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问题层出不穷，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自1951年开始大陆学界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一政治性定位阻碍了学者探讨这一争论的意义。罗志田系统梳理争论的文献，对于“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性质进行了反思，将其重新定位为：第一，因相近而区分；第二，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的争论；第三，外来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争论。罗志田就争论本身的讨论比较到位，论证也很有力。然而，罗志田忽略了争论的核心观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这一争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息息相关，与中国当下往哪儿去息息相关。
为什么这一视角被人们所普遍忽视呢？关键在于争论各方对“主义”概念的含混和对实效主义解决问题的程序不了解。本文对争论各方关于“问题”和“主义”的概念进行逻辑分析，揭示“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核心，总结实效主义解决问题的思路，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实效主义在社会稳定时期的一致性。
一 “问题”与“主义”之内涵
争论各方似乎将“问题”与“主义”作为对立的两个概念。胡适谈论“问题”与“主义”的第一篇文章标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暗示了“问题”与“主义”的对立，强调解决问题的意义。李大钊和蓝公武反驳胡适的观点，指出问题与主义的关联性，然而更多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为了讨论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分析这两个概念本身的内涵。
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内涵，只是举例说中国有很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例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任职年限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胡适的问题相当于problem，也就是困难或疑难，在胡适和杜威看来，思想就是为了解决疑难的。蓝公武接受胡适的问题产生于困难的观点，指出困难来自三种情形：旧存的制度与新有的理想冲突；新变化的生活与旧事物的冲突；社会中有扰乱事实的发生。蓝公武认为，问题的性质有理想与现实的区别，解决的办法自然不同。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具体办法解决，而理想的问题需要鼓吹主义。所谓理想的问题是属于多数人的经过反省的问题，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意义都依赖于主义的鼓吹。实际上，蓝公武的理想的问题就是他所列的第一类问题：旧存的制度与新有的理想冲突，这类问题之所以需要主义就在于蓝公武的“主义”就是“理想”：“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李大钊一开始就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因为李大钊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在他看来，社会问题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行动。
很多社会问题是由主义的鼓吹，也就是“多谈主义”产生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并非好事，因为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困难，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果说主义的鼓吹是社会问题的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怎么实现理想。争论各方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怎么解决社会问题。胡适所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多研究怎么解决实际问题”。胡适本人信奉杜威的实效主义，也是外来进口的和纸上的主义，他自己毫不隐晦他对实效主义的推崇，但在他看来，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主义”的内涵是“救时的具体主张”，这里的具体主张可能既包括具体的目标也包括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蓝公武的“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李大钊的“主义”是“共同趋向的理想”，与胡适的“主义”显然不同。胡适的“救时的具体主张”是面对具体问题的一种方法，而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共同趋向的理想”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目标。
二 为什么好听的、外来进口的、纸上的主义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好听的、外来进口的和纸上的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
首先，空谈好听的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好听的主义之所以好听正在于它像黄粱美梦，不可能实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的》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无不描绘那个美妙无比的理想世界。这样的世界可以想象、做梦或者空谈，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不是现实，也不可能变成现实，至少在现有约束条件下不可能变成现实。
其次，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显然，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的，其所以没有用在于空谈而不在于是否外来进口，因为空谈本土的主义也是没有用的。外来进口的主义是否有用呢？也就是外来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胡适认为外来进口的主义是对于自己问题的解决办法，满足某个时代某个地方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主义具有时空性。一般来说，主义初起确实具有时空性，是某个时代某个地方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或许成功或许不成功。不成功的只是经验教训。成功地解决了某个时代某个地方问题的救济方法能否用于中国？首先，当救济方法被冠之以主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普遍化，问题在于在外国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有效的方法能否普遍适用于中国。我们不能一般性地说适用还是不适用，只有在两者的目标和约束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将一者有效的方法应用于另一方。所以，外来进口的主义是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包括约束条件和目标两方面。在胡适、李大钊和蓝公武的争论中，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似乎是对立的，而在现实中，主义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主义相当于工具箱中的工具。
