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在思想资源和学科建设上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并共享着许多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但它们之间在基本前提、中心命题、核心概念和方法论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当前两个学科都面临着传统概念和方法老化、先进学科的侵入、学科科学化等现实压力，要加速两个学科的发展，就必须在学科内部实现规范性与科学性的真正分野，致力于构建学科一般理论，加强学科基本问题和元假设、元认知的研究，并促使两个学科实现学术交融。
一、历史与学科的渊源
国际政治学与(国内) 政治学①曾经拥有共同的学术脐带，汲取着相同的思想营养。政治学可以将自己溯源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国际政治学虽奉修昔底德为始祖，却同样重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在古典的哲学思想家那里，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基本原理上是同一的，许多重要的概念，如“权力”、“自然状态”、“主权”等，是由两个学科共享的。国际政治学的许多理论大师也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反过来，近代那些政治学学者也有着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他们的一些观点直接成为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渊源。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既对国内政治的战争状态、权力斗争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从而总结出各自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又对国际社会的权力斗争状态进行了研究。对布丹、格劳秀斯来说，主权具有对内对外两个向度。此外，像洛克、卢梭、康德、休谟、黑格尔、马克思等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或者说，在近代先哲那里，根本没有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界限。在20 世纪独立之前，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是同一的，都包裹在政治哲学这个大的胚胎中。在古典思想家那里， (国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就学术共同体而言，国际政治学科大多设置在政治学院或政府管理学院等以大政治学科设置的学术机构中。美国的政治学会容纳的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政治学会和国际政治学会常常是重合的，甚至主席也由同一人担当，卡普兰、华尔兹、基欧汉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都曾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也更为密切，很多学者同时兼跨(国内) 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两个领域，如摩根索、卡普兰、多伊奇。因此，无论是在历史渊源、学术传承、学科演进、学术共同体机构等方面，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都有着极深的联系。
二、基本前提、中心命题与核心概念
首先，就基本前提和核心命题而言，政治学研究的是价值的分配，研究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现象、政治活动和政治规律，它以全社会存在一个统一性的公共权威(或权力) 为其学科前提，这种公共权威可能是部落会议、城邦统领，更经常的则是国家及其合法代表政府。国家内部的各类政治行为体都必须遵从政治权威的指令行动、遵循法律条文的规定行事。就核心命题而言，政治学关注的是公共权力或权威等价值的分配，是公共之事、众人之事。正常状态下，它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由于国内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秩序性存在，并在现实的政治力量间形成了权力的平衡，从而就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和社会生活形成一套基本规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国家这个公共权力的象征进行管理。国内政治学，由于对于权力分配界定的不同，不同学派所认同的主题不一样，所赖以实现的手段也不一样。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个人的自由，公共权力或国家的存在不能以削弱、限制个人自由为前提，政府是守夜人；只要个人自由得以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和谐会自动促进全社会利益的实现与和谐，权力的分配同样就会自动实现。保守主义强调的核心命题是维持既定的秩序，因为现存的宪政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地规定了公共权力的分配，只有通过保持秩序的稳定，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激进主义则认为核心命题是革命，只能通过激进手段才能使权力的分配符合社会政治的现实，因为社会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现状在不断发生变化，不经过革命，权力就无法重新分配。
国际政治学则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为研究前提。国际社会中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或法律去强迫国家执行某种规则，国家之间相互独立，各自拥有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如果说国内政治是权威、管理和法律的领域，那么国际政治则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规范性程度显然要明显弱于国内社会，权力尤其是硬权力，而非权威才是国际政治的通行证。②国际政治学也探讨国际公共权力分配问题，但这一分配是服务于国家间关系的，集中体现为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国内政治中的公共权力者向度正好相反，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就国内政治而言，公共权力已经存在，并成为行为体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而在国际政治中，公共权力则是在国际联盟、联合国等政治组织的建立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等背景下才产生的概念。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国家间的权力争斗才是国际政治最频繁的话题。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不存在公共权力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说，联合国等类公共权力的代表机构不过是国家间权力博弈的副产品；而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说，由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所界定的公共权力治理是通向国际和平的必由之路。
因此，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命题是如何约束战争，实现和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派别。现实主义寄希望于权力平衡；理想主义希望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通过国际联盟、联合国一类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维持全球权力管理；制度主义者把希望建立在国家缔结国际制度，推进国际合作上；而另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认为通过促进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国内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可以实现和平；建构主义则主张确立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由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过渡，最终确立起世界国家来实现永久和平。
