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界,提起行为主义,每个人似乎都想说点什么,也都能说出点什么。但从来没有人正面回答过行为主义政治学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迅速崛起,又为何迅速衰落。而且,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似乎没有抹杀它对现代政治学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它的巨大贡献终究不能遮盖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自身不可克服的限度,也不能改变其必然走向终结的历史命运。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正是解读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关键;而系统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及其方法论,正是本文主题之所在。
在现当代西方政治学中,行为主义是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尤其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行为主义随处可见,随时能够感受到。但对这样一个大家司空见惯的用语,并没有正式的定义,甚至也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内涵。无论是倡导行为主义的政治学者,还是反对行为主义的学者,都没有人对其做过正式定义,有的只是一些类似“行为途径”、“行为方法”、“政治行为”、“行为科学”、“行为主义”之类的表述,而且,也基本上没有人对这些表述做进一步的解释。正因如此,达尔认为“, 政治科学中‘行为主义’一词及其同义字‘行为方法’之最大特点,也许就是这名词本身含义的含糊不清。实际上,‘行为主义’很像一个怪物,一个人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它不是什么东西,但很难确定地说它是什么东西。总之,我认为‘, 行为主义’不是崇尚推理的哲学家、史学家、法学家或道德家所采取的方法”。
持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行为主义政治学另一著名代表尤劳(Heinz Eulau) 。他认为,“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围,如果是研究范围应有内容与界限;“行为主义”也不是研究方法,如果是方法应有其规则;“行为主义”也不是研究途径,如果是途径则应有方向。“行为主义”非范围、非方法、非途径,亦非三者之合一。所以,他主张研究“政治行为”的人为了避免下定义所引起的困难,最好将定义问题置之不问。在研究“政治行为”的时候,只要下一个适合此一研究目的的“行为主义”之定义即可。
而杜鲁门(David B. Truman) 则倾向于使用意义相近似的“行为科学”一词,他认为,“行为科学”是指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行为,在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可用科学方法予以证明的人类行为原则的各学科,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其中,尤以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为最重要。
可见,行为主义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笼统和抽象的范畴。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它总是与“行为科学”、“行为途径”、“行为方法”等概念混杂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在英文中所用的词是不一样的,前者是behavioralism ,后者是behaviorism。但是,从起源上来看,政治学中的“行为”及“行为主义”一词首先来自心理学,即行为主义心理学,其后才有行为主义政治学。根据现有的材料看,最早将心理学中的“行为”一词与政治结合起来的是一位名叫肯特( FrankKent) 的美国记者,他于1928 年在一本书中倡导新闻报道应注重实际而放弃臆想,书名就叫《政治行为,美国政治实践中迄今尚未成文的法律、习惯和原则》(Political Behavior , the Heretofore Unwritten Laws ,Customs and Principles of Politics as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里“, 政治行为”一开始就有了以实证抗思辨的意味。此后,瑞典的政治学者廷思顿(Herbert Tingsten) 出版了第一部以“政治行为”命名并研究政治现象的专著,即《政治行为:选举统计研究》( Political Behavior :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1937) ,而且有趣的是,政治行为研究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最适合也最需要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的选举行为,事实上,后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绝大部分著作都以选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从此,行为主义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中一种新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以这一方法相号召,终于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派别,即行为主义政治学派。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行为主义就完全没有其确定的含义。事实上,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对传统政治学派的批判中,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一些著名代表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行为主义的一些基本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些基本内涵。那就是,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行为主义可以在下列两种意义上使用。第一,行为主义是指20 世纪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在美国崛起并逐渐占居主流的一个政治学流派,称之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或行为主义学派,它以拉斯韦尔、阿尔蒙德、达尔、尤劳等著名政治学家为代表,后来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又于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迅速衰落。第二,行为主义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所禀持的一种政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称之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或者行为主义方法、行为方法、行为途径,它强调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的政治行为,主张政治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主流研究方法,后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终结,逐渐被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继承和改造,并得以扬弃。
具体地说,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围,那就是着重研究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其中在其发展早期, 以研究团体政治行为为主, 如早期著名的团体主义者有本特利(Arthur FisherBentley) 、杜鲁门等;行为主义也有其特定的方法论原则,那就是强调运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如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和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就是政治学与生物学、系统科学相结的产物;行为主义还有其特定的研究途径,那就是重视定量分析以及对政治现象的实证研究,并强调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认为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具体方法就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力求使政治学变成一门纯经验的科学。
