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目前对阿拉伯世界的一项重大政策是在那里拓宽民主政治。小布什当局及其拥护者坚持认为，推进阿拉伯民主不仅可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且还可以提升美国的安全。随着民主政治的推广和民主思想的蔓延，阿拉伯地区将不会再产生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因此，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政治不仅符合美国的安全目标，而且也是取得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样的论调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发展的愈民主，就愈没有产生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可能，这难道是真的吗？换言之，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政治是获得安全的正确前提吗？不幸的是，答案看起来是否定的。尽管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还很不全面，但是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民主政治和消除或减少恐怖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强有力的联系。恐怖主义并不仅仅源于特别的政权制度，民主化也不可能终结当前针对美国的种种活动。基地组织和其它类似的团体并不是在为穆斯林的民主政治而战，他们是在为强化其伊斯兰国家的观念而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政治将消除阿拉伯公众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温和支持，也不会减少潜在的加入此类组织的人员数量。
即使是中东实现了民主政治，那么它究竟会催生什么样的政府？他们会在遏制恐怖主义、推进阿以和平进程、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和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等重要的政策目标方面与美国通力合作吗？没人可以预测新的民主政治可以选择这一道路，但是依据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调查和近期那里进行的选举，可以看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政治似乎会导致出现新的伊斯兰政府，而相比较目前的独裁主义的统治者们，这样的新政府更不愿意与美国合作。
对这些问题的如此回答应该使华盛顿对自己的政策再作考虑。小布什当局的民主动议有自己的理由，不计任何代价地努力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或者作为长期的冒险，即使伊斯兰主义者真的上台执政，统治的现实也将会使他们趋于温和，否则民众将对他们日益不满。不过，对民主选举的强调将不能增进美国的即时利益，不管是在反恐战争还是在其他重要的中东政策方面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是重新考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的政策的时候了。美国不应该急促的推进快速选举，而是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鼓励那些可以与伊斯兰政党相竞争的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方面，只有这样，华盛顿才能确保当选举最终进行时，结果会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为什么认为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3月的演讲中已经做出说明：“我们维护长期和平的战略是要帮助改变那些产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状况，尤其是在广泛的中东。几十年来，中东部分地区已经陷入苛政、绝望和激进主义的怪圈。当独裁专政控制国家的政治生活时，可信赖的反对派不可能发展起来，不满只能存在于地下并走向极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社会和经济的失败转移开，独裁者就指责其他国家和其他种族，并激起导致暴力的憎恨。这种专制和愤怒状况不能够忽视或者平息。”
把恐怖主义和缺乏民主连在一起的观点并不局限于小布什政府。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强调，有必要把中东实行更广泛的政治改革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负责中东政策的高级官员马丁?因达克（Martin Indyk）也已认为，克林顿专注于阿以和平而没有重视中东的民主是一个失误，他因此呼吁华盛顿要关注中东的民主改革。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管莫尔顿?海尔普因（Morton Halperi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认为，催生基地组织的是沙特、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贫困和教育不足，而这些国家的独裁主义本性是造成贫困和教育不足的根本原因，民主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一再向公众推销他的中东民主化逻辑。
尽管缺乏民主会导致恐怖主义这种观点被许多人所认同，但是论述恐怖主义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例如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学术文献却是出奇的少。针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有一些很好的案例研究和总体的调查，但是在它们之中几乎没有材料确定是否更高的民主程度会导致更少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可利用材料的质量。相比较国内的恐怖主义袭击，西方媒介更倾向于以跨国因素来报道恐怖事件，而且，大部分的统计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不是根据犯罪者的身份来进行，更不关心他们是否来自非民主国家。
