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存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民主化本身是不足以产生民主化的，一个国家也只有在某些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民主化。民主化需要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但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一直是理解民主化的两个重要视角，通过对它们的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一、前言
民主化是朝向民主路程的政治变迁，这种变迁特征会随着时间从低责任政府发展到高责任政府，从不存在或低度竞争选举发展到自由公平的高度竞争选举，从严格限制公民政治权利发展到保护公民政治权利，从薄弱的市民社会发展到更自主庞大的市民社会。[1](P10)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民主化的浪潮横扫全球，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在期盼、建设和实践着民主，为民主而斗争的意识从来没有越过国界传播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广。不民主的政体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在道义上再也不能理直气壮，甚至不得不借助民主的外衣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2](P1)因此，当今世界，民主已成为普适的价值，是获得统治合法性的通行证，是国际市场流通的货币，是一切体制的公分母。[3](P4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化的过程已经终结，非民主国家面临着转型，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着巩固，老资格民主国家面临着深化，民主化仍然是一项未竞的事业。然而，民主化本身是不足以产生民主化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存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个国家也只有在某些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民主化。民主化需要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但程度的重要性不同，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一直是理解民主化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探讨民主化产生的条件，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化
20世纪50年代末，就有很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李普赛特是典型的代表，他把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数，利用实证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富裕，国民收入越高，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4](P27～34)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并不是直接促进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是通过教育的普及、财富的增加与中产阶级的兴起等中间变量间接地促进民主政治的产生。
第一，经济发展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开阔了人的视野，使他能够理解宽容的必要性，提高他在选举时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如果说教育不能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它至少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变得更容易些。对不同国家的比较资料证明：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国家总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虽不能说高水平的教育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证据显示，它近乎是民主的必要条件。[4](P31～32)第二，经济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国家越贫穷，下层阶级生活的绝对水准越低，越会迫使上层阶级把下层阶级视为粗俗和低贱，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往往把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利看作是荒谬和不道德的，结果，上层阶级不仅本身反对民主，而且他们表现的傲慢行为足以强化下层阶级对极端主义的信仰；另外，国家越贫穷，越注重裙带关系，这又减少了建立民主国家所需要的有效的官僚制度的机会，因此，贫穷是民主的主要障碍之一。相反，国家的富裕和财富的增加会使下层阶级减少对某些极端意识形态的信仰；会产生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也因此变得宽容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4](P34～39)第三，经济发展也带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以下层阶级为主的金字塔型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转变。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逐渐要求在政策上享有发言权，通过组织和支持温和的政党及其他团体来遏制极端主义团体的滋生。[4](P38)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化主力的观点，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5]摩尔在分析近代欧洲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兴起的影响后，也把独立而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民主出现的必要条件。[6]第四，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以至于变得国家难以控制。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那些握有财产的资产阶级要求一个他们能够施加影响的政治制度，一个不被军人政变集团或独裁者完全支配的政治制度。[7](P421)
如果对经济发展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实际上只有根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对民主政治起促进作用。历史记录令人吃惊地表明：“多元民主仅仅存在于那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从来没有在非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存在过”。[8](P175)也就是，现代民主政体只能兴盛于存在着大批经济上独立个人和企业的地方。在由一个大地主统治的地区，这个地主可以使不受雇于他的人都失去生计，这里不可能存在自由选举。在生产资料受到垄断的工业化国家，会产生与此相类似但更为复杂微妙的情况。[9](P90)“在一个非市场化的经济中，无论正式的、合法的企业所有权是怎样的，它们的决策实际上是由政府做出和控制的。没有了市场的协调功能，政府就必定会担当起分配所有稀缺资源的任务，这些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机器、土地、住房以及其他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一个详细而全面的计划并且由政府官员负责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8](P176～177)当每个人的工作与生计都取决于少数统治者和官员的赏赐时，政治上的反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能否认，历史上这种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曾经促进过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无法促进民主，反而更加强了政治上的集权。中央计划经济将所有经济资源控制在政府领导人手中，“这意味着用醒目的字眼对政府发出热烈的邀请：你可以自由地运用经济中的一切资源来巩固和维持你的权力。”[8](P177)事实上，只有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才能有利于民主的产生，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追求教育、自治、财产、自由、法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中产阶级。也许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把经济决策分散给相对独立的个人和企业，其财富和经济权力独立于国家之外，因此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甚至是专制的政府。[8](P176)另外，也只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中东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无法导致民主化的。因为，这些“租金依存国”的绝大部分收入和经济发展是依赖石油的销售，而并非来自于人民的生产活动，销售石油的收入一方面增强了官僚体制对人民生活的控制权力，另一方面帮助政府减少了对人民的税收。“没有交税就没有代表”，在不需要课税的国家，好像代议民主没有产生的必要。[10](P416)
