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糖衣炮弹”说是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庙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反腐败警示，体现了革命党的继续革命思路和反腐倡廉决心。但把官僚腐败说成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遗毒，却使建国以来反腐倡廉以群众运动思想教育为主，忽略了法制建设，治标不治本，更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贪官越来越多党和政府加强打击力度的新形势。执政党要与时俱进改变思路，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和意识形态创新。?
关键词 糖衣炮弹 反腐倡廉 官僚 干部 意识形态
当前全国上下对反腐败的关注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贪污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多，大案要案窝案不断被揭发，大批高官被拉下马，党中央高度重视并一再加强打击力度，将反腐败提高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不断出台反腐倡廉新措施，纪检监察部门战果累累。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官员不是越反越少，而是越反越多，而且，随着党和政府反腐决心的加大，必定还会有更多的高官被“双规”落马。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如何持续地反腐败？在政策创新加强法制的同时，思想观念上恐怕也要与时俱进，应破除旧的思想框框探索新思路。
什么是旧的思想框框，一句话，就是已经过时了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党反腐思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对为富不仁贪污腐败在理论上是深恶痛绝的，党的革命宗旨就是“消灭阶级差别”，斥求平等。1921年党的“一大”就专门讨论了入党不做官的问题，党员要抱定革命理想，无私奉献，入党干革命是危险艰苦的事，不可能升官发财。“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动机不纯，想升官谋取个人地位，另李汉俊与包惠僧也眷恋官职，党先后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让他们另谋高就。然革命党却也并非天然纯洁，不可能与官位权力及贪污腐败毫不相干，19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公告》。1927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以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反抗国民党官僚的腐败统治。在红色苏区，由于物质条件极端艰苦，贪污腐化比较少见，官僚主义似乎无从谈起，“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这是后来一首江西山歌描述的情景。党员和干部都没有工资，官兵经济上平等，大家一起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实行供给制。
但党政军合一高度集权的苏区仍然不是一片净土，1931年7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设立了工农检查部，8月又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党政两方面都设立了监察机关，以防止违反党纪的行为及干部腐化。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了苏区反腐败的严厉措施。时有苏维埃后勤部一个部长贪污光洋1百多元，被执行枪决。毛主席还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长征路上，毛主席的内弟贺敏仁（贺子珍的小弟弟）因饿极了违纪搞了点吃的，被抓到执行枪决，连毛主席也救不了。到延安后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不成，开枪杀人，被毛主席亲自批准处以极刑。官兵一致，有罪同罚。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容不得任何私心杂念，党必须先进纯洁，大公无私,党员不能沾染半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要思想革命化，否则有何资格领导人民求解放呢？延安整风运动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党的“七大”上毛主席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党的三大作风，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革命党意识形态的高尚和纯洁，在被围剿被屠杀的艰险境地每天挖山不止，艰苦奋斗，上上下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抗拒腐败的内在机制，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官员贪污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也正是共产党革国民党命的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基础与合法性来源。共产党领导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通过宣传更放大了大公无私的形象，终于以小米加步枪消灭了8百万蒋匪军建立了新中国。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元旦，毛主席发表的新年献词，毛主席号召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革命为人民立新功。于是大规模的军队转业成为共和国治理的第一步，几百万军政干部随解放军的步伐充实到新解放新成立的地方各级政府中。党政军机关实行科层制，起先干部是供给制，不久采用工资制，且有了级别，定为25级，13级以上为高干。行政级别也与军阶挂上钩，如省军级、师局级、县团级等。资历不同等级也不同，有了长征干部、“三八式”抗日干部、解放干部、南下干部、土改干部等名目，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及红军干部多为高干，等级分明。又按出身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军队干部、转业干部等称谓，一时大小干部多如牛毛，且讲究级别。行政管理既离不开人，转业干部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国家机关管理人员，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且高度集权，党政军合一。
