性的社会的存在。但这个讯息令人怀疑一个浸淫在血腥的世代里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二十世纪是个大规模战争、屠杀和恐怖的世纪，大量的「一般人」甘心成为其中一份子，他们当中更有大部份对此甚至给予支持，或至少顺从。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屠杀和这个世纪见证的所有其它战争，以及经过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广岛原爆、越战和其它一大堆这类的恶名之后，还去投射人们能够接受互助、无私和理性的思想模式及行为指导下的一幅乐观的社会图画，是否真的有意义吗？
在社会主义的解释里，答案是不否认大量的群众，参与、支持或顺服在标志了二十世纪的这些恐怖活动里，但要指出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恐怖活动不是由「群众」所发动的。如果把罪恶实际归咎于所有人(即我们都有罪)，掩饰了制造恐怖的最高政策决定都是来自统治者，「群众」的参与制定并不多见。这里不是「群众」决定建造毒气室、或起劳改营、或对韩国和越南进行密集轰炸。有「群众」支持和参与他们统治者预先准备好的计划正好足够证明一般人不是天生善良的(这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并且为数不少的人们容易发展出一种屠夫职业。这是个严肃的思考，但不能认为意味人们就是天生性恶而不能发展出互助、无私的社会性格。这里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归因都遗漏了环境对决定「好」与「坏」性质出现的重要性。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确信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已经决定或预先决定的，
人性不是无情地已被天生残酷与侵略的本性诅咒了的。
与这个确信结合，这里进一步的想法认为，就是建基在支配和剥削的社会，以及纠缠在它们所不能解决的危机中，它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深藏的畸形病态，包括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反犹太主义、仇外情绪、种族仇恨等等，残酷和侵略就是它平常的现象。而社会主义(不要和斯大林主义混淆)能提供唯一可能的环境，令到这些畸形病症能够有效地得到对付而从此转向边缘的和稀有的现象。「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或者是过于戏剧化的口号，但至今野蛮主义与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是能契合的，社会主义或「文明的野蛮主义」是体现反霸权斗争需要强调的思想。
3.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社会主义的愿景
曾经一段时期，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社会民主派内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会毫不犹疑地肯定反霸权斗争不可或缺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前提下他们会说这种斗争能否有效地运用，或甚至会被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对待。这种类型的肯定其实建基于两个简单的预设：其中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没有任何问题的思想体系，从按英文字母次序由天文学(Astronomy)到动物学(Zoology)，它对所有的问题都已有答案。而另一个预设就是，不能接受这些答案显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可悲禁锢。
其实，除了少数共产党政权仍然视马克思主义是能够被强加的方式外(最明显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左派里长期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以及甚少是尊崇的地位，并且实际上是常常受到从左派里不断的和没休止的批评及攻击。直至现在，这里有所谓困扰马克思主义的一份十分长的缺点和漏洞的清单，都是由那些仍然坚持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继续声称马克思对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人所写出的。这份清单包括的项目，例如经济和阶级化约论(Reductionism)、性别盲点(Gender Blindness)、方法论上的缺陷、站不住脚的命题、极权主义的倾向以及危险的乌托邦主义等等。无论如何，他们会说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十九世纪的世界已成过去，而且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经历和引发的改变令到马克思主义很多部份(如果不是全部)已变成历史的陈迹。
