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检视了中国政治学自80年代以来恢复和重建的历程,梳理了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范式,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基本上仍处于以革命斗争经验为基础的革命理论阶段,仍然局限于宏观政治学的范畴中,这种状况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意义。为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推进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应从以革命理论为轴心转向以建设理论为中心;与此相适应,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从宏观性定性分析的思维模式转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并重,从而建构起中国政治学的宏观、中观与微观三维理论体系。
本世纪50年代,我国政治学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理论被取消了,有关政治现象的理论研究被打散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法学基础理论的学科领域之中,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也随之分崩离析了。80年代,中国政治学在蛰伏了近30个春秋后,学科地位又得以恢复,学术队伍又开始重建,中国政治学迎来了第一个繁荣发展时期。从80年代至今,我国政治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和失败教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然而,由于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中断时间较长,复苏以后又深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都未能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和研究范式,因而同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状况相比,政治学显得发展缓慢,缺乏创新,难以同时代发展的新现实和新要求相适应。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我国政治学界诸多学人特别是新生代政治学者的忧虑。
21世纪即将来临,中国政治学也正面临着一个跨世纪发展的问题。中国政治学如何面向21世纪?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将走什幺路子,应发挥什幺样的作用?如何建构同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学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这是事关中国政治学未来前景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革命理论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总体范式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论,以此描述“某一时期内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共同提供典型问题和典型解决方法的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当代中国的政治学也存在一套范式,这一范式就是革命理论的范式,它所提供的“典型问题”就是“国家与革命”,所提供的“典型解决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国内几十种版本的政治学教科书,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甚至在论述的方法上都显示出对这一范式的高度认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的是革命历史经验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初,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中国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理论等等,都十分切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革命的中国人民又有了自己的“主义”——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探索和总结,其基本特征就是革命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我国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更是政治学研究的权杖。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特征:注解、引申和运用“总结革命经验的革命理论”。中国政治学的现有范式就是在这种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革命的理论成为神圣的教条,人们对它只可注解不可研究,只能运用不能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政治学研究在50年代初期不被人为地中断,也不可能取得多大的发展。
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地位得以恢复,过去神圣的只可注解不可研究的革命理论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十多年来,经过对上述革命理论的淘洗和梳理,逐步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界公认的政治学概念、范畴、阐释模式与逻辑结构,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范式。但是,由于理论的过滤与沉淀不够充分,这一范式仍然是以革命理论为核心,其理论的基本元素,一方面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因而带有经验主义的痕迹,理论色彩并不浓厚;另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以树立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权威性,增强学术底气。对于我国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治学研究者采取了回避或者大而化之的态度。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仍是大同小异地重复过去的一套革命理论。
在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与体系结构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框架是:阶级论、民族论、国家论、政权论、政党论、政府论。有的或许还包括领袖论、人民论、统一战线论、政治意识论、国际政治论等[1]。对上述问题的专门探讨也罢,系统论述也罢,都离不开马、恩、列、斯、毛等经典作家有关革命理论的论述,都离不开对过去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强调。
在对政治学原理的阐释方面,中国政治学的所谓原理并非是对政治现象提供解释的理论模式,而是注释式的革命话语,即以革命领袖的思想或言论为中心而形成了基本命题。这种命题,既以革命理论为核心,又以革命经验或另外的革命语言为论据。以革命理论为核心、以革命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政治学理论对权威人物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离开了权威话语,政治学也就失去了理论上的几分锐意和勇气。在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面前,政治学家们总是习惯于寻找相关的、相近的革命理论、革命领袖的话语加以分析;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也总是小心地采取“新问题旧归纳”、“旧问题新提法”的策略加以论述。
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我们知道,阶级分析具有鲜明的立场性和政治价值取向。阶级分析法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是我们观察社会、分析人类历史的有力工具之一。但是一旦把阶级变成标签,随意插在分析的对象上面,就失去了它的内在价值。正是这种标签式的阶级分析法,将所有政治问题都冠之以“奴隶主阶级的”与“奴隶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与“农民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之后,就停止了深入的分析。因为,阶级分析法的根本宗旨在于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观点、理论、制度进行批判和否定,从而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结论。阶级分析法是同革命理论范式的政治学相适应的,没有阶级分析法,就没有革命理论范式的政治学。
历史分析法是阶级分析法的延续和扩展,其基本的分析手段是对不同历史类型下的政治形态与政治问题进行纵向比较和定性分析。这种分析的思路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画好的图式:原始社会的——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与历史发展的这一运动图式,被转变成为政治学的分析模式与叙述方式,于是就形成了一套革命的理论逻辑。这种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革命逻辑,充满了对旧政权与旧制度的批判与否定,洋溢着对革命性行为的辩护与肯定。
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方法相结合,形成了革命范式为核心的政治学体系,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主流。
尽管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但由于传统政治思维惯性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话语系统、研究方法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浓厚的革命理论色彩。从总体上看,仍没有走出革命理论的基本范式。革命理论大量地体现在我国政治学的教科书、专着、论文之中,并不断地传播到社会,灌输给学生,具有很强的自我延续与扩散功能。勿庸否认,革命理论在研究队伍和大学教育中的延续,具有学理性意义和知识积累的作用,但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特别是不适应建设型人才的培养。
