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保守自由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和“小政府”理论，倡导“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提出民族国家收缩、公民社会扩张和全球治理兴起三大假设。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新左派基于“合法性危机”理论，反对市场逻辑和新殖民主张，寄希望于“超民族国家共同体”使现代国家摆脱全球化困境。“第三条道路”则走在两者之间，既兼顾民主和福利，又重视市场和公民社会，力求在国家与社会、安全感与灵活性、理性调节与自发秩序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关键词】全球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保守自由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
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的挑战和冲击。如何认识这一客观现象，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回应，这是当代学者思考的焦点。围绕着“强国家”还是“弱国家”，“强社会”还是“弱社会”等诸多核心问题，西方保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争，“第三条道路”则走在两者之间，试图寻找一条更为温和的中间道路。?
一、“弱政府、强社会”：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
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现代变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伴而生。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遭遇空前危机，“大政府”逐渐式微。［1］（P88-96）保守自由主义开始占据上风。坚持消极国家观，主张社会自治和自由市场，倡导“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面对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变迁，它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的至上性，一方面批判国家中心主义。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的基本假设是：民族国家收缩、公民社会扩张和全球治理兴起。?
保守自由主义对政府一直心存戒心。人性为恶，政府作为防范和惩罚之手段，只能扮演消极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必要的邪恶”，这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保守自由主义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这一信条，但它启用了新的理论范式，从不同角度论证着“弱政府”是如何可能的。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政府官员与选民一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当他们面对若干可供替代的选择时，往往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做法。［2］（P23-27）国家的过多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调节，还导致对民主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蚀。哈耶克则用“自发秩序”证明市场自身的有效性。自生自发的秩序是自由市场的根基和灵魂。如果说适度的、符合法治形式的政府活动是允许的，刻意设计的“人造秩序”尤其是对社会经济进行整体建构的做法却是一种“致命的自负”，［3］（P73-100）是“自由之敌人”。［4］（P70）诺齐克用“最弱意义国家”证明了国家的必要性和合乎道德性，但他一再重申，国家是且只能是仅限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实现和绝对安全的“守夜人”。［5］（P329-336）任何比“最弱意义国家”职能更多、权限更大的国家，都不具备道德的可证明性。［6］（P37-40）?
在保守自由主义看来，对于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全球化而言，唯一存在的主权是市场的主权。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不仅不再是产权和市场的保护神，反而成为市场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深度发展的潜在障碍，尤其是那些努力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7］（P81-83）因此，必须弱化国家力量，收缩国家主权和政府部门的规模和作用范围；强化社会力量，营利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应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此，保守自由主义者纷纷倡导“国家终结论”或“国家重构论”。［8］（P66-69）
公民社会，被保守自由主义视为与市场一样属于私人自治领域，因此它力推公民社会的发展。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有利于经济自由的社会自主和自治意识的培育与提升，还可以借助公民社会来实现对不断扩张的国家主义行为的限制。在保守自由主义者眼中，公民社会的发展乃至在全球的扩张，绝非坏事。?
在此基础上，保守自由主义建议由市场主体、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共同承担公共职能和政治责任，由新型的多元治理代替传统的政府管理。这种新型治理结构意味着对现代国家、民主理论和国际秩序的解构，因为这一结构可以如赫尔德所言“突破国家间体系”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构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9］（P235-252）?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保守自由主义的“弱政府、强社会”策略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在民族国家层面，贫富分化加剧、不平等现象增多，城市暴力呈上升趋势；利益原则大行其道，甚至催动公民社会领域趋向商品化；对抗政治的力量不断形成。［10］（P96-105）在全球层面，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拉进市场化、商品化的漩涡，由此产生的全球性贫富分化，直接导致了落后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仇恨，再度危及到自冷战后已有所解冻的南北关系。?
这些现实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一时间批评声雀起。总体来看，这些批评者主要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攻击：?
一是强硬的市场逻辑。保守自由主义将市场看作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无视市场和资本扩张所带来的社会代价。［11］（P14-17）对此，诺姆·乔姆斯基批评道，保守自由主义的政策只能“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12］（P2）H.屈恩格也指出，替代福利国家制度的新资本主义具有“反社会”倾向，因为“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政策摧毁了社会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是社会的持续发展所必需的。”［13］（P25）莱斯特·瑟罗也认为保守自由主义“不理解自由市场需要有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教育的和组织的基础设施的支持”。［14］（P271）卡尔·博格斯认为这种市场逻辑具有“非政治化”倾向，因为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是，公民参与热情受挫，公民权衰落，政治关切淡漠。［10］（P1-2）马蒂则认为，保守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实质就是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是由最强者的权利驱动的。［15］（P3）另一些学者则担心市场逻辑会导致美国化、跨国公司化。如德里克所言，“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最热情的宣传却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来自美国。”［16］（P4）S.萨森也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努力推动国内法冲破国家边界走向国际化的同时，还往往借助跨国公司在全球制定并推行自己的规则。［17］（P9）?
