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型与现代化问题是困扰了国人百年的老问题，政治的现代化更是其中尤其棘手的问题。对中国政改和中国转型，需要在民族民权民生全局视角下，立足几千年的中国国情和百年中国的国情进行整体、全盘的考量（要注意有两种“国情派”，一种为固步自封辩护的“国情派”，另一种是更务实地寻找中国转型方案的“国情派”，本文支持后一种“国情派”）。本文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当然也只能算是列出了一个提纲。
一、对民族民权民生的新解与全盘统筹兼顾
“民族民权民生”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用语，本文根据百年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情况对这六个字的内涵做了新的解读。
（一）民族
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权益是“民族”一词在这里的内涵。不可否认，外患对近代中国失去民族自由作用甚大，只是欧美国家自己不会承认，毕竟现在它们扮演的是人权卫士形象。而古代中国外患比近现代中国外患的危害大得多。古代中国在外患面前有亡国灭种、民族灭绝之凶险，近代以来的外患主要是从领土上、物质上和精神上伤害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减少了很多。近代以来大部分列强对中国一般没有征服和奴役的野心，也难以实现对中国的奴役，1937年日本妄图挑战这一底线，不只是要中国屈辱，更要征服和灭亡中国，结果唤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族决一死战的护国决心，使日本以失败告终。
“中华”主要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概念，其所指的内容几千年来不断在伸缩变化，但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却一脉相承。经过几千年的考验，现在的文化中国及其所指已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感，很难再分裂，当然边疆的情况特殊一点。
现代中国的外患主要表现在边疆和国际空间、海外权益方面，现在的中国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其主体部分也即文化中国也没有分裂的危险。当然，中国是一个连基本的边疆和统一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但同时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的特殊大国，是一种很特殊的处境和特殊的存在，这种现象挑战了很多传统的理论和传统的定位。当代中国层次不穷的边疆领土纠纷主要是大一统帝国结构留给后人的负面遗产，这些领土纠纷虽然没法对中国产生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却极大地牵制了中国人的神经，也极大地牵制了中国政府的施政，也完全有可能对中国的转型形成不小的牵制，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这一点是比较被动的。
所以说中国政府必须要有力量，太弱的中国政府是支撑不起这个内外双重压力的大局的。世界上有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可以很弱小很微弱，比如瑞士，但瑞士却没有别国来严重威胁其生存，但中国向来没有这样的运气和福气。所以中国不能和这样的国家比。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自治和分权永远不能和瑞士那样的国家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注定必须比瑞士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很多才行。
（二）民权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同胞的民权一直不足，每一天都有很多人保不住自己的尊严、保不住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当然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张者萧功秦先生和郑永年先生都大致主张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再政治改革，也有一部分亲体制人士认为可以等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后再来多考虑民权和宪政民主。但是过去和现在每一天，因为民权不发达而产生大量侵权事件，一部分同胞因此而消亡或饱受身心伤害、权益受损。每拖延一天，受害者的数字就会继续增加，大量的冤假错案和数量庞大的访民群体及他们经历的苦难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民权和粮食、衣服等民生产品一样也是生活必需品，缺少这些也一样会得病、受伤甚至死亡，和饿死、冻死类似甚至等效。
（三）民生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生建设的成就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饥荒、寒冬、瘟疫和严重疾病等，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引发大批量的人口减少，饥寒交迫时人们易子相食、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例子数不胜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厚生传统使传统中国的民生悲剧减少了很多。中共在半殖民地半专制社会的分裂战乱、军阀割据中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国内大小军阀拥兵自重的乱局，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稳定环境，逆转了自晚清以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困局。国人的统一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
在贫穷落后的国情下，1949年以来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大力推动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防力量的空前增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振奋了国人的士气，使国人一百多年的民族复兴梦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才真正消灭了饥饿，大大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大大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健全了对新生婴儿的保健体系，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农村从过去没有公路、没有通电、没有电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到现在样样齐全。从中国广大农村的变化，更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中国政府的厚生传统在当代还在继续发扬光大，这从中国政府对地震、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灾民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救济就可以看出。可以说中国政府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面前对民众的安抚和救济已经到了很积极、很卖力的地步，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
