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丛林规则”之下，支撑传统中国的两大支柱——道德基础和官僚组织系统——基本上瓦解了。面临道德和组织体系双重危机的中国处于“总体性危机”之中，中国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去组织国家，并重建道德基础。摘要：本文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于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式现代化、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式现代化，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走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并据此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在理论上，政党中心主义将是对长期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的国家中心主义、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挑战。在国家治理层面，本文提出发展道路的不可复制性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或缺性。
作为理论对经验的总结，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和居主宰地位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是特定制度变迁经验的产物。也就是说，依靠市场方式和社会力量主导而走向现代化的英国-美国经验，自然就产生了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社会中心主义理论体系；依靠国家或官僚机器推动而走向现代化的德国-日本经验，产生了以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但是，对于很多后发国家而言，比如俄罗斯和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国家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处于“丛林规则”状态，是政党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了党-国体制下的制度变迁。对此，不要说社会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难以解释俄国、中国以及其他类似路径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就是国家中心主义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里，依据俄国和中国经验，初步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研究路径即“政党中心主义”。
沙皇是俄国政治的核心。早在彼得大帝之前，俄国贵族就是一个依附性阶级，专制主义国家已经形成。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改革把俄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沙皇专制国家。彼得大帝更进一步控制贵族，他规定所有成年男性贵族都有终身军职或文职服役的义务。由于贵族被迫永久性地服役，根据中央命令晋升和降职、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因此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依附于国家的群体。服役成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框架，官阶等级成为贵族身份唯一的组织形式。当贵族越来越依赖国家的时候，专制政府却越来越不依赖土地贵族了。彼得大帝为在官僚机关工作的有文化的平民开创了一条晋升到贵族行列的道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同时，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但是它的职能仅限于地方的社会和文化事务。这样，俄国贵族没有以独立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专制政府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正因为如此，土地贵族就没有能力阻止解放农奴，更不可能去推翻专制政府。[1]103-111这样，沙皇专制制度不同于西欧的绝对主义政治，而更接近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政治。“沙皇的臣民既没有西欧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也没有任何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沙皇不但控制着全国农民，还通过封地和服役控制着贵族。”[2]18社会等级和社会声望取决于官职的高低和与沙皇宫廷中的特殊关系，而官职则是由沙皇授予的，沙皇居于一种少见的权力地位之上。沙皇这种地位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贵族与沙皇个人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一方面则由于官职而非财产关系决定社会等级的制度使贵族之间形成了竞争而非合作关系。[3]390-394国家的组织体系也处于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这样，存在如下潜在的因果性危机关系：由于依靠军队力量，军队受挫必然动摇统治者的统治基础；由于统治者与官吏的个人化关系，军事危机所导致的统治者的危机又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组织体系的危机，专制政府难于把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长期形成的国家自主性受到严峻挑战。
俄国的历史经典地演绎着这种因果性危机关系。成长于战争的国家当遭遇军事失败后，一个立竿见影的后果是政治统治的危机和国家自主性的丧失。1812年打败拿破仑和作为“欧洲宪兵”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使俄国俨然成为欧亚霸主。但是，几年之后，被俄国斯拉夫派所颂扬的保持民族伟大的专制制度却在克里米亚战争一败涂地。战争的失败促使沙皇进行废除农奴制的土地改革并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后果是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不断增加的骚动，工业化发展引发了城市无产阶级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骚动，传统的俄国社会出现分裂和冲突。在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和工业化中，虽然有一些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如地方自治局的出现，但是地方自治主要限于文化和社会事务，沙皇专制政府未能寻求一种将新生社会力量纳入体制内的改革，新生政治力量只能在体制外秘密活动，社会分裂和冲突加剧。在这种条件下，诚如列宁所说，统治者往往以对外战争而转移国内矛盾。但是，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不仅没有转移国内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冲突。虽然存在长期的国内矛盾，1905年革命的发生还是很突然的，“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4]398沙皇别无选择，被迫实行立宪政体。但是，杜马是软弱的，沙皇依然是专制君主，完全控制着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事务。