二是脆弱的公民社会。批判者指出，政府会失灵，但如果认为政府失灵为常态，与认为市场和公民社会总是自发和自治一样，都是片面的认识。琳达·韦斯认为，其实公民社会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人们对它的性质、构成及其民主取向等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18］（P27）托马斯·卡罗瑟斯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理论层面上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既温暖又模糊”的概念，而现实层面的公民社会则是“由良莠不齐、甚至完全怪诞的成份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纵队”。［19］（P33）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只谋私利，对公共权益则漠不关心，它的发展与民主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20］（P81）塞纳克伦斯甚至直接将公民社会视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在全球的扩张只是在为“跨国公司的经营及资本的流动排除障碍，帮助资本主义市场扩张。”［21］（P256-257）?
三是模糊的关系定位。保守自由主义不自觉地将市场、公民社会置于政府的对立面之上，认为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政府的衰败。但正如人们所提出的，虽然市场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市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并非永远都是定格化的、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前两者的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政府作用的丧失。波罗霍夫斯基认为，“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并不总是与国家经济中的国有制规模或国家经营份额成正比例”，［22］（P29）有时，国家与市场的增长甚至可以同步进行，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此时，政府不仅不是市场的敌人，还成为市场发展的积极力量，反过来，“经济增长愈稳定，国家就愈能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经济作用。”［23］（P43）
由此看来，保守自由主义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命运过于悲观，甚至低于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原则下国家作用的底线。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虽试图摆脱“国家悖论”，构建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也仅仅停留在制度创设的层面，对道德层面的解释力却是软弱的，对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同样无能为力。［24］（P197-198）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二、“强政府、弱社会”：新左派的理想建构
新左派认为保守自由主义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并不足取，因为这一模式倡导的“权利优于公益”的政治主张容易造成社会民主的危机，同时，其内在的“经济优于公益”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使国家陷入困境：自由市场需要一个“最小的国家”，而市场危机和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却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就处在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内社会福利和民主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25］（P101）新左派对保守自由主义的批判多集中于此。在多数批判中，尤以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危机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哈贝马斯提出“系统危机”理论来论证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在经济系统中，国家干预所实施的非政治性补偿政策，使得社会化的费用不断增长，大大超过了可使用的价值量所能承受的限度。在政治系统中，国家为了兼顾阶级利益、减少阶级冲突，必然增加生产费用，进而严重地加剧国库的负担。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国家用垄断手段掌管文化系统，致使“意义”成为一种能源匮乏，而短缺的能源“意义”必然由国家拿去的能源“价值”来代替。这三种危机被哈贝马斯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结构性危机”。［26］（P281）?
从合法性危机的角度，哈贝马斯反对保守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在他看来，技术工具理性的泛滥与日常生活中交往理性的萎缩，正像欧洲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曾经导致广泛殖民化一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王国的无限膨胀，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内部都可能导致再度“殖民化”。晚期资本主义还将自身的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嫁到其他社会领域，破坏生态平衡、人类平衡以及国际平衡，最终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27］（P85-95）这一切，最终使民族国家日益陷入两难困境。?
哈贝马斯虽然批判经济全球化，但他也认为，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过时与消亡，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将取而代之。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显然绝非出自像保守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为市场的全球扩张扫清障碍这一动机，他考虑的因素较多。?
首先，他考虑较多的是福利国家的困境问题。全球化进程要求民族国家为保持国际竞争力，必须轻装上阵，抛开沉重的福利负担；而国家福利又是维系民主的社会基础、抑制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想走出这一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跨国经济缺陷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28］（P62）另外，他还必须考虑到全球政治的问题。全球政治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形成了一个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有无从回避的共同命运，但也势必会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29］（P115）因此，“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28］（P63）同时，世界和平的维护也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
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共同体蓝本是欧盟。［29］（P118）但他注意到欧盟存在的两大缺陷：一是公共领域的不健全，“政治公共领域迄今为止仍然是分裂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30］（P666-667）二是能力欠佳，如佩特拉斯所言，“它改变不了经济基地竞争的模式，也不会自动地适应跨国性世界经济体系的方针转向企图从政治上对该体系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的方针。”［31］（P79）因此，他一再重申，仅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让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要以政治驯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换言之，要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公民社会的实体力量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
不过，在笔者看来，哈贝马斯“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设想虽然美好，但由于忽略了一些政治变量，最后却很可能沦为另一个乌托邦。首先，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国家权力弱化。当前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仍只能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动单位。如哈贝马斯所注意的，“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创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行。”［32］（P83）其次，世界民主遥不可及。当前民族国家框架内公民社会尚无力量足以摆脱市场逻辑、倾向民主自由。相比较而言，资本的力量依然无比强大［33］（P27）再次，全球公民社会不容乐观。全球公民社会的构成成份多元而复杂，甚至包括许多彼此排斥、相互对立的团体组织。［20］（P82）如果以为只要诉诸公民社会就可以解决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无疑是陷入了“公民社会决定论”，［34］（P403-421）不仅把实际问题简单化了，还会“由于流于制度层面的分析，忽视了现有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35］（P24）因此，试图超越民族国家来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同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三、“中政府、中社会”：“第三条道路”的中道选择
20世纪80年代，伴随后冷战时代的来临而悄然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使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崩溃、多元理论范式的兴起、产业结构的变革、传统共同体意识的削弱等一系列新变化和新问题浮出水面。“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将全球化归结为当今时代一切政治策略与选择的现实情境，主张从全球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正如布莱尔所说，全球市场和文化是当今时代的首要特征。［36］（P16-18）?
