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对于新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为何在二战后能够大兴其道?新自由主义是否是一种普世化的发展理论?对于新自由主义是否造成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济失败,是否是导致拉美经济陷入停滞的罪魁祸首?目前学术界意见还不一致。为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特地就这些问题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多年来,李强教授一直致力于对西方政治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李强▲记者庄俊举
（一）
▲谈及新自由主义,英文有两种说法,一是newliberalism,另一个是neoliberalism,在汉语中我们都译为新自由主义。那么,这两种新自由主义有何区别呢?
●在讨论新自由主义之前,我觉得应先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梳理。我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对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一般都共享某些哲学基础。自由主义产生伊始,就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构成自由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禀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他们强调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原则是这一基本道德原则的贯彻和实现。他们大都或多或少将社会视为个人的联合体,而不是有机的共同体。
第二,在现实社会政治中,自由主义最初的表现方式是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liberalism)。早期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绝对专制主义,争取个人的政治权利,争取宪政政府。从洛克、贡斯当到密尔的理论大致反映了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诉求。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主要国家和美国大致完成了这方面的任务,建立了宪政政府,对个人的基本权利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人民逐步享有了选举与参与的权利、选择政府的权利。代议制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建立并得到巩固。政治自由主义强调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出发点,以宪政和法制的方式对政府进行限制,逐步地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容纳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诉求。因此,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的、宪政的和代议制民主。
第三,随着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的确立,自由主义关注的重点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大约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起,即从18世纪起,随着英国经济向全球的扩张,自由主义者开始关注经济活动的方式,关注政府应该以何种方式介入经济活动,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开始形成。当然,理论的发展往往很难有一个绝对的起点和终点。如果追溯经济自由主义渊源的话,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套系统的理论是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特别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之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与曼彻斯特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并将经济自由主义转变为英国的经济政策。这种经济个人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对经济与财产权的强调。它强调经济个人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坚持个人应该有生产与消费的权利,有缔结契约的权利,有通过市场经济购买或售卖的权利,有以自己的方式满足自己愿望的权利,有支配自己的财产与劳动的权利。它的基石是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一些人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称作古典自由主义。
第四,从19世纪中后期起,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自由主义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对19世纪尖锐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有很好的分析。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的待遇非常恶劣,贫富差距悬殊,放任主义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由此,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社会思潮开始兴起。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内部也开始进行反思,这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newliberalism,也称作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希尔·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和鲍桑葵等。严格地讲,经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化从密尔就已经开始了。其主要理论受黑格尔主义较大影响,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保障公共利益;二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保证社会公正。这些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的影响很大。体现在现实政治上,以英国为例,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开始确立,英国的许多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在自由主义者执政时期开始制定的,而不是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由后来的工党政府制定的。
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和英国相似的路径。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初,经济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经济政策。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就理论实质而言,凯恩斯主义与以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在哲学上,凯恩斯受到格林学派的影响,认为国家应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避免自由市场产生的弊端,从而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再者,国家应当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凯恩斯理论成为二战期间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理论支柱,也成为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而且批判的矛头直指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而最近二三十年的批判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以区别于格林时代的newliberalism。neo本身有“复古”之意,它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正如国内许多学者已经谈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其主要流派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自由主义主要还是书斋里的学问,对现实政治经济影响甚微。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无能为力,新自由主义开始被接受为国家经济纲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上台,1980年美国里根上台,明确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纲领。而且,在美国,应该说从卡特政府后期到克林顿政府,其经济政策的基调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其后,在欧洲诸多国家,从德国开始,一个接一个国家放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接受或部分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广泛传播。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拉美国家也先后进行过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涵的改革。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模式。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二战后能够大兴其道,并且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呢?
●确实,在最近三十年中,新自由主义成功地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模式,重挫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加上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失去吸引力,新自由主义便一跃从书斋中的几人无人问津的学说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学说。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首先与凯恩斯主义失灵有关。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之后,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发展停滞,通货膨胀。在传统上,这种经济危机一般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很长时期以来,在西方主流理论界,似乎只存在两种选择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式的合作资本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将另一种新模式引入讨论,即新自由主义模式。最早举起新自由主义大旗的新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等试图证明,西方经济的危机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造成的。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看到国家干预是有成本的。国家干预不仅可能造成市场失灵,而且会产生寻租行为。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首先在英美国家被接受,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率先将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政策。
在英美成功地挑战了凯恩斯主义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构成挑战。这里,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起了关键的作用。《美国社会学研究》2002年11月号上有一篇研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法国、墨西哥、英国兴起的文章。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全球化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采取了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策。文章对法国放弃社会民主主义并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描述很有趣。转型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竞争力。
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当时的流行信念是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无法抗衡日本、德国的强国家模式,不少人预言日本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20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与衰退,德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亚洲经济遭遇困境,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相对而言发展迅速。从1990—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6%,而欧洲同期的增长是17%,日本的增长只是7%。
当然,还应提及的是苏联的解体与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惟一的选择,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如果分析新自由主义兴起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经历,那么很显然,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全球经济政治竞争无疑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是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提高效率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说起来这种模式实在很难令人向往,将人类社会的目标化约为效率、竞争力,实在是将人生目标大大缩小了。但是,不幸的是,客观现实是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竞争。竞争的压力使得几乎所有国家不得不将效率置于首位,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适应了这种需要。
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非常了不起的创见。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国家之间的竞争,没有弱肉强食,那么,一味追求经济扩张显然不合理性,社会的发展应该关注多重目标,如注意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犯罪问题,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但是,不幸的是,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不依某个国家,尤其是较落后国家的愿望为转移。在全球化环境下,在全球激烈的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发展速度成为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这就使得效率问题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嬗变的华盛顿共识解释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基本都是这一模式?