鉴于这样的不完整信息，仅仅从学术文献中获得初步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不过即便如此，构成小布什政府逻辑基础的恐怖主义和独裁主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对1980年代恐怖活动的一项广为引用的研究成果中，政治学家William Eubank 和 Leonard Weinberg论证了大部分的恐怖事件发生在民主国家中，大部分的受害者和犯罪者都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对1975到1997年间发生的恐怖事件进行考察后，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Quan Li发现，尽管在民主政治参与程度较高时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较低，但是自由民主置于行政权力的限制似乎对恐怖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以死抗争：自杀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一书中，Robert Pape论述到，自杀式爆炸者的目标几乎总是民主主义，但是他们组织的动机却是为了反对军事占领和获得独立自主而战；推动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不是对民主主义的渴望，而是对他们视为的外国占领的反抗。
美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也没有证实在恐怖主义和独裁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据根国务院年度“全球恐怖主义的模式”的报告，从2000到2003年，发生在“自由”国家的恐怖事件有269起，发生在“部分自由”国家的有119起，而发生在“非自由”国家的则有138起。这个统计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和“9.11”源于其他国家的对美国的袭击排除在外（前者会增加发生在民主国家中的袭击数量）。这并不是说自由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导致恐怖分子，这些数字只是简单的表明，在某一特定国家发生的恐怖事件和其国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它们也不是暗示民主政治比其它政体模式更不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恐怖主义当然不是随意的分布的。来自美国政府官方的资料显示，绝大部分的恐怖事件仅仅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事实上，在2003，年“非自由”国家半数的恐怖事件集中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看起来，民主化在消除恐怖活动方面起到的作用及其有限——或许它还鼓励了恐怖主义的发展。至于“自由”国家，发生在印度的恐怖事件达到总数的75％。尽管有理由认为，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组织要对一些事件负责，特别是在克什米尔地区，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并非所有的犯罪者都是外国人，印度相当多的恐怖事件发生在远离克什米尔的地方，这反映出其它地区也存在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印度已经分别有一位在任总理和前任总理被刺杀身亡（因地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如果民主政治能够减少恐怖行径，那么发生的印度的恐怖事件本不应该如此之多。
把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和独裁国家中国 进行对比研究，更让人怀疑民主政治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能力。根据美国国务院“全球恐怖主义的模式”的报告，在2000至2003年，针对印度的国际恐怖袭击有203起，中国则连一起也没有，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纪念协会（National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编辑的从1976年到2004年的恐怖事件列表显示，印度有400多起，而中国仅有18起。如果独裁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真的存在布什政府所宣称的那种紧密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在印度和中国的恐怖事件数量的差距就不会是如此之大。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民主国家中出现了一些残忍的恐怖组织：意大利的红色旅，爱尔兰和英国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的日本红色军，西德的红色军派等。转向民主政治的西班牙也没有消除“埃塔巴斯克分离主义恐怖行动。土耳其的民主制也经受了十余年的政治暴力，一直到1970年代末才逐渐稳定下来。拥有强大、令人敬佩的民主体系的以色列也产生了自己的恐怖分子，1995年刺杀拉宾总理的就是以色列极端分子。卷入2005年7月伦敦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至少有三人出生并成长于民主国家英国。伊拉克几乎每天都有恐怖事件发生，提醒人们那里的民主化进程与严重的恐怖主义相伴而生。奥克拉马城事件也证明，即使是在高度民主的美国国内也会产生恐怖行动。
总而言之，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政权模式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就像Jessica Stern所主张的那样：“民主化并非一定是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佳途径，”因为对正处于向民主制转型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特别脆弱的时期。政权模式并不是导致恐怖主义的唯一原因，没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世界愈加民主，哪里出现的恐怖活动就愈少。
支持美国把推广民主作为反恐战争一部分的论据也存在逻辑性问题。民主政治将减少恐怖活动是建立在这样信念之上的：可以公开参与竞争性的政治，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呼声，这样，潜在的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就不必再寻求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即使他们在选举中失利，对在未来选举中获胜的信心也将遏制他们采取非民主手段的意念。民主政治的惯性将改善极端主义，把阿拉伯政治的怒火集中在他们自己的政府而非美国身上。
这样的想法或许是好的。但是下面这样的设想也是合乎逻辑的：极少提出可以动员大多数选举人的政治议程的恐怖分子，他们将会拒绝自由民主赖以建立的多数决定原则和少数人权利的基本精神。如果他们通过民主政治不能得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仍然寄希望于民主程序？更有可能的后果是，满怀达到特别目标的殷切希望（这种希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会以暴力手段对抗毫无防备的无辜平民，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恐怖分子和潜在的恐怖分子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民主进程之中，如果这种民主程序不能给他们带来有利的结果，他们就将会袭击民主政治。看一下伊拉克的状况，尽管在2005年1月进行了非常成功的选举，但是那里新生的民主政治并没能遏制住伊拉克境内外的恐怖分子对抗新的政治秩序的行动。