国家、权力、权威等都是政治学科的核心概念，但两个学科中的国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研究的侧重点也有很大的差异。政治学中的国家是指来自于社会之中，又超出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威代表。在与政党、社团、公民等国家内部的政治个体相互作用时，它常常被看作是集合性的、整体性的概念。当其单独运用时，又往往被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政府、议会和司法系统来分别研究，这时，它与其他的政治单位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政治学对国家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形态，主要研究国家的内部问题，包括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职能、国家的制度类型、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公共权力运行方式、国家的结构、国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制度等。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国家起源和本质的不同解释，形成了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区别。
国际政治学要研究的，不是作为一般政治形态概念的国家，而是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国家的对外行为规律以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需要将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作为某种人类社会共同体同等看待，把国家看成是国际体系和一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概念。在国际舞台上，国家是作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国际政治学在涉及国家时，往往采取黑箱化的处理模式，把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决策者，不强调其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
政治学与国际政治都研究权力，但政治学的权力主要是指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威性；国际政治学的权力虽然也包含影响力和控制力，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分解为具体的指标体系，以表现国家所具有的整体实力，特别是物质力量。传统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政治，国家的目标是寻求权力。这显然受到国内政治学的深刻影响。后来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尽管指出了权力概念的含糊性和不精确性，但并没有放弃这一概念，而是进行了新的理解和界定，因此，在现实主义学派中，权力政治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尽管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其他学派的挑战，但权力仍然是国际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解释术语，由权力界定的利益成为主流学派的基本名词。
三、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哲学分析方法、权力政治理论既是政治学也是国际政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二战后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同样影响了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但影响程度并不完全一样，除了20 世纪60、70 年代出现的量化分析著作外，70 年代末期以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方法在主流上转向了抽象的实证主义，在90 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学研究则处于历史方法与科学方法的胶着状态。④而行为主义对政治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尽管有着后行为主义的矫正，但系统化的定量分析仍是当今政治学的主流和努力方向。
尽管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都有着哲学、历史、权力、法律制度分析等人文研究方法的传统，但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命运也有所不同。在政治学中，传统方法目前只能在政治哲学中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处，而在国际政治学中，传统方法却似乎在冷战后卷土重来，冷战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历史事实研究仍保持着浓郁的兴趣。同时，随着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哲学也似乎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国际政治学，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都受到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深刻影响，成为所谓的“输入者”。所不同的是，两个学科受到的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国际政治学更多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政治学则大量借鉴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首先，从对传统理论的坚守来看，政治学仍坚持本领域的基本理论：如权力结构、民主理论、精英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并使其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除现实主义学派外，20 世纪70、80 年代以后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是沿袭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议题，如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并将之嫁接到国际关系领域。从与其他学科的联姻来看，政治学主要受到经济学、社会学的巨大影响，虽然在西方学界也出现一些作品，但与国际政治学中形成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相比，政治学对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对陌生。其次，从学科性方法来看，两个学科都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巨大冲击，但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的影响很大，例如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政治营销等理论，都是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研究强有力扩张的表现。但相对来说，经济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领域、决策领域等⑤ ，还没有达到全面代替政治学传统方法，成为主导性方法论范式的地步。在政治科学中，方法论的借鉴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三大学科共同竞争所提供的。虽然行为主义革命和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政治哲学仍在政治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政治哲学著作仍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名著中占据着极大的比例。⑥