当代的新民生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还可以涵盖到劳工权益等领域。若能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救济机制完善后，再进一步缓解这些问题，则是民族幸事，也是下一步需要大力改善的事情。
2.在坚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前提下主动走向新民粹主义
（1）对极左民粹思潮的剖析
正如古代平均主义民粹思潮往往在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突出的时期引发农民起义一样，极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再次崛起，也与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较多有关。可以这样说，哪里有较多的苦难，哪里就有极左民粹思潮；哪里有较多的不公，哪里就有极左民粹思潮。可以说哪里有严重的不公，哪里就有更过激的反应；与其卖力地反对过激，还不如卖力地限制不公。与其卖力地反极左民粹思潮，还不如卖力地反苦难、反不公更管用。不重视缓和社会矛盾，不重视维护社会公正，只是一味地、舍本逐末地反对极左民粹思潮，效果始终有限。如果一个社会的很多中下阶层民众都过得很苦，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怎么指望他们能一直保持克制、保持宽和呢？换成现在的某位精英一下子陷入生活困境，比谁都更累，比谁挣的钱都少，眼看着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他又能多温和、多包容呢？
极左民粹思潮其实是对社会不公和苦难的自然反应，代表着一种不愿无动于衷、不甘心忍受的精神，比坐以待毙强多了。对此也不能一味地强调让人克制忍耐，而是要努力正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公正，努力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如果社会更公正了，贫富分化没那么严重了，社会的中下阶层日子好过了，哪还有那么多人去相信极左民粹思潮呢？这就好比在灾荒年月，一下子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沦为乞丐，这样一来乞丐和乞丐的想法都在社会上变得很常见。于是有人就提出要反对丐帮的快速扩张，反对丐帮思想的蔓延。很显然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没有找到问题的要害和根源，只有找出使民众沦为乞丐的原因并加以解决，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不用当乞丐，丐帮才不会快速扩张，到那时丐帮思想想要蔓延都难。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民粹思潮和儒家民粹思潮都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而且在当代中国还继续发挥着影响。左派的民粹思潮有助于凝聚人心和人力，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贡献很大。在中国这种分裂容易统一难的国家，在还没有找到更能够凝聚人心、维护团结的工具之前，左派民粹思潮还不可轻易抛弃。这种民粹思潮对维护团结统一意义重大，而且这种民粹思潮也在和国家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一起奋力维护着中国的集体人权，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对抵抗外国侵略意义重大。
（2）对极左民粹的改造与走向新民粹
如上所说，左派的民粹思潮还有部分价值，只不过要多借助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来对左派民粹思潮的负面影响加以限制，增强一下这种民粹思潮的理性色彩，减少其偏激极端特性。经过理性和科学改造的这种民粹思潮可以称之为新民粹主义思潮。这种新民粹主义思潮兼具左派的良心和右派的理性。
实际上，左派的理想主义正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性精神不够。正如右派所正确指出的，使民粹主义遗产如国企等进一步膨胀，并不能实现左派所期望的社会公平理想，只是使他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和慰藉而已。
而右派的理性精神也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想精神不够。实际上，左派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理想缺乏、保障缺位等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而这些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得到解决。相反，肉眼的直观感受是市场化进程反而让很多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右派的理性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且让公众反感。
所以我国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综合了左派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右派的理性精神的新民粹主义。这种新民粹主义一方面重拾左派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又重视理性的学习和思考，懂得单纯地增加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如国企等）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相反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并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新民粹主义也在用其理想主义弥补右派市场化主张的不足，正确地认识到市场化不可能自发地解决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在市场化进程中也需要注入理想主义气息，实施一些理想主义政策和福利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俗地讲，新民粹主义强调一边推动市场化进程一边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事业，绕开国企等传统民粹主义遗产直接提高全民的福利水平，使普通公众直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福利，而不是把虚幻的理想和资源全部寄托在垄断型国企等传统民粹主义遗产身上。