“第三条道路”对全球化下的民族国家的命运不是很乐观。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产生了新的跨国体制和力量，创建了一些新的可以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经济和文化区域，它们正在使民族国家失去过去所拥有的某些权力。主权已不再是绝对的，国界越来越模糊不清。［37］（P28-33）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的本质，使政府控制国内经济免受外部影响的能力大大下降。［38］（P241）因此，寻求强有力的国际机制来解决国际问题，是一种现实之举，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36］（P18）?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第三条道路”走在新左派与保守自由主义两条路线中间，既兼顾民主和福利，又重视市场和公民社会，既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又强调必要的现实变革。它努力消解民主与市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试图在不放弃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追求的前提下，合理汲取保守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和公民社会理论的积极因素。不过，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一再重申：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39］（P25）简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倡导者认为“中政府、中社会”的关系模式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而要达致这一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改革福利制度。福利国家的何去何从问题，是新左派与保守自由主义的争论焦点。前者谋求最大化的福利国家，后者则希望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持中间立场，力争建立一种能兼顾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他们一方面承认保守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努力试图通过改革福利制度，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福利国家改革的方向应是且只能是：第一，国家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由“消极福利观”转向“积极福利观”，由“普遍的福利政策”转向“有选择的福利政策”，由“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国家”。［40］（P68）第二，社会进行结构转型，使所有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成为“负责任的风险责任者”，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第三，重点培养个人的负责精神和独立意识，努力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正如吉登斯所说，福利制度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但不是为削减而削减，而是使它适应我们生活的新环境，以一种“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取代传统的“事后”再分配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41］（P105）?
其次，建立“新民主国家”。9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民主的存续与发展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例如西方社会政治冷漠意识增强，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不信任，公众投票率呈普遍下降趋势等。鉴于此，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主张在对现行国家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建立一种“新民主国家”的范式，以重获国家的合法性和民众的认同。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而“新民主国家”建设的关键在于本着“透明、参与和合作”的原则处理公共事务，发展非正统的民主参与形式，争取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介入与合作，实现“民主制度的再民主化”。在此基础上，第三条道路理论力图吸纳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思想理念，主张打破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离与对立”，倡导“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以便将公民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在公众和政治家之间培养信任和忠诚，在政治力量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和互动，最终在政府、公民社会和公民之间建立持续而健康的伙伴关系。
再次，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全球化在产生普遍的政治冷漠的同时，也严重地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原子化程度。针对这一问题，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构建合作而宽容的新型社会关系，鼓励公民、团体积极参与社会，营造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培养共同体精神。在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看来，这种社会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尊重个人价值，强调共同体意识。个人的价值是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个人的价值要通过积极参加社群的公共生活才能充分体现。第二，提倡权责平衡。资本与劳工、“股权人”与“利权人”之间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第三,协调族群关系，尤其是本地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关系。全球化使人口自由、高度、迅速的流动成为可能，它改变了传统民族国家内的族群关系，加剧了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群体冲突，促进了族群意识的提升和族群（或称族裔）身份理论的兴起。［42］（P32-34）因此，政府不仅要充分肯定移民的贡献和权益，还要培养他们的政治认同，培养公民的宽容意识，维持共同体的利益。?
应该承认的是，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第三条道路确实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从表面上看，“第三条道路”似乎解决了全球化进程中市场和民主的矛盾，找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平衡点，晚近英美的政治实践仿佛也证明了这一路线的可行性。但是，必须看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特性使它缺乏一个明确的立场，这种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现实改造力。［43］（P14）吉登斯在总结“第三条道路”批评者的意见时也承认，“第三条道路”的弱势就在于它“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框架，特别是对全球市场的关注”，更要害的是，它没有对收入、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表示异议。”［44］（P24）?
由此看来，无论是保守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抑或试图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虽然均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但仍未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是决定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关键因素；没有一种关系模式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终极模式是不存在的。西方各个理论流派，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但中国的政治发展最终还是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现状，走属于自己的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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