与之相比，国际政治学受到经济学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人假设、理性偏好等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如将国家假设为理性的，假设为统一的行为体，具有(物质性) 利益偏好等。二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具体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寡头垄断理论、成本收益曲线等对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基欧汉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三是具体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博弈论对国际制度、国际合作理论的影响。总之，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核心代表的经济学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当代两个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受到经济学的显著影响，理性主义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最后，在具体方法上，除定量方法外，国际政治学更多使用历史学方法；相比之下，当代政治科学更多使用社会学的统计调查、量化分析、个案研究、人类学方法。这与其微观化、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有关。就量化分析而言，政治学科在二战以后，将重点放在利益集团、投票行为、政治社会化等易于经验化的微观议题上。
四、当前共同的发展困境与相互的融合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来说，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由于内部存在分歧，使得科学化的前途与方向不甚明确，科学化进程举步不前。在日新月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面前，对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传统理论来说，其传统概念内涵中的原有模糊、歧义之处既没有得到精确的界定，也没有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被开发出新的分支体系，原有的概念和方法越来越无法解释新的事实，
从而逐渐失去自身的学科特色，不断地被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所侵入。无论是国家、权力等概念，还是权力、制度、历史等传统分析方法在当今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已经不再占据统治性地位。
属于本学科的特有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是界定学科边界、形成学科特色的重要标志，经济学有“经济人”、理性选择方法，社会学中有社会群体或社会结构等整体性分析方法，它们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学科。但当今的国际政治学和政治学都没有成熟的学科方法论和研究方法。除了早期的制度分析、历史方法、权力分析方法外，近年来涌现的具有特色的本学科固有的分析方法没有多少。二战后出现的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受到文化理论、社会学、心理学影响较大。在政治哲学领域，创新性方法较少；而在政治科学领域，现有的分析框架，如阶级分析法、权力分析法、系统方法、结构方法、角色法、制度法等因其本身的定性化、宏观性、不精确的固有特征而在趋向科学化的努力中，难于与计量化、精确化等能够更加科学地进行表达的数学方法相对应，以进行可重复、系统化的实证分析。与微观经济学一直以“理性”、“均衡”为核心概念相比，传统政治学中的“国家”、“权力”等概念在行为主义革命后地位大大下降，而新的核心概念尚未出现。
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入侵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无论在政治学还是在国际政治学中， (国际) 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次学科领域不断兴起。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发展方向，但对于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这样的弱势学科来说，对实际问题研究的过分偏好并走向极端所导致的弊端便是，只关注方法尤其是技术性、工具性方法而缺乏对方法的反思尤其是对学科的元认知。政治学越来越关注易于量化分析的问题，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学也喜欢进行全球化等“去学科化”问题的研究。其结果是，学科的中心问题、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断被淡化。中心问题是对主导变量的概括，反映的是事物行为的本质运行规律，缺少对这种本质运行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无法深化学科元问题研究，不利于构建普遍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史证明，越是致力于对研究哲学和方法论的反思，就越能够加深对学科实际问题的思考。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大师都对各自的研究路径及物理学的方法论哲学有着精深的思考。自然科学的努力应该同样成为社会科学的有力镜鉴。如果整个学科都关注热点问题的微观研究，而忽视对普遍理论和核心的元问题的探索，会付出学科特色淡化、研究主题去中心化、研究边界模糊化的代价。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要正确地认识政治学大学科的科学化问题，坚定走科学化道路的信心。影响政治学大学科科学化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价值中立问题，二是经验化问题。价值中立问题可借鉴经济学。经济学中是将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分开解决的。价值中立的问题不应在政治科学领域内解决，而应在政治学大学科领域内解决。政治学研究是一个操作流程，政治科学是管分析的，其他的学科则是管政策、实施和价值关怀的。经验化的问题应该借鉴理论物理学，应该走爱因斯坦的理论化、抽象化的道路，将抽象研究与经验分析进行适当的分离，科学不仅意味着量化和统计分析，更意味着理论化，意味着能够超越纯态经验的干扰。
其次，在关注实际问题的同时，加强对学科核心命题的元认知、元研究，为建立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进行努力。当前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都有过分问题化的倾向，这方面应吸取社会学的教训。事实上，社会学在研究技术上的相对发达并不能掩盖它在研究哲学、方法论和元认知问题上的薄弱。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说法，社会学缺少一种能把它的主题加以明确界定而使它成为一门经验社会科学的统一的定义与理论。社会学家一般认为，社会学以组织化社会生活中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但这一定义太空泛而难以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区别。⑦在社会学界，存在着一种对元认知问题的拒斥倾向，其结果是使社会学缺乏统一性和一般性原则，难以开发出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媲美的强有力的理论阐述， ⑧最终有可能使社会学变成研究各种“学术剩余”的“打零工”的学科。⑨
要提高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必须加强一般性理论的建设。学科一般理论⑩是一门学科成为真正科学的形式上的标志，它指涉学科中心命题和基本内核，研究的是学科中大跨度、长时段的问题，探索的是学科基本研究对象的普遍行为规律和总体趋势，解决学科中最为关注的元问题。越是一般和宏观，就越能从整体上观察、思考总体规律，并避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从而趋向于实现普遍性和客观性。以物理学为例，物理学只有在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出现之后，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为物理学需要回答的是物理运行的基本规律，微观理论或实证经验是一般理论的基础，但只有一般理论的出现才为物理学奠定基础。一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导致理论物理学的出现，它建立在数学基础上，来源于经验，但超越经验。经济学的道路与此相似，经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主流理论构建后，经济学终于通过理论经济学的出现为其科学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实现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验) 经济学的分离，并通过构建以经济人假定和稀缺性假设为元假设，以一般均衡为核心理论，以理性选择为主导方法论的精致知识体系来描述、解释整体性的经济活动规律。因此，统一的元假设、明确的研究对象或分析单位、主导性的方法论范式以及实现抽象化、公式化，以超越纯粹经验指涉是学科科学化的重要指标[11]，其目的是，通过尽可能少的变量，来简洁地描述研究对象的活动规律和相关因果关系。[12]对于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和国际政治科学来说，其最终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如理论经济学一类的理论政治学。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沃尔兹的国际结构理论；在政治学领域，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都是在此方面进行努力的有益尝试。