在今期的其它文章已有回应这类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译注﹕作者指1990年《社会主义年鉴》以〈知识分子的倒退〉主题的一期)，但我只想说明的是，这类针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很多特征的批评，对我来说似乎没有损害它的基本命题。第一个的命题就是，它或者是在所有社会和政治分析中最重要的，以及霸权很苦恼地力图去模糊或否认它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分开为：一方面是一群由于拥有或控制主要的支配工具而被界定为支配的阶级，这些工具包括生产工具，行政及强制的工具(例如国家机器)，以及传播同意的意识型态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一大群相对地(或完全地)缺乏拥有和控制这些工具而界定为从属的阶级(有关部份在我的《分化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Divided Society : Class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一书中已有详细的讨论)。第二个相关的命题是这些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分歧的，以及在他们之间会制造不断的斗争；斗争在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它是这个建基于支配和剥削的社会所固有性质。第三个命题是这些支配和从属不是不能改变的，但它的克服需要从属阶级透过自己集体的努力。
有些批评正确地指出，事实是在社会里有其它不同于阶级的分工，这些就是基于性别、种族、民族、宗教或这些相互之间不同的结合的分工等等。但这种的批评倾向所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分工时常是联系着阶级位置或受其影响的；不过，无论对或错，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观点总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对其它这类分工甚少注意。
但是，若果视这种批评(无论它如何重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的一种限定而不是宣布它的无效，这似乎不是毫无道理的。这里有很多理由可以论证到阶级和阶级分工是仍然维持有「优先性」(Primary)的作用。最重要的理由是，就算女性主义、反种族歧视等等其它的「新社会运动」的主张能够实现，但社会基本上仍会维持在阶级界在线的分工；而支配阶级在那里的组成和其它有关的社会秩序纵然会有不同，不过建基在阶级界在线的支配和从属仍会存在下去。相反，消除了阶级分工至少会有可能消除性别、种族等等分工的基础，也是达成最终消除这类分工的社会所需的基本条件。「新社会运动」会极争辩地说这不是令这种社会产生的基本条件，而以为消除阶级会自动地带来所有其它美好事物会是愚蠢的；但这(重要的)观察却不会令到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分工的「优先性」变成无效的。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最被为嘲弄的特征，就是批评它将社会解放的主体力量聚焦在工人阶级；而这也与反霸权斗争有明显的关系。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是这个主体力量而且从来也不是的话，那反霸权工作所引向的这个阶级便被误导了，而应该重新引向其它更容易接受的主体力量。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因它是「工人阶级玄学」，也基于有不同的前提。其中一个就是以为工人阶级是指男性、工业和制造业的阶级，而他们已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地萎缩以及会继续在一个「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时代萎缩下去。同样，过去整个工人阶级历史时期的经验已经充分表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潜在的革命阶级的概念经常是个神话；甚至如果工人阶级是个革命的阶级，这里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可以相信，因为大量的证据揭示了它所预示的社会秩序不会标志整个社会的解放。
这个论点的明显缺陷是它对「工人阶级」概念所附加的意思。因为它显然对工人阶级的意思进行无法证明的限制，就是局限在工业、制造业的工人阶级。相反，任何合理的观点是工人阶级应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大多数。他们收入来源的依靠(主要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和收入的水平(这将他们置于低的和甚至最低的社会收入群体里)，以及较早时说到的他们在社会上缺乏拥有或控制的权力和影响的工具，所有这些性质界定了工人阶级在有关国家是处于从属地位人口的广大部份。
另一个极为不同的问题是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能否转变成「政治上的大多数」，就是工人阶级和它其余在从属阶级里的同盟会否要求一种包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转变。这方面，无疑马克思和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工人阶级对激进转变的这种承担，采取了过分乐观的观点，特别是对革命的转变理解为进行突发的起义方式。不过，似乎同样极端不成熟的说法认为工人阶级或至少它的大部份永不能被说服去支持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激进转变的纲领。这也与很多事实完全不符，大部份由工人阶级成员组成的社会大多数，在很多国家重复出现对明确朝着这些激进纲领的政党表示支持。当然这种支持的理由无疑有所不同，以及不能视为意味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和承担。至于从属人口支持的这些政策，为何最后通常都不能实现这些政策最初的承诺，这就涉及到有关这类激进转变的其它不同的问题。
