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5日，美国纽约市警察局以“刑事性行为、强奸未遂和非法监禁”的罪名正式拘留并指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消息传开，舆论哗然，俄罗斯总理普京暗示卡恩陷入了一个圈套。俄罗斯学者叶连娜·普斯托沃伊托娃进而指出，卡恩不过是继萨达姆和卡扎菲之后又一个因为对美元不利而被“请君入瓮”的政治牺牲品。正是因为卡恩2007年入主IMF以来，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矛头直指美国，力争让世界货币从美元向SDRS（特别提款权）转变，美国才以性丑闻轰他下台。俄罗斯人的“阴谋论”赢得了众多分析家的认同。他们认为，卡恩在欧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中招落马必将给本就困难重重的经济救援增添更多变数。
卡恩倒下了，SDRS的改革能否延续成了悬念。没有任何悬念的则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仍在蔓延、发展、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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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海啸：全球经济叠遭重创
在普通民众看来，这场金融海啸来得有点突兀和蹊跷。然而，熟谙内幕的人却都认为其实是祸起萧墙。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是美国抵押界的大玩家、第二大房贷承销商——新世纪金融公司。2007年3月12日，新世纪金融公司突然以半价跳空低开，并停止接受新的房贷申请，被纽约证交所勒令停牌。之后5个月，30余家同类型企业接踵破产，北石银行资金链断裂，“两房”（房地美、房利美，美国最大住房贷款机构，占全美住房贷款总额12万亿美元的44%）市值下跌90%，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一时间，雷曼垮了，美林垮了，AIG垮了，就连久负盛名的高盛、大摩，也被改变为商业银行投资公司。一时间，冰岛政府濒临破产，作为欧元区核心国之一的希腊也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叠经次级债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全都增速放慢，失业加剧，收入下降，分配差距拉大，中低端Ninja（No income,no job and assets，无收入、无工作和资产）人口直线上升。
“地球村”的人们惶惶然、愤愤然。义愤填膺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济增长一次次被出其不意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乃至大萧条、大失业、大停滞等打断？为什么林林总总的商业周期理论以及建立在信息充分假定基础之上的理性预期学派也无法正确预测危机的到来？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从上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和巴西债务危机，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次级债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我们不能不问：一直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和火车头的欧美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以发达自诩的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世界各地都会有人站出来反对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不仅成千上万美国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高呼“在社会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同时“占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全美50多个大城市、900多个中小城镇；而且更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智利人、巴西人、阿根廷人也都“揭竿而起”，竞相“占领”伦敦、东京、柏林、悉尼、多伦多、温哥华、里斯本、马德里、圣地亚哥、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里斯。以致那位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亦在他的新作《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主义能够在中产阶级衰落时幸存下来吗》中坦陈：“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在工人阶级之下，出现了一个新的贫穷或弱势群体——他们包括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新移民和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如妇女、同性恋者和残疾人”，“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美国人如今可以买到便宜的手机和衣服，但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买房、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费用”，“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和僵化”。
中谷岩，当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曾经虔诚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狂热鼓吹“美国式市场万能论”，在细川内阁、小渊内阁和小泉内阁时期积极推进“日本的美国化”，是将“结构改革（新自由主义）引进日本社会的首要人物”。但他在最近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毁灭？》一书中却大声疾呼：“市场经济、民主主义是‘近视眼’，最大化地实现了现代人的欲望，但对于过去的传统、对于子孙的利益，现代人往往忽略。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谷岩的这一“警告”，已经触及了金融危机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世界经济周期性发展的表现，是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结果，即全球性产能过剩、世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使然。其实，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来看，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发酵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本质上是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西方新自由主义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其核心思想就是倡导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曾经风靡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说为其理论依据，为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提出解决发展问题的“良药”。这些“良药”既已导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中的“大休克”和“大阵痛”，又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更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和蔓延的根本原因。
首先，金融危机与长期以来倡导的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过度消费、过度投机，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实体经济遭殃。这正如美共主席萨姆·韦伯所说：“许多人觉察到了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金融自由化是把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带入万丈深渊边缘的深层原因。”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必然能够带来自由民主和经济效率，他们普遍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纯粹私有化与市场化结合，必然会导致“经济人”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他人利益，甚至出现损人利己的“不经济”现象。私有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化，而且也导致生产和交易的盲目主义和无序竞争。
固然，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信息化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面对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储蓄、过度投资，使得貌似“贸易平衡”，实为“恐怖平衡”。所以，危机愈是继续，愈是有危无机，我们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创新”背后的贪婪和无节制，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团暗中操纵金融机构的肮脏和残忍，感受到纯粹强调经济私有化扩大两极分化的荒谬和伪善，感受到全球化扩散机制使得危机蔓延更快、破坏性更强的阴鸷和险恶，同时也就深切感受到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性的严重失衡和落差悬殊的分配不公。
事实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行不通的。要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就得与长期主导全球化的价值观体系、特别是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思潮划清界限。没有思想体系上的重构、制度建设上的重建，就不能彻底根除滋生危机的思想根源，也就不能真正避免周期性危机的发生。对此，难道我们还不能有所醒悟吗？
三、历史抉择：走中国道路
2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样说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金融危机的蔓延同样告诉我们，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搞新自由主义也是死路一条。
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抉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我国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现代化赶超战略”，在所有制结构上强调“一大二公”，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指令性计划。不可否认，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客观上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逐步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两个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雨兼程、30多年的创新发展，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中国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是引致全球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主要成因。与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欧美等国相区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所有制结构层面强调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协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层面强调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效结合，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秘诀，也是中国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能够快速有力回应的体制保障。正是不迷信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在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走自己的路，中国才能依靠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依靠政府适时适度调控来克服市场自发作用的内在弊端，并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不断探求最优组合方式。实践也表明，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能够做到回应及时、举措有力、方案周密，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特征血脉相连、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正在彰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13亿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作者：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