最后，实行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纸上的主义如果不实行也就是一纸空文，空谈好听的主义并不可怕，正像做黄粱美梦一样，最多不过是浪费时间精力，可怕的是实行好听的主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干社会主义的教训足以说明实行纸上好听的主义的危险性。
三 主义与教条
胡适批判好听的、纸上的和外来进口的主义的所指是教条主义。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四十年后重申，“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只有相同或者相似目标和约束条件的社会问题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主义的应用才会有效。因为不同的社会问题的目标、约束条件不同，解决方法一般也不相同，将某时某地的成功经验应用于不同的人、事、时、空就有可能是教条主义。
教条式地适用主义不区分主义中的目标、方法和主义适用的约束条件，盲目地将主义照搬过来。胡适之所以反对外来的主义，关键在于每一个主义有自己的目标和具体方法，当应用于我国的问题解决时可能出现目标不同或者约束条件不同的情况，强行全盘照着主义的办就是教条主义。每个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目标（问题）、方法（制度）和约束条件。目标就好像是我们的目的地，约束条件相当于我们的出发地，方法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为什么胡适反对教条式适用主义呢，这是因为教条适用的实际效果不好。如果某种主义在原初时势下的实际效果就不好，这样的主义就只能作为经验教训，不可适用于与原初时势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至于能否适用于不同的时势情形我们只能抱着试验的谨慎心态。即使实际效果很好的主义也不能放之四海应用于不同的时势（不同的目标或不同的约束条件）。所以，胡适对于主义采取实效主义的态度。
四 问题与方法
对于胡适来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实效主义，只有实效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条。胡适对通过主义来解决问题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将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胡适认为如此看待问题的方法是实效主义的方法。
胡适并没有少谈主义，他自己就大谈特谈杜威的实效主义，他反对的是抽象谈主义，也就是没有时势的“抽象主义”，也就是忽略“主义原起”的谈法，忽略主义的时势（也就是适用范围）来适用主义。
实效主义是一种面向具体问题的思维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可以将经验和理性结合起来，从而使得问题的解决具有实际效果。实效主义将问题与方法融为一体，杜威将其总结为五步法：第一步是困难；第二步是假设；第三步是比较；第四步是决断；第五步是实行。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两员主将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另一位是实效主义者胡适，所以，彭明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与实效主义之间的异同。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胡适的朋友，他们曾经相互支持，相互影响，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义不容辞地接办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的《每周评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是胡适非正式的学生，亦受到胡适的影响；邓小平的猫论又被很多人说成是实用主义；余英时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渊源都归于胡适。这些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实效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主张实际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曾经在湖南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胡适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被毛泽东所继承。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异曲同工，胡适反对纸上的、好听的和外来进口的主义与毛泽东反对王明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可谓一脉相承。毛泽东在1930年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更是系统批判了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实效主义之所以强调主义应该与具体实际、具体问题相结合在于他们都有实践的品格。马克思在1845年发表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余英时认为，从整体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效主义所代表的思想类型比较接近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架构。西方的主流哲学确实是以解释世界为主要工作，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属于“改变世界”一类的实践性哲学。实践性的学问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先是接受杜威的实效主义，后来又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人本身的哲学密切相关的。
胡绳认为，胡适与李大钊最大的不同在于胡适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实效主义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取得政权前的区别。实效主义对于社会的认识是阶级和谐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开篇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我们对于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不能教条主义看待。最早使用“改良主义”一词的是列宁，然而，列宁对改良主义的态度在革命前和革命后截然不同。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发生了根本分歧，改良主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认为，在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革命”与“改良主义”不再对立，不仅相容，而且必须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完成新的革命任务，称为“革命的改良主义”。这也应该是任何政权从取得前到取得后的转变。如此看来，我们发现在改革时期，实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似有更多的相同点，而不是不同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改变阶级斗争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无疑符合时代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