第三，要创新学科性研究方法，确定政治学研究的特质并以此为契机发展一套融合本体论、认识论和基本范式的研究哲学，这是巩固学科边界，显现学科特色的最根本举措。这就需要赋予传统的权力方法、阶级方法、层次分析法以哲学内涵，使之由技术层面跃升至哲学层面，从而形成本学科特有的分析起点。这是巩固学科边界的重要举措。同时，对原有的核心概念如国家、公共权力等重新阐释，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并正确认识其他学科方法在本领域嫁接的长处和局限性，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最重要的是，发展出新的学科性方法，确定元认知。确定学科边界最重要的在于形成本学科特有的研究视角、方法论或元假设，它可能最终成为学科母方法。经济学的影响不在于它的量化分析，而在于它较早地确立起经济人、理性选择理论等元假设，从而实现了对复杂现象的模拟、概括、化约，使复杂事实简单化，建构起基本平台。学科的发展程度不是对事物或现象的五花八门甚至极为不同的解释，而是能够以简单的定理或定律构成精致的理论体系来解释重大的现象。对规律的解释要求能够具有普遍性和重复性，逻辑一致、简单有效是其基本要求。
国际关系学在确定元假设方面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这就是主流理论所尝试的，坚持国家中心论，将国家理性化，发展出类似于“经济人”的“国家人”概念，并坚持以(物质) 利益最大化为行为体行为原则，如此才有可能使国际政治学向科学化迈进。当然，对于“经济人”与“国家人”之间的重大区别必须研究，否则，国际政治学也无法真正成为独立的科学。
对于政治学来说，情况要复杂和困难得多，政治哲学不存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之别，只有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之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趋向都有，投票理论、民主理论、精英理论等趋向个体主义方法论，结构论、系统论、文化论则趋向整体主义方法论。两大领域和两种观察视角的分异使得政治学既不能像经济学那样完全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也无法像社会学那样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前提，构建学科元认知的要素更为困难。但要使政治学真正实现科学化，就必须克服困难建立一个基本的学科前提，这一前提完全可以仿效经济学对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特性的抽象的手法，重点研究人在进行政治活动时的特性，“经济人”这一假定假设人具有利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和倾向，那么，“政治人”(即对人的政治行为的抽象) 的本能和倾向有何基本特征呢?能不能以此为前提展开逻辑推演呢，都可以进行探索。例如，以“政治人”概念作为前提，将政治团体化约为个人，赋予其以政治理性，探讨政治人进行政治行为的基本特点，就公共权力的分配特点发展起学科的基本研究起点，并学习科尔曼等社会学家对权力概念的解构和量化分析，在政治行为(区别于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的总体运行规律等方面构筑一般理论，最终形成理论政治学(如同理论物理学、理论经济学那样) 。
随着主权概念的演变、全球化的兴起，全球公共权力日益成为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关注的共同话题，治理概念、全球治理、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使得集合两个学科的智力资源成为可能。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学领域最近几十年里出现的新的理论与方法能够为解释国际政治所用。例如，国内政治研究中的角色分析、集团分析方法某种意义上都可归结为利益、权力分析，也可能同样适用于分析国际组织、对外政策等。同样，国际政治学的层次分析方法与国际结构分析方法也能进一步拓宽国内政治研究的视野。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双重趋向为近年来两个学科间的实际融合趋势提供了条件。例如，双层次博弈理论就非常关注国内问题，古得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就关注国际压力对国内民主的影响。今天，考虑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进程几乎已经不能不考虑国际层面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以民主和平论等为代表的第二意象理论说明，面对当前国内政治的多头化、层次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解构，虽然在总体上统一行事，但涉及具体领域，已经变成多头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对国家的虚化或分解，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是一样的。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政治学是指以研究国内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学小学科，但未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②这突出表现在虽然联合国拥有合法的权威，但未经其授权，美国凭借其硬权力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权力格局。
③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35 —236 页。
④例如，无论是进攻性、防御性、新古典现实主义还是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冷战后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将自己的理论诉诸于历史上的相关经验证据，或从对历史的详细分析中得出结论。
⑤张晓峰《理性的缺憾及对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的反思》，载于《政治学研究》2004 年第4 期。
⑥参见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 页。
⑦参见陈振明主编《政治学———概念、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9 页。
⑧阿罗、索伦森等人都有类似的观点，参见[ 瑞典]理查德·斯威德柏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1、12、409、411 页。
⑨郑杭生、杨敏《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4 期。
⑩一般理论即西方学者认定的终极理论，它被视为学科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如经济学的终极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古典物理学中的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现代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20 世纪70 年代的超弦理论都属于不同时期物理学的一般理论。参见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71 —79、307 页。
[11]19 世纪的经济学家思诺就曾指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是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并将之概括为四条基本假设。参见[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67 —68 页。
[12]例如，亨普尔和奥本海姆都强调把对一般规律的猜测和从先行条件中的逻辑推演作为理论科学性的标准。此外，帕里杰斯等人认为，对事实的抽象，即建构模型也是一个重要标准。参见[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7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