恐怖分子的组织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规模很少，行踪也是隐蔽的，而且并不是基于民主原则而组织建立的。他们是一群效忠于强势领导人的追随者，他们愿意服从命令从事一些被绝大多数的民众所厌恶的行动，因此群众基础很薄弱。这样看来，通过选举获胜改变恐怖分子的路线是不大可能的。
即使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敌人基地组织也肯定不会销声匿迹。本?拉登并不喜欢西方的民主政治，他推崇的政治模式是早期的穆斯林哈里发制，在他看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当代最贴近哈里发制的政权模式。在2003年10月的“告伊拉克人民书”中，本?拉登对阿拉伯世界中的一些人进行了严厉斥责，因为他们“呼吁以和平民主而不是以为真主而战的方式对待叛教的政府或者犹太人以及十字军入侵者”。本?拉登把民主政治视作是“非正常的、误导性的实践”，是“无知的信仰”。针对伊拉克2005年1月的选举，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同路人扎卡维说得更为直接：“在民主政治中，被服从的立法者必须是人而不是真主……这是异教、多神教和谬误的最本质的东西……”。
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不相信民主政治，这并非仅仅源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通过自由选举上台执政。没有理由相信，阿拉伯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会使恐怖分子改弦易张；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从更加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如果这些国家与美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与以色列取得和平，以及按照华盛顿的路线行事的话）招募追随者。基地组织反对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政策，如果真的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民主的中东要继续认同美国在本地区的主要角色，并且还要与美国的目标协调一致的话，那么，再认为民主政治将结束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将消除基地组织的负面影响和资金来源以及人员补充就是非常愚蠢之举了。
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模式，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减少或者预防恐怖主义。布什政府关于在阿拉伯世界推广民主政治的基本设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
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拉伯政府会和目前独裁主义政权一样的与美国密切合作吗？可能性不大。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对民主政治持强烈的支持态度，当他们有机会参加真正的选举时，投票率一般要比美国人高出很多百分点。但是许多阿拉伯人对美国怀有消极的看法，如果阿拉伯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又代表民意的化，他们就将是比较反对美国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民主化很可能会导致伊斯兰主义政府的出现，而这样的政府在一些促进美国利益的问题是不大愿意和美国合作的，例如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问题，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以及反恐战争问题等。
总体而言，阿拉伯人对民主政治是持欢迎态度的，尽管一些伊斯兰主义理论家不喜欢这样。2003年“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就是否“民主政治仅是在西方而非其它地方才能运作良好的西方道路”这一问题，针对一些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人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科威特（83％）、约旦（68％）和巴勒斯坦领土上（53％）的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民主政治可以在它推行的任何地方良好运作，只有少数被调查者（科威特16％、约旦25％、巴勒斯坦领土38％）认为民主政治不能在阿拉伯世界实施。民意调查机构“佐各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2002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埃及、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大部分被调查者对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怀有赞许的态度，尽管他们并不十分认同美国的阿拉伯政策。佐各比国际的这次调查还显示，这七个阿拉伯国家被调查的人把“公民/个人权利”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排在它后面的则是健康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和经济问题。
阿拉伯人对民主政治的认可可以通过他们的具体行动得以体现。阿拉伯国家参加合法选举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在2005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尽管面临暴力的威胁和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占伊拉克总人口的20％）的抵制，但是仍有53％的伊拉克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在2004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阿尔及利亚的投票率高达58％。官方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1月的巴勒斯坦总统选举中，尽管有哈马斯的抵制， 但是参加投票选民仍然达到73％。科威特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超过70％，在2003年的议会选举中，也门有76％的选民参加投票。虽然在阿拉伯世界的确存在反民主的势力，也有一些阿拉伯选举的投票率较低，但是总体而言，阿拉伯人对投票和选举还是有很高的热情的，那种认为阿拉伯“文化”会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的论调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阿拉伯世界促进民主政治的问题不在于阿拉伯人不喜欢民主政治，而是华盛顿可能并不喜欢阿拉伯民主政治所催生的政府。设想民主的阿拉伯政府将会比目前的阿拉伯政权更能代表民众的意愿，那么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将导致更多的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出现。“佐各比国际”和马里兰大学安瓦尔?萨达特和平与发展委员会（Anwar Sadat Chair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在2003年2－3月间针对6个阿拉伯国家做了一次民意测验，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对美国持有非常不满意或部分不满意的态度，黎巴嫩的被调查者对美国的态度最好，有32％的回答者对美国怀有深深的好感或者部分好感，但是只有4％的沙特被调查者这样认为。