如果说1905年革命动摇了沙皇专制政府下的国家组织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国家的组织系统陷入彻底的瘫痪之中。很快的战争失败使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3月，沙皇既不能调动军队去维持秩序，也不能解散杜马。这意味着，沙皇已经没有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政府瘫痪了。因此，沙皇政府倒塌于一场没有策划的革命中，没有人预料到这场革命的发生。革命一发生，原帝国的许多行政机构，包括警察部门，纷纷土崩瓦解，革命中成立的临时政府依然不能提供有效的行政管理，俄国开始处于无政府状态。
从1917年夏天开始，俄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应该由谁来统治”，而是“是否有人能统治，全国秩序是否能重新建立起来”。由于旧的社会基础的组织基础已经瓦解，重建秩序的唯一希望就落在了正在争夺民众支持的各政党身上。[1]300此时，不拘泥于形式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工人管理”以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在临时政府不能有效统治而苏维埃政府已经初具雏形的形势下，列宁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11月革命。结果这几乎是一次没有战斗的革命，临时政府几乎没有虔诚的支持者。临时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像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屈辱地突然崩溃了。”[4]597用列宁的话说，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统治下去了。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只不过是这样一个时刻：临时政府——其权力和权威已经完全被民众造反破坏——最终因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被正式废除。”[1]302-303
在无政府状态中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保卫政权并重建国家秩序。在保卫政权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党领导军队对于后来的国家建设很重要，即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形成一支纪律严明、中央集权的正规军队。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还有一些旧军队的官兵，政治委员制度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使红军有效地消除了白军的军事威胁，并使红军成为新政权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重建国家秩序的过程，有两项制度对于组织新型的国家至关重要：干部委任制和对口管理制。夺取政权以后，列宁一开始实行的是在《国家与革命》中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管理制度即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选拔了大批优秀工人、士兵进入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并让士兵选举军官，直接民主管理制度很快导致混乱状态。列宁迅速改变策略，从人民直接管理制向着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转变，实行一长制和官员任命制，并最终形成了由列宁开创的、斯大林完善的著名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即“干部委任制”（nom enk latura ）。
官职等级名录是包括苏联党、国家和社会团体中最重要职务及任职干部的名录清单，党的各级机关编制官职等级名录，对担任重要职位的干部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在内战期间，俄共（布）中央向党、政、军、工会等各级机构委派了大批领导干部。干部委任制是党实现权力和组织国家的最核心的政治制度。
党不仅要控制各个重要岗位上的干部，还要直接管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苏俄在列宁时期就基本上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政治管理体制，政治局不仅制定政策，还直接执行政策，甚至连一些琐事也拿到政治局讨论。斯大林全面建立了以党代政、政党国家化的政治体制。斯大林强调党不仅要领导国家，还要“管理国家”；党不要实行“一般的”领导，而要实行“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他认为党是执政党，党的干部也是国家干部，“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员，而鉴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5]458斯大林担心国家机关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认为国家机关的作用越大，对党的压力就越大，对党的反抗就越猛烈，它们就越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6]142他还提出党的指示、口号“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7]58-59这种以党代政的理论在俄共十七大（1934年）进一步落实为一项政治制度，即在党委里设立负责农业生产业务的部门，实行了党对政府部门对口的管理体制，最终使党国家化了，形成了政党-国家体制。党不但通过对口管理制领导和控制着国家机关，还通过类似的体制控制着工会等人民群众团体，让工会成为联系党和社会的“传送带”，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控制。而实现对口管理体制的核心还是党的干部委任制。
就这样，党的干部委任制、政委制、对口管理制，把军队、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比俄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即政党-国家体制，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国家行政组织。从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苏联人口只增加了1/3，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了4倍多。[1]317-318在苏联，一切都政治化了，一切都国家化了。这种体制的优势在国家经济建设和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来，那就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有效地动员资源和有效地组织国家。其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那就是政党-国家体制很容易演变为一个人的体制，结果难以形成纠错机制，一个人的错误就是国家的灾难；同时，以党代政、以国家淹没社会的体制不但导致了制度僵化而使社会丧失了创新动力和能力，还形成了一个远离人民群众的僵化的特殊利益阶层，结果在民主选举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无论是其优势还是问题，都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想强调的是，是政党-国家体制把俄国有效地组织起来，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还是这样一个体制、尤其是这个体制中的问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失败。无论是成也好，败也好，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是，政党是苏俄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力量。
二、中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宣示，还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
