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便”与“不能”
哈维尔去世了。这个消息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意味着许多。
去年在一个场合遇见钱理群教授，满头白发的他说，自己眼下常对青年人谈哈维尔“存在的革命”。这一个体行动模式是哈维尔在上世纪70年代末，于《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提出：生活在真实中，或称“存在的革命”。
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从自身做起，首先摆脱在意识形态有形无形控制之下的被动和漠然状态，开始思考什么是真实的，并坚持这些真实的观点、行为和理由。为此必然与现实发生龃龉，个体应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这种依托个体的存在更新而涉入社会变革领域的思维方式，有别于以往“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契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
这让笔者想起数年前哈维尔和俄国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场争论。1993年哈维尔作为捷克总统访问美国，演讲时谈到西方社会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克服“不便”心理，尽到责任。哈维尔以自身的经历为证：在他1983年出狱后一段时间，熟人在街上碰到哈维尔，大多避免打招呼而回避。哈维尔认为这体现了一种“不便”心态：与新近出狱的哈维尔打招呼，会带来某种现实和心理的不方便。
这引起了布罗茨基的注意，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一样曾作为作家和异见分子坐牢，后被苏联当局驱逐。哈维尔的“不便”概念引起了其反感，连续写了两封公开信批驳，核心内容是：人们面对哈维尔低头而过，并非因为不便，而是不愿或不能；他们在内心可能根本不认同哈维尔的行为正义性，甚至幸灾乐祸；或者质疑哈维尔行为的真实性，不相信他“像看上去那么好”。
布罗茨基阐述，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局部的可以克服的“不便”，而是根本上的“不能”，根源是因为人性的“粗俗”或说人性之恶。能做到的，只是从人性恶为出发点进行的防范性制度设计，而非依托于“人性善”进行的社会革命或改良；一切从人性善出发的社会构想，最后都会落到极权和野蛮的结局。因此，那种“不便”其实是哈维尔本人的，是哈维尔和西方政治家们直面人性之恶时需要克服的不适感。而这种不适，是由于哈维尔身处的20世纪80年代的捷克现代化监狱，远比布罗茨基待的西伯利亚荒原和水泥囚室要舒适。
依据布罗茨基的观点可以推论说，不存在哈维尔说的所谓“存在的革命”，因为“存在的革命”是依托人性善进行的社会改良，最终只能演变成极权。
面对布罗茨基的诘问，哈维尔认为，两人的分歧只是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苏联和捷克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人们面对同一件事的心理态度有差别，前者的“不能”可能转化为后者的“不便”。
争论以哈维尔的“息事宁人”告终，但“不便”和“不能”的问题却保留下来，今天的人们仍需直面。这些年当哈维尔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深化之际，也面临重大争议：“存在的革命”可行吗？从个体做起“生活在真实中”，在我们这里是现实出路还是空洞的口号？
社会更新的起点
哈维尔提出的这种行动模式，似乎投射了我们今天某些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和消费主义结合下，个体的生存与精神危机叠加，冷漠和回避成为主流，“小悦悦事件”极端地体现了这一现实。
哈维尔首先要唤醒我们的，是意识到并努力克服“不便”。这样的“不便”，既有消费需求和体制压力，也有类似布罗茨基的意识拒斥。
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我的一个朋友在专栏文章里说，他是一个伪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会注意选用节能灯，但不大可能接受坐火车出差去上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毫无疑问拥有环保的观念，也愿意做出一定的努力，但当环保的要求与个人舒适之间发生严重的不便（乘飞机会产生很多倍的碳排放），他只能暂时搁置环保的理念选择便利。
我自己则遇到了类似的“不便”心态。一次有记者要联名对某地方官员抢记者录音笔事件表态时，考虑再三，我最终没有加入。原因一是担心给单位惹麻烦；二是心理上对此类签名或其他现场活动有不适和距离感。这种感觉曾由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直率地表示过，并引发了此后与哈维尔的争论。
某种意义上说，昆德拉和哈维尔的辩论，正是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争论的预演。昆德拉认为，为狱中的“政治犯”征集签名毫无意义，帮不了任何人，只能给签名者带来心理和现实上的好处。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更将类似的签名现象视为现代社会“媚俗”的表征。和布罗茨基一样，昆德拉怀疑人性，深信人心的媚俗，对一切外在的社会活动持抵制态度。
后来，当一位我认为很现实、根本不会参与的同事签了名之后，我受到深深的震动。这事并没有给那位同事带来严重的麻烦，有一些“不便”是我的头脑习惯性构想出来的。就比如那位不大能接受坐火车去上海的朋友，飞机和火车（动车）在便利舒适度上的巨大差别也可能是他的头脑构想出来的，这种差别并非那么不可接受。