●我想这“三化”确实简要地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诉求。不过,为了避免对新自由主义作过分简单化的理解,有必要将新自由主义与其他几种发展理论进行比较。关于发展问题有三种主要理论。第一,新自由主义;第二,国家主义;第三,依附理论。
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国家,但是,它仅仅接受国家在提供基础性设施方面的功能,如法律、安全。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式,对这一理论的经典表述是亚当·斯密。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论述了国家必须履行的若干职能。其中包括:第一,国防的职能,保护本国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第二,司法职能,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第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从理论角度讲,新自由主义也不会排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
比新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模式就是国家主义的模式。国家主义认为,有些公共利益不可能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因为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不同,国家应该有更强的经济职能,特别在制定工业政策、行业政策,甚至扶植特定部门或企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竞争政策方面(competitionpolicy),要求国家更多的干预。
这两派其实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都是在西方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下思考发展模式,基本不触动自由资本主义的框架,基本接受有限政府这个前提,都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不过,二者对公共物品的界定显然有很大差别。新自由主义只接受政府的基本公共物品,而国家主义则希望政府在发展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依我看,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主张各有其内在价值,也都有其理论困难。新自由主义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国家问题。以前,经济学几乎不关心国家问题,国家是一个黑箱,只要需要就诉诸国家。许多经济学家鼓吹国家干预的意义,似乎国家永远公正,国家干预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免费的午餐。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证明,国家可能成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这种主张对于打破国家神话是有意义的。
但是,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不包含任何公共性。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国家可能有公共性。第一,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看,在特定时期,个人利益依赖于整个国家的安全,人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国家利益。第二,更何况,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行为。人性事实上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特征。人一方面追求利益,另一方面追求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由于追求承认,希望得到公众的承认,政治家、公务员完全可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是相当丰富的。
在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还应提及依附理论。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将传统的阶级剥削理论应用到分析世界秩序,描绘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一些国家主导,另一些国家无法摆脱这一秩序。一些国家的贫困构成另一些国家富裕的前提条件,反之亦然,少数国家的富裕构成多数国家贫穷的原因。依附理论在描述、揭露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呼唤建立新型国际秩序方面显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譬如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构建一套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如果我们沉湎于这种理论,我们就会无休止地抱怨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抱怨历史对我们的不公平。这些抱怨无法帮助我们的发展,从长远讲,也无法帮助我们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秩序。
▲近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有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如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失败。有学者认为,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内涵的“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并不是现代人所期待的那种“公共理性”或人类公共性,而是一国政治意志的普世化,是美国的一种“软战争”战略,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来谋划的。美英在其所倡导的这套规范化政策的药方中,有意识地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长期历史经验,系统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其真实目的乃是为了释放难以驯服的市场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悲剧,人为制造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锻造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威胁其全球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是造成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呢?
