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中共十六大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2003年7月1日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
改革初期，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关注的是消除造成政治动荡的领袖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及官僚特权问题。为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国家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鼓励放权让利改革，体现出以民为本的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深化，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特别是价值取向的尖锐对立。一是仍然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与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二是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与固守原有意识形态传统的尖锐对立，三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为谋取地方利益的各行其是倾向。改革开放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和制约，特别是1988年左右出现了以西方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激进主义，并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面对这一状况，在尚没有强大的体制力量保障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条件下，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强调中央集权，强调中央权威的作用，以利用领导人权威推进和保障中国的改革发展。1988到1989年，邓小平先后多次发表关于权威和领导核心的讲话，仅仅是载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权威”两字就有7处之多，他指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而且特别强调领导核心的作用，“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认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领导核心”。当时强调权威一是维系政治稳定，二是避免争论，其目的仍然是保障经济改革和发展。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形成基本的执政理念和路向，这就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保障政治稳定，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由此形成新的政治发展逻辑：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以强有力的执政党和领导人权威力量推动市场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获得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市场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后再发展民主，从而实现政治转型。归纳起来，就是政治强控，经济开放；经济优先，民主缓行。这一政治发展逻辑被人们视之为所谓“新权威主义”。
1992以来，由于政治稳定，集中力量致力于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长足进步，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定型并已成为全民共识，由此创造了中国改革的奇迹。2001年，GDP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但在改革奇迹背后也出现了结构性失衡：
一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由于将经济增长不仅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视为关系到社会制度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导致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将GDP的增长视为首要甚至唯一标准，对经济增长指标实施严防死守。由此出现了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脱离民众需要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一些经济领域有增长而无发展，传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未能相应转型，出现了经济速度高增长和人民失业高增长的“双高”现象，“劳者有其业”的就业问题已取代改革初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问题，成为经济发展中突出的民生问题。
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势必出现“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主义倾向，而不考虑经济增长成果的社会分配问题。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并且正在生长出一个新兴的阶层，但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所造成的机会和能力的严重不均衡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相当一部分人未能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甚至边缘化。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文化传统的国度，是一个难以承受的社会问题，并直接影响民心的向背。
三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不协调。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很强的行政推动性，这对于集聚资源，推进经济的顺利转型有积极意义，但其负面后果也非常显著。这就是权力越来越深的直接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并根据市场经济理性选择和支配政治行为。而民主政治的滞后使现有的政治框架难以有效地制约权力的无限扩张，由此出现权力的资本化和政治腐败问题，呈现出经济高增长和腐败高增长的“双高”现象。这对于一个长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革命和执政基础的党来说，更是一个能否继续获得民意支持的严峻挑战。
以上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民心、民意问题。就业乃民生之本；普通大众难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必然会失去民心；政治腐败最终会导致人民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认同危机。
正是基于此，江泽民在新世纪之初，强调执政党要有忧患意识，这就是经济不发展，会发生执政危机，经济发展了如果失去民心和民意，同样也会发生执政危机。为此他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执政党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说明经过一段权威推进的经济强行军以后，需要对中国的改革发展进行结构性调整。其路标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十六大以后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与发展。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就任以来的施政方略，特别是2003年7月1日的重要讲话，更集中地关注民生、民心、民意问题，更加明确了执政党理念的转变。
二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现阶段也难以建立起由人民授权的竞争性民主体制，新一代领导人更没有老一代领袖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威能量所依靠。那么，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过程中保持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呢？这就是要以民为本，通过关注民生、抓住民心、重视民意的施政理念和政治行为，向最广大的民众汲取权威资源，重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集聚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威能量，以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胡锦涛2003年7月1日讲话中。
“七一讲话”共四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这一部分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归纳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认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力”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个代表”思想中的“三个代表”原是并列的，讲话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发挥，将人民利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认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群众利益无小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整个12000字左右的 “七一讲话”中出现“民”、“群众”之类字词达100多处，其中的第三部分几乎每一段都涉及到这方面的字眼。
事实上，自十六大以后，“七一讲话”中以民为本的精神就充分体现在新任中央领导人的施政活动中，其工作重心都与力图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密切相关。
注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协调。200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强调切实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2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
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2002年12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解决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关心弱势群体，使尽可能多的人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国务院第一次出台了保护农民工利益的文件。特别是2003年上半年防治“非典”的工作中，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勤政为民的工作理念和作风，得到广泛好评。“七一讲话”更是将发展定义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和公共卫生建设工作，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建设。
注重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协调。新任领导人根据十六大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上任之初便到中共执政起点的西柏坡重温共产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宗旨。2003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月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问题。3月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简化领导同志出访送迎仪式，强调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胡锦涛在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20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宪法的权威性，中央启动修改宪法的工作，以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更好地结合起来。
无论是执政理念，还是施政方式，都显示出主导中国改革发展的路向转换，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新民本主义的兴起。
（2003年7月30日动笔，8月9日修订成文）
（《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