但解放后党仍以革命党自居，革命党的意识形态不承认官僚科层制是一种有效、理性的管理形式，虽然干部分科层有级别执掌不同的权力并领取不等的工资，且等级森严，但党内忌讳“官”称，蒋军可称“官兵们”，我军则称“指战员”，即指挥员和战斗员，以“员”代“官”，司令官也改称司令员，以示官兵平等，对官僚政治充满敌意。《现代汉语词典》称“官僚是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官员、官吏”。官僚制被认为是私有制度下独有的政治机制。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之一即是官僚资本主义，于是本能地认为无产阶级肌体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官僚制，革命者自身也不存在腐败问题。新中国建立，官僚甚至官都消失了，代之以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然而，干部们却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是实实在在有权有位的官，他们能不能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执政为民，充当人民的公仆，就成为一个突出且持久的现实问题。
1951年底一份来自东北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反映的是党员干部腐败贪污挥霍行为。许多干部进城后心迷眼花，把没收敌伪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土改时有些县区集体贪污瓜分公家东西。热河几个区乡干部声称让贫苦乡亲发财，竟胆大妄为擅自炸开清东陵，把地主阶级头子乾隆爷等皇帝的墓给盗掘了。凡此种种使毛主席极为震怒，这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的核心是反对贪污受贿，并把官僚主义当作重要打击目标，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新中国干部也存在官僚腐败问题，并不因为改称干部就能将官僚病一笔勾销。毛主席把贪污受贿的干部称之为“老虎”，号召人民“打老虎”。很快，在天津就抓到了“大老虎”地委书记刘青山、张之善，他们都是老革命、老干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却栽进了污浊的金钱袋，被认为是蜕化变质忘了本，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最后法办枪决。
共和国成立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治理着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国，但指导思想仍长期是革命党的那一套，上层有全国解放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之争，但总体上仍是继续革命论。革命党当然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那就是阶级斗争学说，按革命逻辑推演，凡腐败恶习均被说成是旧的剥削阶级遗毒，新社会无产阶级党政干部理应纯正无私，共产党员更是特殊材料织成的人，代表先进阶级革一切腐朽剥削阶级的命，贪污腐化分子不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行列，是被地主资产阶级拉下了水，蜕化变质。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对全国解放的新环境下可能出现干部腐化提出了警告，指出那些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的人，可能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败仗，提出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要求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当毛主席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还风趣地对周围同志说是赶考进城，共产党人不能像当年李自成起义军那样，一进城就腐化，结果被赶走。毛主席还号召全党同志阅读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历史教训。说明毛主席对权力腐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敏感，要求全党同志保持革命者的纯洁性先进性，注意道德上的律己，实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反”、“五反”反官僚主义，抓大小老虎，不可说不严厉，但官僚主义腐败行为在理论上既被认定为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遗留，腐蚀了干部，是中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因而也就不可能从自身制度上找原因，特别是供给制改成工资制后，出现了等级科层制治理，却看不到大批党政干部中存在着权钱交易寻租腐败的空间，而及时制定相应的制度条规进行制约，反而认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出身贫苦的工农干部本质是好的，思想是纯正的，个别贪污腐化分子是阶级背叛，是忘了本，是蜕化变质，全然不究其自身品质个人修养。