只有趁早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不断提高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具公平性和平等性，才能在将来不受制于社会保障，才能在将来避免国家被徒具理想气息却严重缺乏理性精神的古代平均主义思想所俘虏。所以与其到处打压极左民粹思潮而难以打压干净，还不如正视民粹，主动改造极左民粹，主动向民粹部分靠拢。在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和坚持推进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向左派民粹思潮的部分靠拢并不会引发极左民粹的那些可怕的危害，但却既可以像打了预防针那样使国家在极左民粹思潮面前更有抵抗力、免疫力，又可以分化极左民粹思潮主张者的力量，还可以凝聚人心和国力，可以说是一举数得，比简单地打压极左民粹思潮要有用得多，也有助于中国走向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兼顾发展的新局面，从而增加中国走出“治乱循环”和“历史周期律”的胜算。
无论是萧功秦先生主张的从经济起飞到加强社会保障实现均富再到宪政民主，还是郑永年先生主张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步走，都突出了民生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对完成中国转型的重要性。这一点确实至关重要，民生艰难则平均主义式的极左民粹思潮就会泛滥；为了抵制极左民粹思潮并维护秩序，极右又会兴起。当年智利的右翼皮诺切克通过政变取代左翼的阿连德就是类似的例子。这样一来，中道理性、温和包容都会丧失。所以高度重视民生，高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大力维护劳工权益，甚至在坚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前提下用新民粹手法来重视民生、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都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一来才可以分化极左民粹派的力量，大大缩小极左民粹思潮的市场，进而使极右崛起的动力也消弱。所以民生建设是抵制极左和极右的重要办法。当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是大力推动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和加强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举措，稳定了社会的底层，同时也压制住了当时在美国已经出现苗头的右翼政变分子，使美国没有上演智利的例子。
二、反复出现却从未被超越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是多次反复出现的，至少宋朝的近代化色彩已经比较强，但却中断倒退；明朝的近代化色彩更强，但也中断倒退。清朝末期，中国又再次快速启动近代化。中国从来都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不缺GDP世界排名前列的光辉业绩，中国一直缺的是对人身和产权的保护，缺的是和平稳定和对公权力的限制，缺的是稳定性和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足够的保障。公权力、土匪和外患战乱都随时有可能入侵私人领域，以至于公权力一家独大而没有土匪、外患、内乱的时代基本就可以称之为太平盛世。
中国至今尚未走出近代史，但确实实现了局部的现代化（残缺版的现代化）。
（一）内乱式治乱循环
中国历史上主要上演两种内乱：来自底层的农民起义与来自上层的统治集团分裂内斗（如西晋八王之乱）。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战乱环境下，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和生产大倒退，很多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进步元素都被毁坏殆尽。等到天下安定之后，一切再从头开始重建，然后人口增加、粮食增产。就这样一次次循环。上面提到的高度重视民生和社会改革的新民粹手法可以很好地解决来自底层的起义这一内乱。但如何缓解上层统治集团分裂内斗之患，则还是难解的问题。
（二）外患式治乱循环
如上所述，古代中国的外患非常严重，中华民族经常有被灭族的危险。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抵抗住了匈奴、突厥等凶悍民族的威胁，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虽然多灾多难，不算很幸运，但和历史上很多个彻底灭绝的民族相比，能够存活下来已经算是很幸运了。但还是有一些朝代亡于外患。
虽然满族和蒙古族后来都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是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朝入主中原，对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倒退效应仍然不可忽视。文献资料显示，北宋和南宋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已经比较近代化，但是被落后的游牧文明取代后，游牧民族还要先经历一个向汉族学习，逐渐汉化的过程，然后才能在汉族原有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对游牧民族来说是一大考验，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是一次次重大的倒退和延迟。好在元朝还算延续了宋朝对外开放的风格。到了明朝，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征进一步显现出来，江浙的纺织业发展到接近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阶段；在文化方面，带有强烈近代风格的市民文学兴起，小说中杜十娘的一些句子已经展现出市民的独立意识和自信风格；而且明朝思想家反专制的思想已经很醒目。可惜明朝在内部农民起义和外部压力的内外交困中灭亡，由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族入主中原。清朝更加封闭而内敛，闭关锁国，明朝出现的很多近代化因素不仅中断而且进一步倒退。然后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又再次重演之前经历过很多次的人口增加、粮食增产的故事。
（三）近代以来外患的变化与新利害观
但是，近代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来自海上的外患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屈辱，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和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传递出很多负能量，而且传递出很多现代文明的正能量。晚晴时期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大变革：对外开放、重商、推动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发展等。清末到现在，现代金融家、律师和媒体人这些现代职业不断涌现并渐成气候。