与本文所涉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历史上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典型。汉承秦制和清承明制，把中国推向了专制主义的顶峰。但是，在走向现代化而需要相应的中央集权的时候，中央权威却开始消解。“太平天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满清政府不得不起用大批汉族官僚，清末地方政权基本上被汉人控制，清廷已成为一具空壳。这样，一方面，“新崛起的地方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使人们看到了地方性组织的优势，……这些独立地方性的发展总的来说削弱了一切可能对现代化有利的政治条件……使现代化事业失去了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指导。”[8]70另一方面，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由于汉人地方势力是以武力而坐大，这就为以后的军阀政治种下了种子。因此，地方主义不仅削弱了后发达国家所必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因为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而直接加剧了权力的人格化关系，并形成了政治的军人化，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大倒退。到了北洋军阀时期，中国政治已经变成了“自然状态”下的“丛林规则”。追求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追求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得全国性战争和省内战争连绵不断，大小战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军阀们雄居一方，发动了许多侵吞对方的战争。战争越多，军队越多，
地盘问题也越严重，最后是兵害无穷。
“丛林规则”既是国家失败的表现，也是国家失败的根源。在“丛林规则”之下，支撑传统中国的两大支柱——道德基础和官僚组织系统——基本上瓦解了。面临道德和组织体系双重危机的中国处于“总体性危机”之中，中国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去组织国家，并重建道德基础。在“总体性危机”中脱颖而出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无论是在政治理念上还是在组织体系上，都比其他军阀更胜一筹。但是，蒋介石继承的政治遗产和面对的危机，一个是各自为政的地方主义政治，这是一种危机性国家结构，使得国家的政策难于贯彻执行，两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均告失败；二是蒋介石政权在重建国家秩序（比如乡村政权建设）中过度依赖土豪劣绅而导致的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对抗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村的兴起，这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危机。[9]
在双重危机中，本来是以党来组织国家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演变为军权高于党权。北伐前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受苏俄党军模式影响，使革命军成为党军。国民党执政后，鉴于军阀割据之危害，力图建立党治，集军权于中央，但因地方军人的反抗和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而失败。在党权与军权的较量中，党权衰落，军权独大。军权战胜党权，地方新军阀的形成，造成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党军关系的双重性。从党权与军权的横向关系层面，法理上是“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政”、“以党治军”，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却是军权大于并支配党权，党权依附于军权之上。从中央与地方纵向层面讲，军事强人蒋介石握有国民党组织、法统和中央政权，以其相对雄厚的军事实力，逐渐战胜各种对手，取得了在党政军方面的最高权威地位。但在地方，军权膨胀，军事首领多占据高位，控制政府人事，肆意干涉地方事务。这种军权支配党权、政权，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建设与现代性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以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使得国民党难以以有效的意识形态来整合资源和组织国家，只能以就军阀式的私人关系形成对领袖的个人忠诚，使得国家的组织体系不主要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个人基础上，这样国家的组织体系就脆弱不堪。第二，面对双重危机的国民党政权，不得不以军队为基础，而军权又是以个人关系为纽带，这样无论是军权、党权和政权失去了原来“扶助农工”所形成的阶级基础，结果军事失败就是政权的失败。军治政权虽然对国家现代性成长起了一些作用，但无力从根本上应对国家面临的总体性危机。[10]
在总体性国家危机中，政治的道德基础丧失了，官僚组织系统不能有效形成，而军队主导的政权因缺乏阶级基础也归于失败，历史把组织国家的选择交给了共产党。鉴于旧军阀以个人关系为纽带而走向失败的教训，并借鉴苏联红军以党治军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军队的各个层级上建立了严密的党组织，形成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党军关系。共产党极具魅力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形成的强大的对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形成的军队的高度组织化和战斗力，使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历史性地成为组织国家的主导力量。在重建国家秩序的过程中，共产党把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军关系自然地转移为党-政关系，形成了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关键词是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11]
虽然建国伊始所形成的党组制、党委制、党管干部制决定了党是权力的核心，但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管理中，却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的计划权，政治管理的技术化时代来临。计划经济本身只是增加了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党或党的一把手的权力。在发动“大跃进”和“大跃进”过程中，各种强化党的权力和各种相应的党政不分的规定相继出台。中共中央成立了财政、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具体领导对应的政府职能部门。随后，一元化领导和党政不分体制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党中央形成了一套几乎与国务院完全对应的行政性管理机构。同样，党中央各工作部门也与国务院所属职能部门形成了对应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使得党与政府的关系复杂起来，改变了建国初期党政基本分开的格局。一方面，党中央直接处理应属于国务院工作范围的许多事务；另一方面，党中央又通过党的系统直接指挥国务院各职能部门的工作。[12]901958年党政关系的变动使国家权力机关职能发生转移，共产党组织国家化了。
具体地说，其一，把宪法规定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政府（即国务院）变成了党中央的执行机关，因而党中央取代了国家权力机关；其二，它把本来属于政府的“具体部署”权收归党中央，因而党包办了政府的一部分事务。[13]