然而据统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除中南区外的华东等五大行政区中，查出在敌人“糖衣炮弹”面前吃了败仗的干部竟达123698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的39%，他们分别受到了处分或警告。不可否认，经不起诱惑被坏人拉下水的干部有之，但财迷心窍见利忘义自身本质不好的干部也有之，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在思想教育，只有少数极恶劣的贪污犯被绳之以法。如时任国家公安部行政处长的宋德贵因贪污和生活腐败，用公款馈赠女演员，每日饮一瓶进口白兰地，被毛主席亲自下令执行枪决。党的反腐败决心一开始就很大，但理论上的误区也使得反腐倡廉无法进一步深入，没有建立持久的反腐败法制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手迹选》，载有1950年7月1日邓小平在重庆庆祝建党29周年的讲话，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共产党执政后，党内有一些党员“入党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加入党，不是来革命的，不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这就指出了执政党内部也并非纯之又纯，也有君子小人之分，有些动机不纯想升官发财的人，并非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拉下水，而是自身主动搞腐败，是个人品质不好，对于这样的党员，“必须在精细审查之后清洗出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邓小平虽然也强调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高尚纯洁，但并不唱高调，不说空话套话，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缺点，并分析其根源，“有封建思想的遗毒，也有个别的人品质不好，好以胜利者自居，喜欢坐在人民头上拉屎”◦邓小平认为腐败的根源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外因是旧社会的遗毒，“糖衣炮弹”的侵蚀，内因则是个人自身品质，并不是出身贫寒苦大仇深就天然品质好，共产党员也并非天生纯洁干净一尘不染，总有那么一些人想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头上拉屎阿尿，成为腐败分子。邓小平承认：“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但“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并有决心去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与“糖衣炮弹”说划分阶级阵线，把腐败原因完全推给阶级敌人，而不认真检讨自身，有着很大的区别，说得较实在。
其实党的高层高干也有腐败分子，解放初的“高饶事件”就是官僚主义者的大暴露。高岗个人的私生活就相当腐败，一周可办八场舞会，舞场上盯上漂亮女人就打主意，丑闻遮也遮不住，在东北搞官僚制独立王国，专横跋扈。但他却对“东北一党员”揭露东北军政官员搞腐化，而由薄一波转信给毛主席大为不满，联合另一高干饶漱石，拉帮结派，造谣生事，争权夺位。1954年高、饶阴谋夺权行为被揭发，毛泽东说高岗是“全部黑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场党内斗争后虽然被意识形态化上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但实际上是高层清除腐败官僚，高、饶伸手向党要权说明即使是高层也不那么纯洁也存在权力异化。
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既被认为是敌人“糖衣炮弹”所致，反对的方法自然是搞清扫运动，进行思想教育，认为只要能摆脱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就可以根绝腐败和官僚主义，而忽视民主监督制度建设。“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由于官僚主义现象和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糖衣炮弹”不断袭来，于是在1956—1957，1960—1961，1963—1964年连续三次展开了全国性的反腐倡廉运动，
几乎每隔两年便搞一次群众运动，每次时间长达一年，搞了又搞，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毛主席反复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廉洁奉公，遵守党纪，指出：“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当作干部道德自律的教科书，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在思想教育道德自律上狠下功夫，立党为公，廉洁奉公。又大树英雄模范，人民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焦裕禄，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的士兵雷锋，成为全国干部和人民学习的好榜样。更有自觉抵制“糖衣炮弹”腐蚀的英雄集体----南京路上好八连，在大上海资产阶级遗毒最多的霓虹灯下，“香风也刮不倒”。又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从毛选中抽出“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表彰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以净化干部心灵，纯洁权力意识。