二、宏观性与静态性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结构特征
从内容与方法上看,我国政治学的总体范式是革命的理论范式,在体系结构上看,则表现为宏观性与静态性。不难发现,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或主要论域是:阶级结构与政治关系,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政府体制,国家行政管理,干部人事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一国两制”等等。[2]这些论域全部属于宏观政治学范畴,属于全局性的大问题。从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来看,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宏观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的大厦就难以建立。但是,若只局限于这一层次的研究,就难免导致政治学体系结构的失衡,没有中观、微观层次的政治研究,政治学就难以把研究的触角深入民间社会层面的政治关系,就很难真实、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公民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取向,这样,宏观政治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我国的宏观政治学研究,除了革命理论范式的特征以外,还引用国家宪法和中共中央文件作为论证或解释的通则,作为分析和评价的依据。这种从理论原则、宪法条文、中央文件出发的理论体系,其内在结构具有逻辑上的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关系,形成了内在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循环论证。由于这种理论的原概念与原理论来自本身意识形态化的革命理论、权威性的革命经验以及法理化的宪法原则、政策规定等等,因此,这种宏观的理论建构似乎可以撇开政治现实,只作静态的逻辑归纳与演绎推论即可。也就是说,深居书斋,闭门造车,也可产生出这种恢宏的政治理论和造诣深厚的政治学家。事实上,中国政治学近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形何尝又不是事实?静态的宏观理论研究,造就了一批书斋型的政治学家。许多政治学者在面对中国政治的实际问题时,又怎能不是大而化之地摆原则、谈本质、谋大思路。难怪有人说,当今中国,真正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层,对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定帮助的,恰恰不是中国的政治学家,而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连新闻记者的作用也强过政治学者。作为搞政治学的,听了这话真是感到汗颜!
中国政治学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研究层次的发展失衡,从整体上也制约了政治学的发展,不仅造成政治学理论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欠缺;更为严重的是,它使政治学理论更加远离我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削弱了政治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效用。这种状况若不及时扭转,终将窒息已处弱势的中国政治学。为此,笔者向学界呼吁,学界应鼓励和支持多一点的人从宏观政治学的阵营走出来,走向社会政治现实,转向政治学的中观、微观研究。多一点调查,少一点空谈;多一点实证,少一点空论。
三、时代变革呼唤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
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应是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转换,这是时代变革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体制的变革,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同这一变迁相适应,我国的自然科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学科重点的总体性转换或者以转换的姿态面向21世纪,从而,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和发展。然而,在这一新的发展机遇面前,政治学却显得反应迟缓。
中国政治学要想立足于21世纪,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所作为,就必须在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实现总体性转换,即基本学术范式的转换。
1.理论视野的转换理论
视野或概念、原理等研究范式,要从“革命理论”转向“建设理论”。转换的着眼点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21世纪的世界是经济大较量的时代,也是政治与社会文明争相发展的时代。中国更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确保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21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思想暴力的革命家。建设的时代需要建设的理论,对于政治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关系到国家的安定、政治的昌明和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进一步体现,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必须看到,在现实生活中,
出现了诸如权力腐败、地方保护主义、利益分配不公、公民政治冷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行为失范等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因此政治学必须从当代中国新的政治现实出发,放下包袱,开动脑筋,为建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治学而努力。从当前政治学的现状及条件来看,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优先考虑:
第一,政治制度创新理论。这属于宏观政治学的范畴。在内容上应该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功能的完善与创新;政府机构的合理建制与职能范围的科学界定;政府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理论;政党制度以及党政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理论;整个政治体系的宏观构造模式及创新理论。
第二,公共政策理论。可以认为,这属于政治学的中观领域。中国是一个现代化中的国家,发展的主题要求实行两强模式,即“强政府—强市场”的模式。[3]而联结政府与市场的基本手段就是公共政策。随着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将成为我国政治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未来中国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将成为公共问题,有些还会上升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仅仅依靠经济或市场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凭借政治或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社会的公共问题将会增多,公共生活的领域将会扩大,人们之间的政治性联系也会更加密切,从而对公共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也将会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修改等过程与环节上发生更多和更直接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政策的分析模型和理论体系。同时,还应加强对具体政策及其相互关联及协调的研究,如社会保障政策、人口政策、公共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及科技政策等等,同时提高政策研究的运用水平。
第三,政治行为理论。它属于微观政治学的范畴。我国政治学对政治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有的人将它与宏观政治学混同起来,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诸如阶级斗争、国家管理、政府行为、权力监督等方面[4]。笔者以为,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的分野,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方面,更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面。宏观政治学适合采取定性的、规范式的研究方法,而微观政治学则适合于采取定量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如果只采取定性的、规范式的方法对政治行为进行研究,那幺很容易发生“层次谬误”的方法论错误。很显然,采取规范的方式对个人政治行为的研究,不能说是微观研究,仍然是宏观研究方法的一种。社会政治行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公民的政治倾向及行为模式。这种研究对于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管理行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民心向背”的问题,因为这是一种统治得以继续的社会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民心向背问题不可不察。对政治行为研究主要内容应该是有关公民的政治行为,包括公民的集结行为,即社团、利益团体等的行为,但研究的着重点和基础应该是个体政治行为。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必将会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分化与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人们在政治上,至少在观念政治形态上也会出现多样化。对此,任何惊慌失措、讳疾忌医都是无济于事的,更不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唯一科学的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研究各类公民的政治行为,包括其行为方式、行为动机、心理特征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等内容。只有了解民情,才能掌握民心,才能制定出更加体现群众利益和愿望的好政策,从而奠定政通人和的政治基础。因此,加强对公民政治行为的研究,是建构我国政治学理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四,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研究既有宏观性的一面,也有微观性的特征。笔者不同意将政治文化的研究局限在微观的层面,只注重研究个人的政治认知、政治信仰以及行为动机等内容,更不同意“价值中立”的观点。
