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曾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区分了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两种角色。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要做“立法者”，为社会制定程序性规则，所依据的是启蒙时代的价值，客观、真理和理性；而在后现代社会，社会价值观丰富多元，知识分子要做“阐释者”，推动各种价值观之间的意义交流，追求共同价值。
当代中国，虽然并非后现代社会，然而早已处在“启蒙后时代”，八十年代时笼罩于全社会的绝对真理早已不复存在，彼此对立的多元价值观或在相互消解，或是彼此隔绝。一旦当人们抱着“自己绝对正确”的整合性预设去说服对方而失败后，很容易自说自话、鸡对鸭讲，最终回落到自己的小圈子里，社会隔膜加剧。在这时，最为需要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
90年代中叶以来，正逢国民经济经历了私有化浪潮，贫富、城乡、地域差距拉大，社会对分配公正和公共福利的诉求远超过了市场自由竞争。适时国家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政策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开始清算私有化政策的弊端，甚至希望矫枉过正，重新评判改革开放。但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计划与市场、社与资、公与私、左与右的争论屡屡扰乱人们的视线。因此，笔者认为对当代中国各种思潮进行梳理和归纳是有必要的。
发展主义的陷阱
按照许纪霖的归纳，发展主义论者，又称“主流经济学家”，构成了20年来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支持者。他们有的是体制内改革（两所）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有的是体制外自由市场规则的倡导者。他们将中国的发展和转型视为一个线性过程，有着明确的目标——以私有制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此，他们支持在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率先实现经济基础的变革，提倡企业创新，法治的市场经济、企业私有化改革，并使私有财产合法化。
发展主义对中国经济腾飞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而如今舆论认为，发展主义应该为当今中国的贫富悬殊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负主要责任。20年的经济改革，经常被描述为“权力开拓市场，市场依附权力”的过程。发展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结合，使原来的国家公共资源被一批批的转化为资本投入市场竞争，也形成了不受市场制约的垄断央企、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和“卖地财政”。如本书中所表现的，发展主义如今已成众矢之的，受到知识界“左右夹攻”。
自由主义的极限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论者（右翼）大致可分为老中青三代。“老右派”在前三十年曾被“打倒”，复出后成为了体制内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推手（与早期发展主义同源）；主流自由主义论者以学者为主，大多有过知青经历，并吸纳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宪政民主理论，提倡对“强国家”的限权和问责（秦晖），在法治下保障公民权利。青年自由主义者则以“70后”有留学经历的媒体从业者为主，还包括对内地有影响的港台评论员，他们对中国的宪政改革诉求强烈而又直接，同时也更加关注社会不公。
一方面，中国自由主义者假设了一个由无政府状态下的孤立个人通过契约结成社会的理想情境（诺齐克），然后把“自发形成”的社会与具有人为强制的国家二元对立起来，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描述为线性的现代化（哈耶克）。这些前提假设现在正一个个被否定。而在左派眼里，自由主义者为发展主义辩护，实则一丘之貉，现代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法治市场等等，仍然无法达成社会正义。
另一方面，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定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称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但是中国将个人自由提升到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时，必然遭到强烈反击。虽然人们追求公正、人权、进步的日常生活层面会得到舆论同情，但在国家危机或民族主义高涨之时，民族国家之别，却成了“普世价值”的追求者难以逾越的极限。
文化保守主义的贫困
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相对，在此处的意思涵盖多方面内容。包括倡导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复兴，乃至将之构想成替代性制度设计的学者（蒋庆等）；包括为新权威主义张目，鼓吹国情论，认同现行政治体制和增长模式的人；更重要地，包括那些提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强调中华传统，提倡中国文化认同，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学者和公众。
在这三种文化保守主义当中，第一种脱离现实，纯属空想；第二种容易落入回避现实、排斥改革、不思进取的窠臼。而第三种，以有条件的自我肯定和尊重传统的渐进式改革，尤为值得肯定。这方面，以甘阳的“通三统”论最有代表性。这一批学者基本属于左翼，以批评见长，故其提倡中国文化认同，也有着对反抗西方意识形态、反全球化、反思现代性、反抗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一面。
即便这是一种积极的保守主义，它有着自身的理论困境。即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时候，我们能否找出一个“非西方的现代性”？尊重传统的时候该具体择取哪些资源呢？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是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呢？
新左派的政治躁动