其实，腐败问题是古今中外任何执政者都要面对的治国难题，执政党和革命党的本质不同就在于掌握了国家权力，革命党的任务是夺权，在台下揪台上人的辫子，攻击掌权者腐败很轻松，也最为有力。执政党的任务是治国，在台上要防止杜绝腐败却不容易，而最感头痛。治国的根本手段是民主法制，反腐倡廉本应求诸于法制，但长期以来我国老是在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在制度建设上却明显落后。共和国建立之初是设立了监察机构，1949年10月有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1954年9月一届人大国务院组建了监察部。由于党管干部，党的纪检监察比政府监察更显重要，1949年11月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3月又重新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其职能也扩展到非党干部。但1957年“反右”运动后共产党被铁定天然正确不能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干脆撤销了国务院监察部，政府各级监察系统并归入了党的纪检系统。然而监委均受同级党委领导，被领导者对上司唯唯诺诺，法制监督难以落到实处。这样，五六十年代我国党政监督制度一直变来变去，服务于政治运动，着眼于阶级斗争，服从于党政高度集权的领导，权力的民主监督受到了严重忽略。
坚持思想革命化和意识形态的高尚纯洁，在夺权时代对于宣传动员整合大众的革命意志功效巨大，但建设时代仍按革命党的思路来抓纲治国则出现了大的偏差。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对基层干部素质低下、官僚主义、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腐败行为进行斗争，政府派工作组下乡，干部到基层蹲点调研，搞清帐目、清工分、清财务、清仓库，开展了“四清”运动，查出来的腐败分子称之为“四不清”。同时城市也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城乡“四清”和“五反”都是以反腐败为目的的群众运动，查出了大量腐败问题却无法根治。1964年5、6月间，毛主席在读了一些基层干部严重蜕化变质的材料后说：“我看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到1965年对“四清”又做出新的定义：“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定性为阶级斗争。认为地主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正在使干部“变修”。毛主席说：“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出修正主义根子。”提出“反修防修”，粉碎资本主义复辟。按照革命党的思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地政治学习，不断地搞运动，但治标不治本，不是在法制上治本治源，而是从思想道德教育入手，纯洁意识形态，讲空话唱高调。由于政务不公开，在意识形态上认定腐败是封、资、修，是旧社会的遗留，理论上不敢正视现实，最后将反腐倡廉上升为反修防修，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以致炮打火烧，用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断革命论为的就是要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也就是不偏离毛主席的革命思路，保持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十年动乱的错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作了结论定性，但随着现时腐败现象的增多，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时代的思想革命化。文革中大批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批资产阶级法权，大批干部靠边站，贪污腐败现象相对而言的确较少，但却出现了打、砸、抢不法行为，社会秩序糟透了。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国变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发表“五七指示”，把贫穷当作共产主义，以推行平均主义来反腐败，提倡禁欲，扼杀商品经济，大家一片赤贫，无污可贪，想贪也贪不了多少，却是治腐不治贫。又对社会进行军事化全面管制，人员流动都很少，卖淫嫖娼几已绝迹，吃喝嫖赌不劳而获者会被打入“五类分子”，实行群众专政剥夺其人身自由。再加上新闻舆论控制，报喜不报忧，到处莺歌燕舞，粉饰太平，即使有腐败现象也被着意掩盖，广大民众无从知晓，如此江山“一片红”的代价是惨痛而不堪回首的。
毛主席以其伟大的革命家气魄还要把他所理解的革命输出推向世界，要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尚未得解放的人民，按照革命公式的推导而非依据客观事实，毛主席论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一论断正是“糖衣炮弹”说的逻辑推演，依据阶级观点，“我们”天然先进，“敌人”天生腐朽，我们即使有污点也是敌人的腐蚀沾污，只要坚持革命化，试看天地翻覆。宣传部门依照“伟大论断”美化自己丑化敌人，着力掩饰自身社会的阴暗面，而将西方世界妖魔化。自马克思以来资本主义的罪恶一直无情地被揭露，西方报刊公开披露的大量腐败丑恶现象，一时竟成了某些部门得力的宣传资料，用以证明资本主义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然而早年参加革命的右派顾准则在文革险恶环境中独立思考，他看到公开批评下的西方各国，反而能够不断的修改调整政策，改正自身错误克服危机走出低谷，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并对唯我独革唱高调的中国提出严重挑战。顾准认为资本主义西方烂而不死正是接受了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批评，当年马克思就是在资本主义首都英国伦敦写《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的，英国政府并没有驱逐马克思，而是给他自由并容忍了其言辞激烈的批评。然这样的批评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反而不能容许，其实自命为先进又不准人批评，正是苏联东欧国家转向封闭走向落后的原因。顾准认为资本主义虽腐朽却能延续，就在于不限制相反还发展批判，腐败不断被公开揭发，也就不断地受到注意和改良。而长期以来我国宣传部门将西方媒体公开报道的腐败现象大肆宣扬，对我国党政干部中的“四不清”腐败现象则做内部处理，媒体很少曝光，丑化敌人美化自己，但宣传效果并不佳。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执政治国的中心是发展经济，转型期不再唱高调搞政治运动高扬意识形态，但随着社会管制的放松市场经济的发展，权钱交易腐败现象也恶性暴发。