对于激进转变会带来的社会来说，我已指出过的就是社会主义自己必须从通常(也可以谅解的)充斥着它的救赎主义和「乌托邦」的特征里解放出来。不过，同样是非常错误和薄弱的论点：以基于一个社会在朝向社会主义方向当中任何事物不会有实时剧烈的转变，而认为当中任何的转变只是琐碎的，而且更荒谬地引用共产党政权的例子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已指出的，从这些政权的经验里有值得学习的重要教训，但这并不包括以为社会主义不能有效对付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族群矛盾、反犹太主义和其它社会病变的现象(也是既定秩序的拥护者非常急切要过滤的现实)。这里若坚持社会主义以及它没有任何其它的合理说法，不是一个好的论证。其实，这里要揭示的是激进转变令到创造理想社会的一个必须缓慢的和难苦的过程的展开成为可能。这不是意味着可以带来实时的(或甚至是遥远的)救赎，它只是提供开展从对可以治疗的社会病变得到解放的真正承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声称能提供一个组织上的原则，以了解似乎是完全不同而范围广泛的社会现象。这是个易受到化约主义滥用的原则，但不是不可避免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性能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为薄弱的，但这点只显示人们如想知道未来应去问奥尔加夫人(Madame Olga)的水晶球，而不是马克思。作为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若得到适当的小心处理，在解释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其它仍然未能说明或误解的现象方面，仍然是个价值卓越的工具。这也说明它在反霸权斗争中有卓越的价值，因为这种斗争的首要目标是要暴露霸权尽力所掩藏的真实。
在社会主义的名词里，反霸权斗争的最终目标是令到社会主义能成为「时代的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the Epoch)。在任何现实的观点而言，这须视为一个非常漫长的工程，它伸延至很多世代和可能永远不会全部完成。但开展至少是能做到的，以及清楚地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在这范围内直到大部份男性和女性会「内化」一个社会主义的意识前，是没有更多的能变动的。这正如克伦威尔(Cromwell)有关对「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的名言所说：「知道什么是他们所要的和热爱他们所认识的」。这里明显发生一个值得注意的倒退，就是直至现在，在二十世纪较早年代孕育在社会主义思想下的男性和女性的一代人已逝去或失去了热诚，并且仍未被近数十年的新一代人所取代。这点不是说这新一代人比起前人是较少开放、反叛和反偶像崇拜，只不过是他们的反叛和反偶像崇拜不是全部引向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方向。但当考虑过所有情况后，这也不会很奇怪的。
现时左派里有很多人相信这是个在「后现代」状况下无可挽救的处境。其实这是十分短视的观点，它忽视了资本主义某程度所创造的物质和道德的环境在适当时机，会重新令人们引向关注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方案。另一方面，非常肯定的是这些方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过往「万灵秘方」的重复，而须要与时代感受的需要和期望相协调。不过，假定这是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基本条件，情况同样是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会采取很多的形式和不同的来源，它是须要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去培养和推展。
今天，像「政治教育」和「政治培训」之类的字眼在左派里会引起极度的怀疑，不会奇怪的是因为它们会令人联想起一直在共产党和其它马克思主义组织里，社会主义教育的僵硬的教义问答方式；同样的是，这字眼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获得的怀疑和敌视，就是它被设想为有个「精英」集团和传达观念的专家们，以他们的智能和知识传授给无知的砍柴挑水的人们。
其实，社会主义教育不需要有这种意思，它是能够成为对所有事物的怀疑不单只是可接受的，而且理解为一个真正的互相合作的学习过程，这亦是回应了「精英主义」的指控。至于社会主义教育有什么和应该包含什么，正确理解应不会是一个单向的沟通过程，相反，它是师生们在不断的思想交流，进行互相启蒙和激发思考的对话。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教育是反霸权斗争的重要组成部份，需要有组织、系统和制度以及其它独立的形式。这个在早期社会主义的一代视为当然的条件，是好的或是坏的不是这里的要点，斯大林主义的经验在这范围和其它一样，提供一个什么不应该做的有益教训。但「社会主义学校」依然是须要的，它会是公开、弹性、批判和容许争论的，并且有能力派出良好思想装备的活跃份子，到各地去反击协助维护统治阶级权力的宣传机器，以及表述对社会主义具说服力的理由。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在范围更为广泛的阶级斗争的其中一部份，但它们是当中一个重要部份。因为它们能帮助提供和形成阶级斗争的语言、精神和目的，给它相比起其它方面所能获得的更大的生命力。现时似乎是反意识形态斗争的不利时机，但共产党政权的倒台和社会民主派对资本主义比过往表现出更大的融入性情况下，事实是为这种斗争提供一个新的空间和机会，令将到来的日子是个希望多于絶望的时代。
1990年号《社会主义年鉴》
Socialist Register, 1990, Volume 26 Counter-Hegemonic Struggles by Ralph Milib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