在中国，“新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1997），是一个被命名的流派，其内部观点驳杂，学科上从政治经济学者到文艺批评家、从法学家到社会学家比比皆是，观点上从最极端的“高举毛泽东旗帜”到批判私有化，从鼓吹经济排外到倡导经济民主、从保障工农权益到从事乡村社会建设，不一而足。但从总体上说，新左派强调的是社会的分配公正。新左派的理论资源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等。
“新左派”与“老左派”相对，后者作为计划经济和全能型国家的拥护者已经在改革中逐渐瓦解。老左派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而新左派更像是沿袭毛泽东的传统，看重人民民主和群众运动，并对中国70年代做了详细梳理（汪晖）。也正因为如此，新左派一提人民民主，就会被自由主义者诟病为“平均主义乌托邦”，是“想回到文革吗？”
新左派学者倡导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呼吁底层的政治参与。这也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躁动（与西方“新左派”的特点相似），因为这这些学者并非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直难以参与经济改革，而又非常关注现实政治（哪怕仅是“文化政治”）。但是，他们的内在矛盾在于作为社会公正追求者和社会主义体制的维护者之间的矛盾。即汪晖所谓“社会保护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之间的矛盾。新左派学者都对底层的社会运动抱有同情，但同时也都对“左翼”的政党国家体制抱有希望，在破坏和维护之间摇摆。
另一方面，新左派对中国问题的观察角度仍然受到了西方左翼理论视野的限制。他们舶来世界体系理论和反全球化理论，就来批判跨国公司和血汗工厂，关注中国本来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他们舶来西方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批判，就来批判中国本土的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话语；他们舶来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就跟着批判西方现代性，寻找本土的后现代通路。新左派在照搬西方左翼理论时，极容易落入“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圈套，以中国现实迎合西方理论，忽视真正的现实。例如，中国社会的底层不同于西方是工人阶级，而是数目庞大的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洪流中的农民；中国的“现代性”仅存在于少数大城市，而且这种现代性是被广大凋敝的乡村“供养”着的。
新权威主义的内部博弈
新权威主义被用于描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官方。新权威主义在政治上保持相对稳定和对社会资源的强大支配能力，而在市场上逐渐放开自由竞争，扩大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自由，是适合于后发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安排。同时，这种制度极容易滋生权力与市场资源的交易，即寻租和腐败；在保障社会大众的权利是难保公正；更重要地，它依旧无法解决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问题。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是，新权威主义将会受到动摇。
而这些在当代中国都发生了。从价格“双轨制”滋生“官倒”开始，至90年代末大量“贱卖”国有资产，寻租和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而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左右中央政策的条件下，“国进民退”的国有化改革目标也同样值得怀疑。
2003年以后，以“科学发展观”主张为代表的路线试图纠正唱起了依赖发展主义的偏颇。而“和谐社会”以积极的“统筹、协调”为核心，以建立福利国家为目标，堪称多元合作主义/自由发团主义在中国官方的表现。科学发展观与发展主义的博弈在2006年达到高峰，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物权法》和社会保障方案同时被审议出台。此后科学发展观和合作主义虽然在中央占据上风，但仍然无力遏制发展主义在地方政府和市场中的巨大惯性。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光谱
根据以上的梳理，我们大致可将当代中国的各色政治思潮按照整理成下图：
（图片无法上传）
图中的横坐标表示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取向，左为倾向于社会福利，右为倾向于市场自由；纵坐标表示政治上的“民主-权威”取向，下为倾向于公民权利或人民主权、上为倾向于国家权威。相较于习惯上的左右之分，通过二维坐标系，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潮光谱显得更清晰了。
“全能主义”指计划经济时期（文革时期除外）“国家吞并社会”的体制，也是老左派的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由于分散在从新权威主义至新左派的光谱中，故图中没有反应；新权威主义中两条路线在相互博弈，一方与合作主义相靠近，一方与发展主义相倚重；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同为“在野”力量，都主张民主（直接/代议）、自由（积极/消极）、人权（劳动/言论），只是对各个概念的理解不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由于并无思想体系，故不在思想光谱之中。
介于两者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可称为左翼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其理论来源于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人，在提倡自由同时呼吁分配公正，以结社方式扶持弱势群体，建设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倡导协商民主。这不仅是左右之间的调和，也与上层的“和谐社会”主张相贯通，因而笔者认为是最值得追求的理念。但在现实中，公民结社（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结社维权）、社区自理和行业自治，其呼声还相当微弱，受到各种体制上的束缚。
面对色彩纷呈的思潮光谱，面对碎片化的话语现实，知识分子作为“阐释者”的责任尤为重大。他必须放弃启蒙时期那种整全主义的真理话语叙事，了解自己理论的局限，也懂得对方学说的说法，方能不囿于自我圈子的自说自话，从多元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