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原则的国家组织体制，一方面改变了过去100年中国“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把新中国有力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的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能够满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不完善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所导致的个人崇拜难以形成纠错机制，酿成“文革”悲剧；同时过度的组织化也使社会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形成了高级生产关系下的低度甚至停滞性经济增长。变革势在必行。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主要努力集中于党政分开，使得行政权力的自主性大大增加，社会中间组织蓬勃发展。1990年代以来，在继续改革和完善党政关系的同时，党的建设的重点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共产党进行着如下的适应性转型：在政治理念上，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和谐社会构想，承认自由和民主是人类普世价值，表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开放和包容；在执政方式上，党越来越多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律程序将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法律和政策，表明党的行为的法治化趋向；在组织制度上，以常委会为主要形式的集体领导的常态化、书记办公会的取消、全委会作用的加强，表明共产党的制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这些表明作为唯一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越来越强，也更加自信。因此，有理由相信，共产党将会继续在适应性转型中作为组织国家的主导力量。
三、历史与理论
虽然是政党主导俄国、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变迁模式之下所形成的政治理论不要说与由社会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下形成的社会中心论相比，就是与由国家官僚体系主导下所形成的国家中心论相比，都显得理论上的贫困。原因大概在于，第一，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政党是一个社会性要素，因而政党必然是社会中心论下的一个概念。所以政党研究虽然不少，但是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研究，较少地专注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因而所形成的政党理论要么不具有适用性，要么解释力有限。第二，在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国家，关于政党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革命学说，关于政党的社会建设性作用的学说则论说不力。尽管如此，围绕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综合中外政党在发展中国家作用的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论”，总结出政党与制度变迁关系的几条理论线索。
第一，政党主导制度变迁的必然性。不同于早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自主性丧失而导致国家总体性危机以后国家秩序重建。也就是说，当国家失败以后，重建国家的任务自然地落在竞相争取民众支持的新生政治力量即政党的身上。因此，同样地不同于早发达国家，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不是宪政体制下的产物，而是国家危机的产物；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政党建构了国家秩序。政党创建了军队，并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由此产生了国家秩序内的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这种完全不同于早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路径，意味着用宪政主义来诠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有一定的障碍。由于政党是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的主导者，政党的强弱就至关重要。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党重要性的论述很经典：“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14]396-397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在强大政党的主导下（权威），才能实现政治安定下（秩序）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发展），即著名的“权威—秩序—发展”模式。虽然后来亨廷顿又总结出著名的“民主的第三波”，但是在民主化在很多国家导致衰退以后，他又重新强调权威和秩序的优先重要性。
第二，什么样的政党才能主导国家秩序重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党，由于它只有争取民众的支持才能夺取政权并重建国家秩序，因此政党的人民性就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共产党的论说较为有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其他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了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列宁则指出，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需要政党的组织，而共产党显然是阶级基础最为广泛的政党。在夺取政权和组织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时期又演变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产党的人民性不但是理论上的论说，更是一种政治实践，否则无论俄共还是中共，都不可能夺取政权并成为组织国家的主导力量。
第三，政党制度与民族国家建设。作为组织国家建设的唯一的主导力量，政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自己并治理国家就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政党制度很重要。如前所述，亨廷顿认为强大的政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定成正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共产主义现代化国家都缺少强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14]397因而形成脆弱的政治体制。言外之意，共产党的一党制有利于政治稳定。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中，持这种论断的并不只是亨廷顿一人。著名的政党理论家萨托利认为，多党制需要存在一致信仰的基础，而相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但是首要也是明显的解释仍然是，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多党制缺少一致信仰的根基”。况且，第三世界的优先性任务是重建国家秩序和经济发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党制不能解决国家建设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难题，这是相当公正的。”因此，一党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未必是一种不好的选择。关于对一党制的价值判断，萨托利指出，“一党制并不见得一定要有专制的气味，除非人们特别赏识政治多元主义的精神和美德。”[15]360-361可见，思想者对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价值评判并不同于国家间政治意义上的政党政治。