同事的签名没有带来那位官员的下课，就像坐一次火车去上海不会明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哈维尔认为，意义存在于超出我们有限视野之外的地方。比如那次签名，对于身处狱中的他和其他人起到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后来发展成“七七宪章”运动，最终造成了捷克社会的整体革新。
在理解个体“存在的革命”意义问题上，从政多年后的哈维尔强调穿透性视野，即从社会存在而不是眼前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为。昆哈争论和捷克社会的现实，无疑对我们今天具有比照意义。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文革”或者布罗茨基说的“荒凉的西伯利亚”。克服现实和心理的“不便”，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正是社会更新的起点。
非典型社会形态下的变革
布罗茨基说，哈维尔作为文学家洞悉人心的粗俗，却在政治讲台上讲漂亮话粉饰这一事实，最终将导致人性灾难。近代以来，从人类“理性王国”出发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在哈维尔的政治生涯中，始终面临着“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质疑。在自传中，哈维尔曾承认，他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出于避免歧义，他不再对自己使用这个词。在《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中，哈维尔提到，有人从反对“社会主义残余”的角度出发反对“社会公正”的提法，称一种真实的市场经济不可保证任何真正的公正。哈维尔对此提出疑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预算的民主国家却不可能去追求社会公平，帮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
像我们一样，哈维尔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西方”。他身处的捷克社会处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西方阵营的缓冲地带，是一个不典型的社会。哈维尔思考的，是在这样非典型的社会形态下社会变革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不相信照搬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就可解决一切问题（虽然他认同这些制度），而要从捷克社会生活的底层出发、从个体的存在出发。在1986年的自传中，哈维尔提出了一个“小型社会”的构想，即非垄断的更小的经济单位和社会单元，这样的单位与个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个体存在可以避免异化的危险。
“异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思想界曾是关键词。当一个人试图开始真实的生活，他可能面临“异化”的既成势力，类似鲁迅说的无物之阵或公众的媚俗。但在哈维尔看来，这种“媚俗”并非不能化解，它不是人性的本质而是人的存在异化的结果。
实际上，西方思想传统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相信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相信罪性的救赎，那么“天赋人权”的整个思想文明背景都将崩塌，人类历史坠入昆德拉说的“永劫轮回”。但是否只有在信仰的背景下，才能解答人性的问题？哈维尔提供的“面向个体存在”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否可能，或者只是另一种文学上的空想？
如果哈维尔始终只是一个文学家，这样的质疑将显得尤为有力。这样的自我怀疑甚至可能阻止文学家哈维尔从政，但哈维尔最终战胜了自己的“不便”心理，后来出任了捷克总统，而且一干13年。
固然，其间哈维尔经历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在“天鹅绒革命”之初，哈维尔期待建立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13年后，卸任时的哈维尔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但哈维尔仍然认为，出任总统是命运赠予的一份厚礼。在《向政治告别》的赠言中，哈维尔提出，当面对生命的经验和创造性机会，那隐藏于其中的所有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对的。事实证明，捷克的转轨在东欧转型中是相对成功的。最近金雁的著作《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告诉我们，那里没有滑向人们可能担心的无序和混乱，更没走回头路。而哈维尔卸任后，回归了戏剧创作，政治事物的“粗俗”并未使他失去直面人的存在的能力。
可以设想，如果诗人布罗茨基不是处在冷战期的苏联，而是穿越时空，在捷克参与了哈维尔投身的“存在的革命”，那他对于人性的看法是否会更乐观，不再把一些“不便”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呢？虽然质疑是事物本身必需的一个维度，但怀疑主义却是对存在意义的致命消解。
我想，这就是钱理群教授对青年人谈到“存在的革命”的真实希望吧！今天，哈维尔去世了，但他身后“存在的革命”仍在进行，对我们亦延续着示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