这次民意调查是在伊拉克战争逼近和进行时进行的，战争对它的结果肯定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些统计结果与在战争前后进行的其它民意测试相差无几。在2002年初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的回答者（约旦62％，沙特阿拉伯64％）认为美国是不受欢迎的国家，喜欢和不喜欢美国的黎巴嫩被调查者数量各半。“佐各比国际”同时针对7个阿拉伯国家做的一个民意测验显示，对美国不满的比率分别是科威特的48％、约旦的 61％、埃及的76％、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87％。在伊拉克战争开始的一年之后，“普尤全球态度民意测验”表明，有93％的约旦被调查者和68％的摩洛哥被调查者对美国持有消极态度。
尽管要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中获得阿拉伯世界反美主义的精确原因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是美国在本地区的政策，而非对美国理想的拒绝，推动产生了反美主义情绪。在“佐各比国际”和萨达特委员会于2003年2－3月进行的民意测验中， 5个受测阿拉伯国家（共有6个阿拉伯国家）的回答者表示，相比较美国的价值观念，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更是建立在美国的政策上，46％的埃及回答者把美国的政策看作是他们反感美国的根源，而认为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引起他们反感美国的只有43％。在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有不少于58％的被调查者强调他们反对的是美国的政策。
2004年，阿拉伯公众对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政策尤其的不满。2004年5月“佐各比国际”和萨达特委员会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黎巴嫩有大量被调查者（44％）相信，推进民主政治是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怀有这样观点的约旦有25％，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联酋则不到10％。大部分国家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发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出于控制石油、保护以色列和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目的。“普尤全球态度”在2004年做的一次较小范围的调查表明，只有17％的摩洛哥人和11％的约旦人认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是出于真正的反恐需要而非是为了其它目的。另外，阿拉伯世界普遍反对美国在阿以问题上的政策也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毫无疑问，舆论是经常变化的，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可以随着不同事件的发生而出现重大转变。如果华盛顿不再支持独裁的阿拉伯政府的话，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主义可能会削弱，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一论断，事情倒是向相反的方面发展。例如，叙利亚人对美国也没有强烈的好感，虽然布什政府反对大马士革政府。显然，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不受欢迎是因为它的整体政策，而不单单是因为它支持独裁主义的政府。
即使民主化可以减少反美主义，但是也不能保证这种状况会催生亲美政府。例如在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就对美国的印象而言，那里的民众比政府要好一些。但是伊朗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并不能转化为支持主张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候选人的选票，这一点在2005年第二轮的伊朗总统选举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历史发展也证实，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民主选举最有可能有利于伊斯兰主义者。在所有最近进行的阿拉伯选举中，伊斯兰力量已经发展成为政府的最主要的反对派。在摩洛哥，成立不久的、公开的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25个议席中的42席（位列第三，在它之前的是两个老资格的政党：获得50个议席的Socialist Union of Popular Forces和获得48个席位的独立党）。在同一年的巴林议会选举中，伊斯兰主义的候选人占据了40个席位中的19甚至是21个（观察家们对一些独立候选人的分类有不同意见），而且这一胜利是在什叶派的政治组织因为抗议改变宪法而抵制选举的情况下取得的。2003年，在也门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分子和部落势力的联盟——也门改革组织（Islah）赢得了301个议席中的46席，现在成为政府反对派；科威特的伊斯兰力量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0个席位中的17席；在约旦的议会选举中，尽管为了照顾独立候选人而把选举延期了三次，并且还修改了选举法，但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还是赢得了110个席位中的17席，独立伊斯兰主义者获得另外的3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反对派力量。
