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逐渐在全球泛滥，给世界经济社会带来了诸多恶果。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强，但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矛盾尖锐
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驱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解除对资本投资、商品和服务贸易等自由流动的限制，提倡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较高的国际贸易依存度，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升高。一旦某一个或几个贸易大国经济出现问题，其余国家和地区很难避免受到冲击。
自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是加快了而是减速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下降了一半。
世界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不仅增长放缓，而且积累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出现了日益增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赤字，目前已经形成巨额外债。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到2011年9月30日，美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近15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便按5％的利率计，仅支付利息每年就要花掉国内生产总值的5％。巨额的外债以及大量的政府债务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二、资本利润率有所回升，劳工力量被打压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目标，打击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被摧毁，国际垄断资本的利润率有所回升。但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矛盾不是缓解了，而是激化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为保证利润率，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打压工人阶级的措施，导致工会成员率下降、失业率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导致工人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贫富分化加剧，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威胁。为了维持生活，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同时，美国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
1.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统治集团的打压下，美国工会力量遭到极大削弱，工会成员率大幅度下降。美国工会成员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急剧攀升，从10％左右升至近35％，但战后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工会力量遭到削弱，1975年工会成员率降至25.3％，到2010年下降至11.4％。其中，私人部门的工会成员率更低，到2010年尚不足7％。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国家出现。
2.在工会力量被削弱的同时，为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竞争从而压低工人工资，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为由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其中美国最为典型。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失业率与之前一个时期相比也有较大幅度的攀升，本轮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其失业率一度超过10％。
3.由于失业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再加上工会力量的衰落，各国工人斗争的能力和意愿急剧减弱，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美国工人的小时实际工资仍未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在西方其他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涨，要么出现了下降。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更加悲惨。
三、经济金融化加强，各种金融风险加剧
所谓“金融化”，是指在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精英在经济及其统治机构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过程。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
金融化趋势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过剩资本不得不从产业部门投向流动性更高的金融部门。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到来，整个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甚至萧条，各种社会经济矛盾进一步激化。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经济不断金融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本世纪初的45％，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却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时有发生。
导致这种危机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几乎没有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金融化不仅使美国的产业结构日益呈现出了“服务化”或“后工业化”的趋势，甚至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失衡。当前，几乎所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而且，由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这些单个国家内部的金融泡沫相互融合，形成有史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大泡沫。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泡沫越大，破裂后造成的后果越严重。
四、贫富差距拉大，贫困问题严重
自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以来，除个别历史时期以外，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进行估计，目前全球最富有人口的10％占有了全球总收入的50%以上；而如果按汇率进行估计，他们占有全球总收入的2/3以上。
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对资方有利的变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上涨缓慢甚至停滞或下降；另一方面，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收入剧增，而且越富者收入增长越快。从1979年至2007年美国不同收入群组家庭的平均税前收入中可以看到，除了最富的20％家庭以外，剩余的80％家庭的税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事实上，税后收入也是如此）。相反，越是富人收入增长得越快。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全社会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89％，最富的1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5％的家庭增长了146％，而最富的1％的家庭增长了241％。绝大部分国家的情况也与美国相似。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收集整理的“世界富人收入数据库”发现，各国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富人们的收入份额从大萧条开始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急剧降低，在战后的20多年里要么继续下降，要么变化不大；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之后则不断上升，越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执行得彻底的国家富人收入上升越快。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4个国家收入最高的1％富人的收入都出现了上升，尤其是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彻底的美国和英国，分别从1981年的8.0％和6.7％上升到了2007年的18.3％和15.5％。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数据，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40上升到了2010年的0.47。
由于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高达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的全球家庭财富。而占世界人口50％的成年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相当于如果全球总共只有100个人和1000美元的话，其中一个人拥有900美元，而其余99人每人仅拥有1美元。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缓慢，这些都预示着世界贫困问题的严峻。