第四，政党的适应性转型。尽管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承认政党主导国家秩序重建的必然性和强大（一党制）的政党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以强大政党组织起来的国家开始转型，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和中国国民党等强大政党失去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苏联甚至在转型中解体，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则依然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中变得更加强大。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相同性质的政党具有如此不同的命运？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党是否有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在所述国家，作为主导国家重建的政党都首先是一种革命型政党，因此需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适应性转型；革命政党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它的人民性，因此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依然保持人民性的政治基础，就是适应性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作为一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政党精英集体的观念的适应性转变、政党精英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政党对社会需求的信息监测与反应程度，就成为衡量一个政党适应能力的主要指标，[40]当然，政党精英的战略性选择也很关键。我们看到，苏共在1980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已经不是适应性变革，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变革中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和谐社会构想，既是观念的与时俱进的转变，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渐变，因而走出了一条中国式道路，避免了大多数强大政党所组织的强大国家的命运。
四、比较性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既是不能忽视的历史存在，也是很多国家的当下写照，因此，必须有一套相应的理论体系来解读特定的经验。正如不能因为国家主导式道路而经历了灾难而否定国家中心主义一样，也不能因为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曾经历灾难而否定一个事实上的政党中心主义。
但是，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也必须适时地实行权力转移，以实现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平衡。这是比较政治发展的基本结论。
社会力量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如英国和美国，国家作用越来越大一样，最终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平衡。英美的历史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发秩序”，既不能实现社会内部之间的均衡，也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在“自发秩序”之下，恩格斯和狄根斯笔下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都是真实的，是国家的立法改变着资本家的行为并改善着工人的状况，其标志是二战以后的“贝弗里奇法案”。
如果美国在1930年代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美国就不可能那么快地从“大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以国家干预为主导的罗斯福“新政”根本性地改变着美国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也经常性地为国家所改变。到了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和强制性地关闭煤矿的做法、美国里根总统减少社会福利和经济私有化的做法，尽管在两国招致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和抗议，最后胜利的是政府，而不是社会。这说明，社会中心主义下的国家有改变国家方向的自主性能力。
而对于权力不受制于社会的德国、日本而言，成也国家败也国家，最终的宪政民主体制让社会力量越来越大一样，最终也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
因此，无论是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还是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还是政党主导的现代化，都是制度变迁中不可复制的道路，是制度变迁中的一种阶段性历史。但是，当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社会之间的均衡成为必然。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系统，成长过程有自己内在的逻辑，那就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稳定、和谐、长治久安，必须实现“两个均衡”：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和各种权力关系之间的均衡。社会力量太强大，就可能扭曲国家的基本方向，如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庄园主的势力；而国家湮没社会，这个国家最终会失去活力和创造力。在由政党、国家和社会构成的权力关系中，如果一种权力太强大，就形成不了政策纠错机制，从而有可能把国家带向错误的方向。在历史上，官僚体制主导模式和政党主导模式都曾经快速地推动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非均衡的国家权力也带来很多问题，甚至是灾难，有的国家在历经灾难以后最终走向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各权力关系之间的均衡。
必须指出的是，“权力均衡”只是国家成长的终端性形态。在国家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难以跳越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所“锁定”或“预定”的发展阶段，国家成长的过程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国家成长的一般性逻辑应该是通过不可复制的多元化道路而最终实现“权力均衡”。还需要指出的是，均衡的权力关系也只不过是“相对均衡”，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政治制度，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制度更软弱无力。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更具有相对性，比较而言，中国更需要组织国家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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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