在政治学发展史上,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说是昙花一现,其变故速度之快,让人几乎来不及对其细细思量。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整个五六十年代,对它的褒扬之词几乎掩盖了它与生俱来的局限。但即使如此,从一开始,传统政治学派及其他学派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内在矛盾就提出了批评,一些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内部的有识之士也一直在对其方法论进行反省。在60 年代末及70 年代,走向终结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此间美国出版的一些政治学著作中,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的限度更多地受到了关注。进入80 年代以后,政治科学开始失去原来由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创造的那种一致性目的,尤其是在方法论概念上,政治科学是分散的,缺少一个研究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倡导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各种具体的手段与途径,又重新开始被人们记起,并向纵深发展;以政策科学的迅速扩展为契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些著名代表,如伊斯顿、达尔、阿尔蒙德,又开始活跃在政治科学的舞台上,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评价又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角度。
可以说,自从政治学形成为独立的学科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广的一个流派,其方法的影响逐渐超出美国国界,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学产生影响。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所有涉及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不得不费很重的笔墨在行为主义政治学上面,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介绍和评价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在亚洲,受行为主义政治学影响最深的是日本和印度两国,在60 年代后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学界流行。在日本,有大量的对行为主义政治学介绍和评价的成果面世,如东京大学曾出版一整套现代政治学丛书,主要内容就是利用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而这正是受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影响的结果。
而相对来说,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盛行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当行为主义政治学于80 年代初进入中国时,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更没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论原则。所以,以“科学”和政治“价值中立”相号召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一传入我国,就给中国的政治学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引起了敏感的政治学者们的关注。一段时间内,很多学者致力于介绍和评价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有些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政治学派和这样一种全新的政治学方法论进行研究。可以说,在整个80 年代,中国的政治学界掀起了一股行为主义热,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几本有影响的代表作都是在这个时期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
概括地说,国内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有所研究的主要有俞可平、王沪宁、徐大同和岳麟章等学者。俞可平在《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一书中集中对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但他没有专门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王沪宁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和《比较政治分析》两书中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有些研究,但这两本书的重点都不是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因而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没有切中要害。而徐大同的《20 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和岳麟章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在介绍当代西方政治学思潮的时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行为主义政治学这一学派,但并没有专门对其方法论进行研究。另外,台湾有一些学者也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只是一般性地介绍了整个西方现当代政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或者只是介绍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个别代表,没有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专门研究。其中,彭锦鹏也曾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到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限度问题,他将其概括为“研究对象的限度、行为解释的限度、价值判断的限度、预测的限度、政策研究的限度等”,但他没有深入下去。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我国学者,无论内地或是台湾,他们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没有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专门的研究,一般都是在涉及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或思潮的时候顺便论及行为主义政治学;二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介绍;三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介绍居多,评价较少;四是在有关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评介著作中,所引资料范围较窄,资料来源大同小异;五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评价也基本上囿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这一学派本身,没有对其方法论进行集中研究。这就使得后来者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了解始终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而国内相关资料的不足,也正是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难度所在。
从时间概念上讲,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一个老话题,它兴盛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于80 年代传入我国。因此,在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热在五六十年代;而在中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热在80 年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政治学界,现在它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但是,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从新的角度切中了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要害,即如何正确处理科学方法与政治价值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得任何一位面临方法论选择的政治学者,都永远摆脱不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及其提出的一些方法论理想,如政治“价值中立”,实证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一个学派退出主流以后,其倡导的方法论原则仍然像幽灵一样,纠缠着政治学领域的后来者。
而且,从现实来看,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体系。我们的政治学是在80 年代后,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新恢复才得以恢复、发展的,而行为主义政治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的。此前,整个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划分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政治学被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任何政治现象,都被打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时的政治学研究中,是惟一的方法,而且,这一方法的运用完全被形而上学化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渴求思想解放、反对教条主义束缚的情况下,我们打开国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政治学而言,最先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是当时已经走向终结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一些急于从形而上学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中解放出来的学者,
