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所能产生的力量并不难理解。人们往往把媒体视为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外的一个独立的权力极。不过，就其本质来说，媒体之所以产生力量，主要是其背后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只是知识的其中一种表达和传播方式罢了。从总体看，随着媒体表达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应当首先说明，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科学知识。对科学知识的责任问题，科学家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例如核武器。核的发明是科学史上的一大贡献，但核武器可以对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在核武器发明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等有个激烈的争论。科学知识的社会责任，也表现在今天人们对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人们对很多科学研究活动例如复制人类并不存在共识。这种情况的存在至少说明，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责任和伦理是有认知的。这里要讨论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者。在这个领域，人们生产的是社会知识。历史地看，社会知识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巨大，甚至远较科学，但是对社会知识的责任问题，很少有人去讨论。
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知识的产生分不开，在一些历史的节点上，知识甚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当16、17世纪之交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句的时候，他是在描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知识在当时欧洲历史上所扮演的决定性的影响。当时，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权主导的“愚昧知识”时代的阴影，确立了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掌控了人类的精神领域，垄断了知识领域，宗教教义成为解释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从宗教神学解放出来，把人类的目光从“形而上”的宗教神学，转向“形而下”的人类理性。文艺复兴的物质动力，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面的实际变化，主要是商业活动带来的人类的理性精神。现实商业生活中所发生的并不是宗教神学所能解释的。商业实践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宗教神学的怀疑，触发了人们对世俗理性知识的追求。理性主义是一个和传统宗教神学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识体系，或者知识范式。
宗教、商业、政治和知识，这四个主要社会角色的互动，决定了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其中知识和商业之间的联盟和合作，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首先从教会分离开来，在商业阶层的支持下，争取到一个较为独立的地位。历史学家一直强调政教分离的作用，这并没有错。如果没有政教分离，欧洲的历史就会改写。但他们往往忽视知识和教会分离的作用。无论是世俗政权还是商业，如果没有知识阶层的合作或者竞争，历史同样会改写。在知识和宗教分离之后，并不是说宗教就不再从事知识创造了。宗教仍然从事其有关精神和灵魂的知识，继续为社会提供这方面的需要。但从教会分离出来的知识群体则转向“形而下”的知识体系创造，或者社会知识体系的创造。自此之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变化，或好或坏，都和社会知识体系相关。
知识和商业造就西方历史
如果把西方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对知识群体所起的历史作用看得更清楚一些。简单地说，知识和政治权力的结合造就了中国历史，而知识和商业的结合则造就了西方的历史。在中国，知识领域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治性。知识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内在组成部门，而且是高度依附于政治权力的。政治的最高目标是秩序，创造秩序和维持秩序。秩序就是要保持现状，不但不追求变化，反而阻碍变化。很容易理解，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知识群体的主体，儒家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
在学术界，学者一直在讨论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大分叉”现象：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尽管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多资本要素？为什么中国没有演化出近代商业制度，尽管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也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传统上也曾经拥有发达的技术？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过多地强调客观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组合，而忽视了知识体系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些学者观察到，在其他任何社会，技术知识一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断地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一个突破口，技术就会发生飞跃式的进步。但在中国则相反。很多技术不仅没有积累性质，反而会倒退。中国的王权和知识一体化，把政治秩序看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当一种技术被王权和士大夫阶层视为是会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抵制、放弃甚至毁灭技术，而维持政治秩序。
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知识走的是一条和商业合作和结合的道路。商业首先促成了知识和教会的分离。商业和知识的合作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商业需要世俗知识，而知识界则满足了这个需要。此后，商业也促成了政治和知识的分离。商业需要能够支撑其商业运作的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律体系。再者，商人也担心政府的力量过分强大，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分离能够促成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知识界争取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其背后的力量又是商人。很多西方国家，大量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都是私立的。这完全是商人的功劳。没有商人在背后，很难想象西方能够发展出如此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知识体系。
很显然，和以追求秩序和稳定的政治不同，商业所追求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曾经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自贵族专制社会，到资产阶级民主，到大众民主等社会结构的转型，就是知识体系的转型。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两个转型是互相关联的，在很多场合是互为因果的。权力、商业和知识之间互相独立，互相竞争，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创新和变化是商业的永恒特征，正如秩序和稳定是政治的永恒特征一样。而这里，知识是关键，知识既可以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格局到今天仍然在继续。