●对于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的失败,我想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新自由主义。前苏联的改革路径即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有问题的。
上面提到,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国家,它接受国家在提供基础性设施(infrastructure)方面的功能,如法律、安全。读过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布坎南《自由的限制》一书的人都会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一种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需要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提供法律制度。我在一些文章中曾将现代国家原则称作新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hiddenagenda)。或者,借用霍尔姆斯的话来说,它们是自由主义埋在土壤下面的(theundersoil)原则。新自由主义这一隐含主题,在西方是老生常谈。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进行经济社会政策争论时,都将这一隐含主题作为“预设前提”。
一种文化在接受、移植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理论公开昭示的原则,而且还得分析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揭示这些理论隐蔽的主题。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些预设在某种文化与社会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言而喻、无需讨论的因素,但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却全然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生搬硬套特定背景下出现的理论,而不去同时创造实施这些理论的背景与条件,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前苏联政治家与西方自由主义顾问们在为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时,罔顾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天真地认为只要消除国家控制和干预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健全的市场经济,结果却使前苏联的改革弊端丛生。苏联政治家和学者忽视了新自由主义运行的环境和机制。西方的学者、经济学家也只是过了若干年后,才了解了苏联制度的复杂性。前苏联改革并不能证明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的失败,但它确实表明在那些缺乏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背景条件的社会中,径直引进自由主义是窒碍难行的。
我在此并非批评英美新自由主义者的疏忽。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与特定的社会需要有关。英美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忽视更多地反映了其特定社会的情况,而并非意味着理论上的无知。大家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都有暗含的共识,即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必须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二)
▲20世纪90年代,拉美各国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获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大量增加,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社会保障不断削减。巴西于2000年爆发金融危机,而阿根廷于2001年爆发了经济危机。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呢?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标识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外,我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对拉美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而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惟一合法性源泉。这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中。20世纪60-70年代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南美洲在庇隆、阿连德和瓦家斯等人的领导下,推行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改革。民粹主义特征比较强调人民大众选举的至高无上性,拒斥政治结构中任何政治精英的成分,完全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为了取得普通大众的最大支持,政治领袖们向下层阶级许下种种难以兑现的诺言,无限制地扩大政府开支,开出许多空头支票,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当民粹主义领袖将其政治主张扩展到经济领域时,民粹主义政治便转为民粹主义经济,或者称作“经济民粹主义”(EconomicPopulism)。经济民粹主义意味着一整套经济政策,旨在调动有组织的劳工、中下阶级和内销商人的政治支持。典型的政策是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价格控制增加名义工资以影响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汇率以降低通货膨胀。民粹主义政策能带来近期经济利益。实施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后,在特殊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在短期内能戏剧性地得以改善。而且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所潜藏的危险要到后来才会被人们发现。例如,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预算和收支情况的恶化以及国际储备的枯竭等。
拉美长期为民粹主义所困扰,这也是拉美政治缺乏稳定性的原因。良好的政治家必须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应仅仅考虑民众的当前利益。拉美的精英引入了新自由主义,但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受制于民粹主义这个大环境。拉美的失败除了新自由主义外,民粹主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成熟的民主制都抵制民粹主义。以民粹主义所热衷的公民投票为例,英国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公民投票,目的是决定加入欧盟问题,而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有公民投票。英美成熟民主制是一种共和主义的政体,这种共和主义政体容纳了大众民主参与的成分,容纳了稳定的文官制度或其他精英统治,容纳了领导型的政治家。这三个方面结合的政体能够比较平衡地协调长远发展和近期利益之间的关系,比较平衡地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质需要与政治家和政党的选举需要。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有研究表明,拉美贫富的扩大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与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联系并不明显。2003年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专门研究拉美的不平等的问题。2003年11月6日5经济学人6杂志刊登了这一报告的基本结论:在最近20多年,即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拉美的不平等没有多大的变化,拉美的贫富不均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并未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而缓解或加剧。
实际上,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发展有多种原因,如文化原因、工作伦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有时采取一定经济政策如新自由主义可能会有一些意义。但是,相似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结果,将某种经济后果笼统地说成是某种主义的结果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但无论如何,我们今日国际秩序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国际秩序的呢?是不是应该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摧毁现存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充满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呢?
●从理想的角度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沃勒斯坦所讲的世界体系的不公正当然有深切体会。如果进行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遐想,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希望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建立一个能够缩小富国与穷国差别、消灭国际强权的秩序。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际秩序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沃勒斯坦式的国际秩序毕竟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就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倾向而言,我们可能面临的选择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理念:新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或国家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是以近代以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为基本制度结构,以民族国家为最基本的行为单位,以多元文化并存为最基本的国际现实,以全球自由经济贸易为基本交往手段,这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的框架。新自由主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主张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某种乌托邦主义色彩,一些人甚至以为通过经济与贸易自由化可能实现长期的国际和平。我记得前几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经济与贸易自由化可能消除战争的根源,二战时期日本与德国寻求资源与市场的野心在战后轻而易举地通过贸易自由实现了,而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得到的利益就不必诉诸战争手段了。