邓小平强调制度反腐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反腐倡廉年年做，近年来反腐法规连连出台，执政党强调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题，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纪检部门公开查处贪污腐败分子。据2002年底政府的公开报道，我国五年来查办了7万件贪污贿赂大案（10万元以上），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1万余人，省部级干部21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35亿元，光北京市就挽回13亿元。又据统计，从97年10月到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办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7711人，同时受刑事追究的37790人。而其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2422人，省部级98人。又2004年1至7月全国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22913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109人。1至11月全国检查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36509件，42225人，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85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8.29亿元，光上海就查处职务犯罪386起，436人，其中副处以上76起。最新的《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7日刊载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在世界法律大会上发言称：自2000年以来5年间，我国共查处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腐败分子20余万人。又据新华网长春9月8日电，最高人民检查院副院长王振川指出5年来共查办贪污腐败大案78202件，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5816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11971人，厅局级干部820人，省部级干部29人。与2001年前相比，大案要案的立案数有所增高，比例“稳步提高”。
公开揭露并报道大量干部腐败案，不再顾忌暴露阴暗面，是放弃革命党思维切合现实的大进步。把社会主义存在的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定义为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其始作俑者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苏共理论家布哈林，结果是他本人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资产阶级代理人遭处决，而旧的遗留在苏联却也是越留越多。苏共不正视现实自诩先进，党政干部分利集团不接受监督，最后亡党亡国。大量事实证明，把官员贪污腐败说成是中了“糖衣炮弹”并不符合实际，虽然确有不少干部被坏人拉下水，但更多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自身。旧社会遗毒说更是缺乏解释力，解放都半个多世纪了，旧的遗留不是越留越少，反而越留越多，越来越厉害了，被糖衣炮弹击中的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可见不是旧遗毒，而是新情况。如今腐败分子较之解放初刘青山、张子善官位不知大了多少，陈希同、成克杰、程维高、高岩等高干贪污难道不是他们自身本质不好，而要把帐算到别人的“糖衣炮弹”上去吗？怪不得沈阳“慕马案”主慕绥新、马向东在被处决前忏悔其案发出之偶然，他们并不畏惧纪检机关的常规监察，其案发也并非纪检监察部门的发现，而是隐蔽战线国家安全部门拍下了其在澳门豪赌的照片，赌徒不检讨自己的丑恶灵魂，却说自己 “成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俘虏”，是别人拉他们下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临刑前更忏悔说自已出身贫寒，却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学习，放松改造忘了本。那胡长青的“本”真的就很好，不值得忘吗？出身贫寒就一定“优良”吗？反过来富裕者必然个个是黑心狼吗？中外多少富可敌国的企业家倾资捐赠社会公益，如邵逸夫、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等，出身富家的人“本”就一定坏吗？胡长青的忏悔活现了一个鄙卑小人的丑恶嘴脸，以出身贫寒作政治资本，乔装打扮不择手段往上爬，他贫寒时未必就很纯洁，利欲薰心掌了权就大肆贪污，伪君子临刑前还要把罪责推给别人，子虚乌有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竟被许多贪官当作遮羞布挡箭牌，成了腐败分子的替罪羔羊。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革命党的意识形态说教已越来越不合时宜，执政党要与时俱进开创新时期反腐新思路。本来，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存在官僚制治理不足为奇，千百万官僚中有成千上万贪官也不足为怪，中国人多官多官场病也会多些，无须遮遮掩掩捂盖子，把腐败分子揭露出来，绳之以法，划清界限，贪官是贪官自己的事，不必意识形态化。既不必将贪官说成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俘虏，也不必将这批害群之马的帐算到政府党组织的身上，自己的事自己负责，不必东拉西扯。