到2005年，情况仍然如此。在沙特阿拉伯的市政选举中，非正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利雅得获得了7个席位中的6席，在吉达和麦加则全部包揽，受到逊尼派穆斯林支持的候选人也在东部省的一些城镇选举中控制了市议会。在伊拉克的议会选举中，受到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275席中的140席，而以时任的总理阿拉维和总统亚瓦尔为首的比较世俗的阿拉伯lists赢得45席，非伊斯兰主义者的库尔德联盟赢得了75席。
在巴勒斯坦，阿巴斯（隶书于民族主义的政党法塔赫）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不过这部分是因为哈马斯还有提出自己候选人的原因。但是哈马斯在市政选举中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2004年12月的选举中，它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7个城镇委员会（法塔赫控制了12个）；在2005年加沙的选举中，哈马斯更是控制了10个城镇委员会中的7个，并占有三分之二的席位。甚至一些观察家推测，哈马斯将在巴勒斯坦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超越法塔赫，这也是阿巴斯推迟议会选举的原因之一。
趋势相当明显，各类伊斯兰主义者在自由选举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统治党支配和国王反对政治伊斯兰的国家，伊斯兰主义者只能追而求其次，构成政府反对派。只是在摩洛哥（较为世俗、左翼的政党已经存在很久，也比较成型）和黎巴嫩（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共同决定选举政治），的确组建了非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集团和独立的政府，它们有足够的实力和伊斯兰力量竞争。这种模式看起来不会发生变化。
“佐各比国际”和萨达特委员会在2004年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神职人员应该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在埃及，尽管有50％的受访者说神职人员不应该掌控政治体系，但是也有47％的人支持扩大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仅仅是在摩洛哥和黎巴嫩，反教权的力量超过亲教权的，分别是51％对33％和50％对28％。阿拉伯世界取得的民主越多，伊斯兰主义者就越有可能登台执政，即使他们逐步接受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反对政治暴力，他们也不大可能会支持美国在本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
布什政府在阿拉伯世界推广民主政治的计划不可能会大大降低源于那里的反美恐怖主义，事实上这一计划很可能会在那里产生更不愿意和美国合作的政府。可不幸的是，在当前，布什政府并没有与独裁的阿拉伯政府合作的计划，尽管这些政权愿意和美国合作。如果华盛顿坚持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政治，他应该从这一地区的几次选举经历中获得一些借鉴。在像摩洛哥这样非伊斯兰主义政党根深蒂固的国家，伊斯兰主义者要想取得支配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在非阿拉伯的土耳其也是如此。同样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会阻止真主党和其它一些伊斯兰主义分子控制选举。但是另一方面，在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和候选人就可以主宰政治生活。华盛顿不应因为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也门的统治党取得了对伊斯兰主义挑战者的胜利就沾沾自喜：一旦失去他们的保护和安全机制，这些统治党在未来的民主转型选举中就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麻烦。
美国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推动阿拉伯政府为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左翼、民族主义者和非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提供足够的政治空间，以使他们建立牢固的基础并进而动员投票者。华盛顿应该支持那些愿意接受美国外交政策和愿意仿效美国政治价值的组织，显示支持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当阿拉伯政权阻碍更为自由的组织的政治行动时向他们公开施压。华盛顿也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这里：推动非伊斯兰主义力量很弱的阿拉伯国家的进行选举，即使这样做会使对自己的选举前景信心不足的阿拉伯自由主义者感到不满也在所不惜。
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常言，阿拉伯世界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困难重重，美国人应该有耐心才行。当布什政府公开为民主政治辩护时，它总引用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和沙特的选举，并视之为自己政策“成功”运作的佐证。不过对于非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力量而言，要想在这些选举中准备通过竞选上台执政还需很长时间，无疑这届或者其后的美国政府将会耐着性子等待这一进程的完成。
如果不能显示出这样的耐心，华盛顿一定要意识到，它的民主化政策将导致伊斯兰力量主导阿拉伯政治。这不仅要关注令人困惑的阿拉伯世界当局民主选举的动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华盛顿是否真的有能力预知甚至是主导其它国家的政治进程？没有政府官员会宣称，至少不在公共场合宣称这个天真的观点：阿拉伯政治的民主化将会催生总愿意和美国合作的政府。然而华盛顿的民主鼓吹者们似乎认为，阿拉伯的民主转型，会像近期的东欧、拉美和东亚的民主转型一样，将会导致支持、至少不会阻止美国宽泛的外交政策利益的政权的出现。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这些政权中，虽然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市场Ｗ杂芍饕迦〉昧送怀龅牡匚唬窍喽杂谧杂芍饕澹⒗澜缛刺峁┝艘桓鍪凳翟谠诘囊馐缎翁难≡瘢骸耙了估冀獯稹保↖slam is the solution）运动。
华盛顿的傲慢将会在伊拉克被冲破，在那里仍然还驻有14万的美国军人，这本身就会阻碍那里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布什政府在这一艰巨的人物面前并没有显示出必须的谦卑和耐心。加入美国真的把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视为“世代挑战”的话，那么美国将不得不熟悉这些特点。
范鸿达 译
【本文编译自Gregory Gause III,“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译者系单位为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