与新自由主义相区别的首先是新保守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由于某些译著的影响,一些人混淆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一种相当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在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巨大影响。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基本特征是强调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的普遍价值,蔑视多元主义文化的价值,不接受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企图冲破以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框架,追求单极化,追求帝国的理念。新保守主义不相信单纯依赖经济与贸易自由就能够实现和平的国际秩序,他们相信实力、迷信武力,企图用军事手段实现新帝国。很显然,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相当不同的理念。当然,在现实政治中,有时这两种理念也可能在同一政党或政治派别的纲领中出现,如里根以来美国的共和党似乎既在国内经济政策中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又在外交政策中受新保守主义影响。但二者的结合并不是必然的,例如,在卡特政府后期与克林顿政府期间,经济政策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但在外交政策上与新保守主义大相径庭;欧洲不少国家的中右政党在经济政策中奉行新自由主义,但在外交上丝毫没有新保守主义的痕迹。
除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外,还有一种在西方有巨大影响的理念,我们姑且可以将这种理念称作国家主义理念。
最近20多年来,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声音中,有一种相当响亮的声音,即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这种声音批评新自由主义追求全球化、追求经济与贸易自由,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其结果是让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品如潮水般涌入西方市场,摧毁了西方制造业,剥夺了西方的就业机会。这种声音要求政府保护国内市场,保护国内产业与就业机会。这种声音可以从凯恩斯主义中汲取诸多支持。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不是简单的经济理论之争,而是权力平衡之争,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劳工倾斜,追求高就业甚至完全就业,为此,然要保护自己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追求效率,有向资本倾斜的倾向,自由贸易对资本的利益显然大于对劳工的利益。当然,新自由主义可能争辩说,自由贸易不仅对资本有利,而且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有利,劳工可以最终从中获利。
对于不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如何评价,我觉得首先应该分析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是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在全球化的秩序下,不同国家的境遇各异。在最近几十年全球化与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欧盟有失有得。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全球化与经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并有所警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西方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反全球化势力过分抬头,使中国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只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才有能力、有可能在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我以为,在国际秩序的各种倾向中,目前中国最应警惕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理念,而是国家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蕴含着反全球化和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倾向,蕴含着以保护环境、保护劳工利益为口号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保护主义会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制约。比国家主义更值得警惕的是新保守主义,尤其是美国追求单边主义与新帝国的企图。新保守主义不仅会制约我国的发展,甚至可能对我国的安全以及全球安全造成威胁,值得严重警惕。
●首先要看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走向的影响。最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中华民族面临着在和平环境中崛起的历史机遇。我们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原则,对传统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关于中国的发展理论模式有三种趋向:
一是比较多地借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国家较少直接卷入具体经济运作和管理,而集中关注建立一个既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又有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条件的制度。根据这种思路,目前的重要任务仍然是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实现这一任务的方式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契机,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对非公共产品的卷入,从而使政府最主要的精力转到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上,完善法律制度和法律结构,同时保证在国际竞争中国家有能力保护本国的民族经济。
第二种模式是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考虑到后发国家的各种基本因素,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在具体经济管理与运作中有所作为。但是,我认为应该只能在中央政府的层面制定经济政策,干预经济。政府机构不能过多投入自己经营、发展经济。应该尽力避免陷入全能主义国家的怪圈。全能主义国家以追求强国家为起点,却以弱国家作为结局。全能主义国家享有无限的权力,在表面上似乎十分强大。但是,在强大的背后却是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无能。这里的逻辑并不复杂:宽泛的国家权力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维持庞大官僚机构需要巨大的公共财政收入。财政不足几乎是所有全能主义国家难以克服的顽疾。更何况,国家的权限太大、国家控制的资源太多,必然会扭曲社会的经济活动,使特定个人与经济活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支持或抑制。这样,就为国家管理人员提供了广泛的寻租机会。寻租不仅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平等,而且会大大削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性,使国家在保护产权、提供公平的竞争规则、保护国家利益方面日益涣散和软弱无能。
第三条道路是国家更多地把实现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国家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上。为了实现公平,宁可将发展的速度降低一些。如果不考虑外部环境,这种模式有令人神往之处。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国家面临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甚至可能面临国家安全问题。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不仅我们这一代的安全,而且包括子孙后代的安全,我们必须把握目前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有时为了发展,不得不忍受暂时的不公平,暂时的痛苦。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应该有能力审时度势,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求得平衡。许多政策考量必须依据我们面临的环境来做出。抽象地谈论“公平是硬道理”是毫无意义的。
●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要警惕反新自由主义后面所隐含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要避免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在处理市场、社会、国家、个人和发展方面有一套理念,但我认为主要是经济的内涵。新自由主义有许多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理论,其中既有对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有启迪意义的内容,也有我们应该拒绝的糟粕。对新自由主义或其他西方理论,我们应广泛研究,采众家之长,根据中国的情况具体分析,为我所用。要避免意识形态化,避免全盘肯定或否定。中国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超越了西方的话语环境,超越了西方任何现存理论的框架。任何西方现存的理论模式都不能提供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药方,但所有理论都会对我们有所启迪。中国的理论家必须有能力从西方、第三世界以及传统中国的理论中汲取智慧,有能力深入地、实事求是地、而非意识形态化地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在发展中才可能避免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避免意识形态化的非理性思维,从而更好地选择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