“糖衣炮弹”及“好起来烂下去”说可谓是一把双刃剑，用于抹黑敌人说起来方便，一旦自己执政腐败问题多了只好捂盖子，由于怕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对大批贪官以前是不敢公开披露，意识形态说教反而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足，使自己犹抱瑟琶半遮面，不敢放开舆论进行监督。而世界经验告诉我们，舆论监督是无处不在最有力有效的监督。这种顾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纵容了贪官，贪官往往自称代表党代表组织代表政府甚至代表人民，而实际上谁也代表不了只代表他自己，任何组织或政府或阶级均不可能为腐败分子承担责任。谁人做事谁人当，硬把贪污腐败分子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处理，丑化不了敌人也美化不了自己，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制约力，是早已过时了的革命党旧说教。把贪污腐败说成是剥削阶级思想也不合时宜，那么多贪官都说成是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今后还会查出更多的贪官，则其逻辑结论不正是毛主席所警告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的贪官比文革前多得多，政府公开查办宣布的就有几十万，没有查办隐藏的贪官倍于其数，既然认定贪官是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
那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阶级分析意识形态说教在此形成逻辑悖论，反倒为已被否定的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找到了现实依据，而再搞“兴无灭资”穷折腾，斗“走资派”，造反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又还能搞出什么结果？新时期不能以革命来反腐败，而要用法制来反腐败。
说穿了，官僚腐败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既不姓社也不姓资，也不是旧社会的遗留，不是封、资、修，古今中外任何社会任何政府都存在腐败。连联合国及国际奥林匹克组织也存在官僚受贿，目前揭发的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就牵涉到黑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子，而竞选奥林匹克举办城市时接受贿赂出卖选票的也多是非洲兄弟。公开揭露打击腐败应是全人类的共有任务，历史上不少封建皇帝也设酷刑反腐败，无论那个阶级那个集团的任何政府都会顾忌自己烂下去，怕的只是制度不善回天乏术。韩国总统一个接一个被揭发出腐败问题，查出来就法办，韩国并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而是好起来。美国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洛克希德丑闻”曝光被赶下台，当时苏联象捡到了稻草大肆渲染，结果是苏联自己捂着问题不揭发先垮了台。不怕贪官多就怕捂着盖子不揭发，不怕总统腐败就怕没有制度制约，将腐败降低到零点谁也办不到，斗私批修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良好的制度安排才是持续反腐败的最好途径。将官僚腐败意识形态化只能使腐败问题更难解决，是把水搅浑为腐败贪官提供保护伞。
腐败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大家共同来反腐败，当然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合作。新时期腐败的一大焦点是贪官携巨款外逃，窃走的人民血汗动辄几个亿，据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1日报道：近几年外逃贪官约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被追回遣返的很少，仅抓获71人。我国周边近邻越南、朝鲜等也开设睹场拉贪官去豪赌，越南、朝鲜当然不姓资，却专门引诱中国贪官睹徒去挥霍国脂民膏。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再依照意识形态旧框框，讲什么姓社姓资，而要有新思路诉诸国际法和外交途径缉拿贪官。联合国有反腐败国际公约，我国政府也签了字。设在德国的非政府民间“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廉政情况公布一期“腐败排行榜”（CPL），名列前矛最廉洁的政府是香港、新加坡。同样是华人社会他们的反腐倡廉为什么得到国际公认呢，我看其好就好在制度严明，特别是公开透明，舆论监督做得好，使监督无处不在。香港廉政公署许多行之有效的反腐办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如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等。不必讲兑现不了的空话，少唱高调多办实事。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超过英国或法国总人口，入党做官，什么样的人都有，个个都具有先进性不太可能，“三讲”、“保先”其实仍然是“社教”旧思路，老一套的意识形态灌输说教既效用递减，思想教育并不能保证党员个个都自觉抵御“糖衣炮弹”进攻。古代圣贤孔孟强调君子小人之分，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为目标，而在行为方式上又是理性的。官僚也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理性人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保证官员忠诚于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要借助于外部制约，对任何人都一样。由此看来，我国反腐败的持续深入，还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旧的教条框框，吸取各国成功经验和世界政治文明成果，不仅要制度创新还要有思想理论创新，特别是抛弃意识形态包袱，不对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恐怕难于进行制度创新。
2005年11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