知识既可以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也可以为社会带来毁灭性变化。就是说，知识既可以是进步的来源，也可以是悲剧甚至是灾难的来源。对知识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在西方的历史上不胜枚举。例如法国大革命前的抽象的“人民主权理论”，导致了后来的多数人的暴政。当然，最极端的就是德国二战前的“种族优越论”，导致了希特勒时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甚至很多直到今天为止仍然被人们歌颂的知识体系，也始终对人类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例如近代欧洲产生的“绝对主权学说”，在欧洲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绝对主权的概念不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造就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生产出这一知识体系的欧洲开始抛弃它，但它仍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知识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知识体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其所张扬的市场经济，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为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背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当知识分子群体失去了其独立性，而演变成商业的一部分、高度依附商业之上的时候，知识可为社会带来毁灭的影响。西方（尤其是美国）大量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依附于商业，代表资本的利益，大力提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而结成了商业、知识和政策的利益联盟，这个利益联盟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没有知识这一方，这个联盟不仅难以形成，而且也不可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在发展中社会，一个社会发展的成功与否，与知识精英所承担的知识责任是相关联的。在亚洲，成功的例子有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首先是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在很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历程，造就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东亚奇迹”。“东亚奇迹”就是对西方模式的偏离，其背后当然是知识体系的偏离。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政治领域，尤其是民主化进程。西方学者和东亚社会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学者，都把东亚社会的民主化，视为是西方民主化模式的一个部分，而没有看到东亚民主化的成功之处就是其和西方的不同。
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大多数了解日本民主的学者不会否认，日本民主只是在形式上和西方类似，在实质上是不同的。韩国和台湾也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民主一百多年的历程，其成功之处并不在于这些民主具有了西方民主的形式，而在于民主化之前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除新加坡之外，“四小龙”在民主化进程中也发生了社会抗议运动，但这些抗议运动都具有和平性质。为什么和平？主要是这些经济体所造就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一条件，这些社会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劣质民主陷阱。简单地说，东亚社会的成就，在于它们没有滥用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抵制了那些不适合于它们自身社会的知识体系，通过知识的创新来建设自己的社会。
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导致失败
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失败，和照搬西方知识体系有关。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在二战之后，在反殖民地浪潮中取得国家独立地位的。国家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了，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思想，则仍然处于被西方殖民的状态，并且是主动殖民。在这些社会，反殖民统治的往往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知识精英，他们向往西方社会的发达，希望在独立之后很快成为像西方那样的国家。因此，在独立之后，他们照抄照搬西方模式。问题在于，西方模式并不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果怎样呢？很多社会在经济上陷入低度发展陷阱，政治上陷入劣质民主政治陷阱，让社会处于不发展、无穷的腐败、无秩序甚至内战之中。一些社会表面上也不缺西方形式的宪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私有制等等，但实际上则是“失败国家”。
即使是人人都谴责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也和滥用西方知识体系分不开。应当强调的是，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是在法国接受西方式教育，他们回到柬埔寨之后，看到了国家的落后，看到了社会大众和西方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要用所学到的知识改造柬埔寨社会，造就一个全新的新社会。而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则是从改造人开始的，就是先造就“新人”，而后造就“新社会”，结果导致了数百万人被屠杀。今天尽管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红色高棉，但有谁去寻求其知识的起源呢？
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在数千年历史上，因为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儒家依附王权，中国的知识掌握在王权手中。农民革命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除了为了造反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有关造反者的神话之外，没有任何新的思想出现。如果造反成功，掌握了政权，掌权者必然全盘接受儒家的知识体系。
但是自从和西方接触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给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对推动社会的变迁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中西方两个思想体系的混合，也造就了对中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毁灭性影响的“新”知识。这里，最典型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其所营造的思想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人们向往的“天国”，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类似这样的事例非常之多。就连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大家，也曾经提倡通过培植“新人”来改造中国社会，只不过是没有成功罢了。
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形成的科学主义知识体系，直到今天也对中国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在西方，科学主义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但西方科学主义是有其边界的，就是说科学主义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它并不否认有很多现象并不是科学主义所能解释的，因此把这些领域（例如宗教领域）让给了其它的主义。但当科学主义进入中国，就变成了检验和衡量一切的标准。例如，人们往往把情感、宗教等等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视为是“不科学”或者“迷信”。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些东西视为是非道德的、落后的、政治上错误的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一些遭到人们批评的东西，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和当代的“GDP主义”，支撑这些政策实践的知识体系，其实就是科学主义。
当然，对中国社会具有最长远负面影响的，莫过于“阶级斗争”的知识体系了。马克思根据对资本运作和欧洲工业化的分析，发展出了“阶级”的概念，也看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可以加以客观衡量的经济概念。但是到了中国那里，这个概念则变成了经常加以主观定义的“政治阶级”。“政治阶级”加上“阶级斗争”，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变化动力。阶级斗争一方面构成了人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有效武器，另一方面也让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举了那么多例子，主要是想要说明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知识就是力量，一旦产生，知识可以对社会变迁产生巨大的能量。第二，所以，知识需要承担责任。一种不负责任的知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第三，知识既需要负责，也需要保持独立性。一旦知识成为政治权力或者和经济权力（商业）的附庸，知识也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今天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态，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越来越激进的思想、它们各自和政治权力、经济利益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感到担忧。
当知识分子群体失去了其独立性，而演变成商业的一部分、高度依附商业之上的时候，知识可为社会带来毁灭的影响。
本文是作者“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研究报告节选的第三部分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