在政治研究领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服务方向。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必须服务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离开了这个目标,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落空,变成经院式的玄学。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我国政治学者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一,从宏观层次上来看,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待我们深入地梳理,鸦片战争以来输入的西方政治文化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分辨,才能去粗取精,引以为用。此外,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化还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因为这是我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主体。在理论元素上,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权利、权力与服从、公平与正义等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有一个新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第二,从微观层次上来看,我们应该在政治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有民族特色政治文化的理论,特别是要对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知识、政治认同感、政治效能感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
2.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以宏观为主的单一层次结构转向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并举的结构。在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宏观、中观与微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层次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围和相适合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内容相连、方法互补的恢宏理论大厦。笔者认为,政治学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是相对的,而且划分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大体上说,宏观政治学主要研究中央或国家的层面,内容包括国家理论、政权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以及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原则,这是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主干。微观政治学主要研究社会层面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公民个体的政治行为及其观念动机方面。相对而言,中观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现象。例如,从实体来看,中央以下,乡镇(街道)以上层级的政治活动都可以划归中观政治学研究的范围,而从虚体来看,公共政策也属于中观研究的范围,因为它是联结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纽带和中介。
3.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拓展
一定的理论范式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叙述方式与之相适应。为适应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总体性转换,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必须拓展或转换,将以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为主的方法体系,拓展或转换成以结构分析、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为主的多元方法体系。不同层次的政治学应该建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的突破,首先是方法论上的突破。阶级与阶层分析法,作为宏观政治学重要的分析方法,应该继承,但是不能“标签式”的运用。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必须革新研究方法,大胆引入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等有效的研究手段。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必须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
政治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研究方法上相互之间具有互补性。国外的社会科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贡献。同时政治学也从其它学科中吸收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补关系。然而在我国,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显得陈旧和落后。因此,政治学应该借鉴国内外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一些有效方法,如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经济学的数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当然,其它学科也能在政治学中找到有用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如制度研究法等等。因此,首先要加强国内各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在方法论的多样性拓展方面,中国政治学者还应该进一步学习和借鉴国外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加强同国外政治学界的交流。中国是现代化中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既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也会面临世界现代化历史过程中所共有的一些问题,如社会结构分化,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权力腐败与政治合法性的维系,政治文化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国外的一些政治学家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采用了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对此,我们不应一概排斥和否定。
总之,中国政治学在面向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实现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的总体性转换,转换的着眼点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全民族政治文明的程度,而绝不是什幺“非意识形态化”或使政治学变成脱离中国政治实际的“纯学术”。离开了这个着眼点,我们很难想象,21世纪中国政治学会出现新的繁荣和发展。
[1]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参阅赵宝煦主编《政治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丘晓主编《政治学原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惠岩著《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松主编《政治学基础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参见云光主编《社会主义政治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浦兴祖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
[3]郭正林:“论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基本模式”,《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4]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王浦勉《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