虽然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促进作用，但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普沃斯基等人历时8年，以135个国家40年的发展历程为经验材料分析经济发展与政权转型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任何企图在经济发展和政权转变之间作简单的因果关系都是经不起检验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政权的出现。[11](P372)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发展是民主化前提条件，同样并不能解释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印度和新加坡之间有无民主的区别。因此，根据历史和现实并不能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即使是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李普赛特后来也修改了自己的观点：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条件，也许是重要的条件，但也不能假定经济发展就会一定带来民主化，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领袖人物的行为都会在某一特定的情况和时期推进或阻碍民主化的进程。[12](P75)经济发展也许不能决定民主化的进程，但也不能否认，如果一个国家培育市场力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会为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英格尔哈特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直接导致民主，民主化一定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变化来增加民主制度的发育能力，政治文化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重要联系环节。[13]达尔也指出：政治文化是有利于民主的关键条件，如果公民不能创造出一种普遍支持民主理想和实践的政治文化，民主就不可能产生和维持。[8](P58～155)在政治文化与民主化相关的研究中，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是“公民文化理论”；第二种是“权威文化理论”；第三种是“文化类型学理论”，其中以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理论”最有影响力。[14](P480～481)阿尔蒙德和维巴以英、美、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国的资料为基础，对政治文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实证研究，认为“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还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15](P586)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主要有地域型、顺从型和参与型三种类型。[16](P29)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的结构相适应，地域型、顺从型和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分别与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和民主的政治结构相适应。[15](P22～24)在地域型政治文化中，人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不关心政治事务，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可能施加的影响或是应该承担的义务，在政治制度面前感到没有权力，对政治能力和政治功效毫无感觉。在地域型的政治文化中发展民主不仅需要新的制度，而且需要新的公民情感，因此是非常困难的。在顺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尽管意识到他们是“公民”，是政治体系组成的一部分，但他们是被动的接受政府行动而不是主动的影响政府行动，其政治能力和政治功效是低层次的。当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作被驯服的客体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时，民主就难以扎根。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知道他们是国家的“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事务，显示出较高程度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功效，因此，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保持民主制的理想土壤。[17](P133)
不可否认，民主政体的建立，要求公民持有特定的态度、价值和信仰，也就是要求一种适应的政治文化。但是，是否只有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与民主系统相适应？非参与的威权性政治文化，譬如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等，都曾经被视为不能与现代民主中的自由、平等和多元竞争等价值观相容，不能培育出独立于国家权威之外的市民社会，因此也就难以促进民主化的进程；而基督教的政治文化却被认为鼓励自由竞争等价值观念，容易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提供思想资源。随着韩国等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的出现，儒家政治文化不适应民主的解释难免牵强。伊斯兰政治文化中虽不乏强有力的、为权威主义和自上而下的统治进行辩护的观点，但同时也包含要求统治者符合正义地进行治理、向人民咨询意见以及对社会的多样化加以反映的内容，从而为民主提供了土壤。[18](P16)伊斯兰世界民主典范的土耳其就证明了其政治文化与民主相容的可能。因此，民主化的经验表明了，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并非是单一存在的，如果把其他政治文化与民主对立起来，难免会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思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天生就与民主政治相对立，政治文化只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阻碍民主化的进程，随着各种政治文化的不断变迁、相互交流和重新阐释，没有一种政治文化永远与民主不相容。
虽然，政治文化对民主化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有些学者仍然怀疑这一概念的精确性和预测能力。马克斯·凯斯就指出政治文化研究犹如空中画饼，也就是说，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缺乏精确性，通常会成为对一个国家主观的描述，而不是一个具有经验依据和可测量的概念。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实质性的特征中都可以发现政治文化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政治文化仅仅属于一个边缘性的领域，只能用来解释那些用其他因素难以解释的内容；有些学者认为在研究设计上，很难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自变量与其他因素隔离开来，单独研究它对某个国家民主化的影响。
[14](P481)此外，对政治文化的质问还在于，如果政治文化不具备不证自明的属性，那么，究竟是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了民主政体的建立，还是民主化产生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有的学者就认为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可能是民主化的结果，而非原因。[19](P36)看来，政治文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究竟何为因，何为果，就如同鸡和蛋的关系，确实难以得到完美的答案。更有甚者，还有的学者故意把政治文化给忽略了，认为朝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是精英们在妥协中彼此承认利益的结果，而非共享政治文化价值的结果。[19](P36)总之，不同的学者对政治文化重视的程度不同，研究取向不同，对其所发挥作用的看法不同，因此对政治文化与民主化之间的解释也不同。
四、结束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通过教育、财富和中产阶级等为民主化提供了基础，但并不必然促进民主化的进程，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很难预测到民主化在经济发展到某一点时就会产生。从普遍意义上说，政治文化与民主化之间是复杂的互动过程，如同鸡和蛋的关系一样，鲜有定论，必须具体国家具体分析。政治文化更多的是为民主化提供了背景因素，其本身是不断变迁和重新被阐释的，如果政治文化无法改变，用政治文化解释民主化注定使一些国家与民主化无缘，这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不可否认，民主化需要条件，但从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的视角看，某些条件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部分地解释因果过程。因此，我们无法预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或者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条件下，民主化就一定会产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其他一些特有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19](P120)没有任何单一的条件可以完全解释所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任何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和因素，并且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自己确定它的性质和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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