将行为主义政治学当做了他们寻找的替代教条主义的法宝。他们认为,过分地强调利益、价值、阶级斗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成了一门难以具体操作和把握的玄学。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实证和实用的研究方法,主张不带偏见的“价值中立”,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描述客观的社会现象,这种科学的方法和理想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就这样,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我国政治学界的影响从一开始的宣传、介绍,发展到后来的评价,到今天,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很多学者进行政治学研究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一部分。自80 年代末以来,受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对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参与以及基层民主政治的研究也开始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些研究中,各种问卷调查、个别访谈、抽样调查、个案分析、数学模型等方式和方法,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甚至成为某些学者的主要研究方法。
尽管中国的行为主义热很快就过去了,但行为主义政治学揭示出来的科学方法与政治价值之间的矛盾和两难选择,一直在困扰着每一个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缺乏充分研究的前提下,不同的中国学者对其评价大相径庭,仿效者有之,抵制者有之,盲目批判者也有之。对于有些中国学者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已经是一个过去的话题;对于有些学者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已经内化为其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必然的方法;而更多的人,则试图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行为主义政治学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结果陷入了新的困惑。
可事实上,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什么;它为何迅速崛起,又为何迅速衰落;它是否有积极的一面,它在何种意义上是积极的;它是否有局限性,它在何种意义又是有局限的,关于这些问题,绝大多数学者不甚知之。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一个流派,已经退出主流;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还对当代的政治学研究产生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政治学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系统解读行为主义政治学,总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和教训,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
可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就是其方法论原则形成和演变的一个缩影。因此,要系统解读行为主义政治学,我们首先必须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的,它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对传统政治学方法论进行改造,它与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何关系,它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科学主义思潮及大的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其次,我们必须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到底主张什么,它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法论方面的理想,与传统政治学方法论比较,它有何特点,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它又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达到自己的方法论目标的。也就是说,必须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是如何操作的。此外,我们还必须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什么意义上是积极的,它对政治学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它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还必须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什么意义上又是消极的,它对政治学研究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它的局限是什么,这种局限是如何造成的,而且这种局限如何使得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最后走向终结,成为政治思想史上的匆匆过客。
在这里,我们强调要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限度,这种限度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一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其走向终结的致命原因;二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对它产生的制约,这是它无法逾越的阶段;三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所揭示出来的政治学研究中的困惑,这是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永远不可解决的悖论。可以说,只有从剖析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限度出发,我们才可以找到一个系统解读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才能达到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充分和有效的理解,才能真正解开20 世纪政治学发展史上这一重要现象的内在奥秘,才能真正理解学科建设与方法论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才能在多元的方法论选择面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要么一味推崇,要么一概拒斥,而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曾带来过政治学研究的繁荣,对现代政治学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的政治“价值中立”和实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了政治学研究中科学方法与政治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力图解决这一矛盾,从而使政治学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了显学,使政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种繁荣是短暂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在迅速繁荣之后又迅速衰落,其方法论上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将“价值中立”推向绝对,将实证方法推向极端,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的立论在于剖析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限度,但并不限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限度,而是为了总结出一种评价方法论的基本方法。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描述行为主义政治学,描述它的方法论理想,描述它为了实现其方法论的理想所做出的现实努力;其次,我们才能评价它。以此为基础,我们再来归纳它成败的症结所在,其限度所在,以及它的成败向我们这些后来人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限度既与政治学研究的特殊性有关,也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共性有关,从而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拓展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