由于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许多国家出现了犯罪盛行并且犯罪形势恶化的现象。现在，全球至少有超过1000万人被关在各种各样的监狱里面，而在2002年，这个指标只有大约900万人。美国在这方面问题最为严重。美国每年发生的犯罪案件和被关进监狱的人口都是全球最多的，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全球最高的。在2010年，在美国发生的犯罪案件超过1000万起，其中暴力犯罪约125万起，财产犯罪约908万起。犯罪案件高发导致美国监狱犯人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急剧增加。
五、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陷入灾难性境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情况。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到2003年，在26个原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5个国家经济总量仍未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只恢复到各自1990年水平的51％和66％。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认为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
在解体以前，苏联是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是唯一能够和美国抗衡的国家，无论军事、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世界前列。但今天俄罗斯已经沦落为一个主要靠出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以及武器设备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其他绝大部分产业到目前为止尚未恢复到其解体前的水平。
新自由主义极大地破坏了俄罗斯的工业。直到2009年，大部分的工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仍然未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不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都一度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纺织业和皮革业等轻工业，到2009年仍然只有各自1991年产出水平的20％多一点，降幅高达77％。重工业相对情况较好，但是仍然减少了50％左右的产量。“休克疗法”不仅带来了经济萧条，而且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在转型之前，这些国家都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行列，而转型后，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由于“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动荡和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在国际市场上大幅贬值，仅在1992年苏联就损失了9000亿卢布以上。新自由主义不仅给苏东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而且带来严重的人口灾难。经济崩溃和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苏东许多国家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
原苏东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经济主权受到严重威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匈牙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私有化，但是由于国内的新兴阶级没有能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导致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在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时，原来属于匈国有的生产资料有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少到社会总资产的20％以下。该国只保留了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其余产业基本实现了私有化。在此期间，匈经济却不进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期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总共下降了近20％；1994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回升，一直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89年水平；即便到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相当于在1989—2006年期间年增长率平均为1.4％。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7个苏东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外资对这些国家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甚至达到了85％。国民经济如此严重地被外资控制，其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经济主权受到威胁，政治主权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当出现危机时会受到更大冲击。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在“华盛顿共识”主导下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巨大破坏后果开始显现，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失败，拉美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1.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以1982年发生的债务危机为标志，拉美经济结束了战后30年的持续增长的局面，出现了持续衰退。经过艰难的调整和改革，拉美经济于1990年年底转入恢复增长期，1991—2000年，拉美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3.2％，人均GDP年均增长1.2％，虽然高于20世纪80年代水平，
但仍明显低于六七十年代5.5％的水平，更低于东亚国家6.5％—7.5％的水平。
2.失业率攀升，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现象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倡导国有企业私有化，廉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使得一些政治、商业精英阶层一夜暴富，私有化的消极后果却由普通民众承担。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1994年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为2.09亿，2003年为2.27亿。2004年贫困人口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43.9％，其中19.4％（约1亿人口）为极度贫困人口。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拉美国家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社会矛盾激化，拉美国家接连发生罢工、民众和军队暴动，社会动荡不断。
3.拉美国家对发达国家产生新的依附关系。新自由主义给拉丁美洲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拉美人民逐渐意识到其弊端，特别是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国左翼政党上台，纷纷采取措施开始扭转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恶化局面。
七、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导致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大众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水平下降、政府支出减少，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受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泡沫的影响，全球生产能力出现了世界性的过剩。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情况更加恶化。以美国为例，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平均只有78.1％，后一个时期产能过剩更加厉害。欧洲的情况和美国类似，而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最后20年也非常低。
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布伦纳就认为，生产过剩而非金融崩溃才是危机的核心。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是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只要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经济危机。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就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与此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许多国家出现教育退化等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给世界人民带来其所许诺的各种美好前景。相反，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得许多国家经济停滞和衰退，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许多国家人民生活恶化。它进一步激化了各国的经济社会矛盾，导致了本轮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并很有可能使危机长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