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公法评论。原编者按：本文经过技术处理，请吴稼祥先生及读者原谅。
如果把联邦主义立场比作一条板凳，那么，我最近发现，坐到这条板凳上来的尊臀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它们有的本来属于政治观点相当对立的脑袋。作为江泽民先生京外智库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也有人作为汪道涵的被咨询人员，研究过联邦制问题。我本人，也坐到了这条凳子上来。而我，关心过80年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也许知道，曾经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虽然与民主改革的立场最终一致，但肯定与联邦主义的立场风马牛难相及。
我从1989年入狱后，便开始反思新权威主义。反思的结果，我发现，六四前不少批评新权威主义的朋友的观点是对的，新权威在与自由的“蜜月”期里，完全有可能掐死自由“新娘”，并与法西斯主义“偷情”。进一步的研究使我想到，一个多民族的专制大国面临着“统一与民主”的两难选择困境，这是自由与权威的张力造成的。摆脱这个困境的一个选择是联邦化。我于2000年赴美做访问研究，将我在狱中的思考写成《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于今年7月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不问可知，我是一屁股坐在了这条板凳上。
某些研究中国宪政改革的朋友们可能发现，他们的凳子和联邦主义的凳子有交叉点，他们与板凳面相接触的部分也向这个交叉点挪动。柳大正先生友在大纪元网站和21世纪基金会的网上刊物“议报”上发表系列短文，从规范层面为联邦主义刻划边界，介绍西方的联邦主义思想，探讨中国的大一统问题，看上去，宪政理论功底颇为深厚。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读硕士学位的陈小平先生，据说准备将民国 初年流行的“联省自治”思潮作为他的论文题目。他原来任教中国政法大学宪法教研室，研究宪政问题累月经年。他们的落坐，使联邦主义的凳子加长了许多。
耐人寻味的是这条板凳向中国大陆内部的延伸。2000年中山大学在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肖滨突然对联邦主义问题深感兴趣，读了很多书，想了不少问题，摩拳擦掌地回去要写一本研究联邦制问题的书，他的书可能是要坐在这条凳子上写了。还有个名叫刘海波的人，写了篇名叫《“规则与秩序”和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的长文，兴致勃勃地提出了“宪政联邦主义”的主张，他怀着重新发现这个问题 的喜悦问道：“我提出宪政联邦主义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这是否是一个过于激进的、过于重视理性设计的想法，是种致命的自负？它是否有现实可行性？”可见，联邦主义对于他，似乎是条比婚床还让他激动的凳子。另一个重返学界的王天成，猛然迸发创作激情，要“四论共和国”，对联邦制进行思考。国内的“公法评论”网，设有“联邦主义专题”，给联邦主义的凳子提供了不少座位。
如果说国内从政治上研究联邦制的人还没有登入大雅之堂的话，那么，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则为从财政问题上研究联邦制的学者设了不少雅座。最近，新加波南洋 理工大学博士陈抗，美国马里兰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钱颍一都前去落座，讲演中国90年代的“财政联邦制”问题。这些讲演，还被做成学术简报，或上报政府机关，或流布网络世界。
粗粗浏览一下联邦主义这条在不断延伸的板凳，和坐在上面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我忽然觉得，如其说它是条凳子，不如说它是座桥梁，是条彩虹，跨在人类思想的条条鸿沟之上。联邦主义思潮在中国语境中兴起，是一个让人欣慰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学者和思想者们，渐渐在摆脱极端思维，慢慢接受了兼容思维。联邦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协调（balance）”与“磋商（negociation）”，而不是对立与你死我活。
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说，联邦主义的凳子，是大家能坐下来协商谈判的凳子，它的延伸，也就是中国希望的延伸。从战场到街头，从街头到谈判桌，说不准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
2001年11月27日于美国麻省康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