纵观百年中国的转型历史，中国的转型就算不得到欧美大国的支持，至少也要努力争取不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若主要大国反对中国的前进，则中国不仅易陷于内外高压，而且转型也很难成功。和美国、俄罗斯、欧美这些主要大国的关系就是中国最需要协调好的关系。
在中国，看似中道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更难存活，要么式微要么在重重压力下异化为专制力量，相对来说不那么中道的、很亲英美的自由派更轻松一点。所以在中国应退而求其次，中国人要想让国家转型和现代化更有成功的可能性，更应该选择亲英美的自由路线。当然同时也需要对国家利益、国际冲突和边疆统一问题有一定的清醒认识，不做那种舍弃一切、头脑简单一头扎进英美怀抱的事，而是要既亲英美又有所保留，在民族主义自由派和亲英美自由派之间有所折衷，在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核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亲英美。
虽然美国和中国有很多恩怨，在当代更是频频威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对一个负担沉重、不算幸运又要艰难转型的大国来说，强势地和美国对抗后果很可能会更糟，顽强地和世界上最发达的超级大国对抗，只会使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高压。在缺乏宽松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中国的转型只会更艰难，更容易失败。这就需要我们树立一种新的利害观，既要勿忘历史，同时也要一切以“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最大利益为重”，而不是一味地让未来的中国继续完全被过去和现在的仇恨所左右，这样只会使中国形成更强烈、更长期的恶性循环，形成一个从不利处境到更不利处境的路径依赖。
（四）急促追赶的发展主义和数量型功利主义当道的百年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感觉到中国的落后，开始奋起直追，这种追赶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急促追赶的发展主义思路和苦大仇深、救亡图存的心态，使中国的国力复兴和宪政民主在这一百多年里显得很急促、很功利，而且救亡图存和国力复兴的目标经常压倒民权目标，使中国一直没有走出数量型功利主义的误区。
国家统一稳定、国力复兴和宪政民主这三个目标在中国并非那么兼容，甚至经常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相互冲突。不同的中国人对这三个目标孰轻孰重有各自的判断，并因此形成了对不同政权的不同评价。在一部分自由派人士看来，今日中国不如国民党当政时那么自由，然后国民党当政时期不如北洋时期自由包容，北洋时期不如晚晴立宪时期那么“欣欣向荣”。这种逆向崇拜现象很显然只是重点采用了宪政民主自由这个指标进行评价，而忽略了国家统一稳定、国力复兴这两个也很重要的指标。实际上，当我们把国家统一稳定、国力复兴和宪政民主这三个指标综合起来对晚晴时期、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和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进行评价的话，就会发现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样，国家统一稳定、国力复兴和宪政民主在近代中国和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兼得过，这几个指标至今在中国难以兼顾。但是对中国来说，无论再难兼顾，也要想办法兼顾这几个指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在民族民权民生全局视角下探讨中国转型问题的原因所在。
三、国家结构形式的困局──单一制与联邦制，采用地方分权式中央集权制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进行折衷
国家统一稳定、国力复兴和宪政民主这三个目标难以兼顾，使一些自由派人士一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羡慕国民党，一提到国民党就羡慕北洋，一提到北洋就羡慕晚清。这种内忧外患双高的格局对中国非常不利，传统中国内部统一安定难，外部有外患且维护民族权益的压力大，再加上贫穷和天灾人祸，使中国难以走出治乱循环也难以走出近代史。
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绝不可能出现苏联那么严重的解体与分裂，也许会出现地方主义抬头一阵子的现象，但绝不会分裂得那么严重。其主体部分应该说是安全的，就是新疆和西藏挑战大一点。至于台湾，在大一统时期本来就是分治状态，改革后只是不得不失而已，不能认同因为改革而分裂一说。今日中国的主体部分是不会分裂的，隐患只在边疆。关键是欧美大国不承认、不默许中国的领土完整，为了保护领土完整中国不得不承受高压，在这种情况下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小。与其他因为人权问题被西方打压的国家不同，中国既受西方人权打压，也受到领土完整方面的严重威胁。西方的目标一是促进中国的不统一，二是推进中国的民主人权。它们没意识到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内在的联系、内在的矛盾。它们的前一目标是中国转型的重大阻力，但西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的后一目标则是中国转型的助力。
从中国历史来看，秦朝推行郡县制大一统过急，消化不良导致速亡。西汉折中了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用半集权半分封制作为过渡。从此西周和春秋时期包容共存的观念被战国的兼并（有你无我）单一观念所取代。此后多元共存似乎已过时。但也要看到，中国向来是一国多制，古代中国是郡县制+分封制+土司制+藩属制构成广义的朝贡架构，但发展到后来，中国的中央集权单一制越来越居主流且集权部分有增无减。但无论西周及之前的分封制，还是后来中央集权单一制为主的一国多制都没能缓解稳定压力、统一压力，也没能走出治乱循环。后来国民党的变质，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统一压力太大，使国民党为了谋求统一承受了太大压力并产生异化。所以要想走出此种治乱循环并成功实现中国的转型，非变更中央集权式单一制不可。
国家结构形式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分为中央集权式单一制与地方分权式单一制。为缓解中国的统一、分裂、活力与自由问题，有人提倡中国采用联邦制。但是与联邦制国家不同的是，那些联邦制国家是基于历史和自然的联合而创建的。而中国假如想走联邦制，则要将原来已结成一体的各省关系重新拆分并重组。这从技术上讲非常复杂也徒增了很多难度，而且听起来也很古怪、很莫名其妙。为了缓解中国的国家统一压力和缓解大一统对国家活力、民众自由的压制，确实很有必要考虑改变中央集权式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否则很难走出几千年的恶性循环，也很难兼顾国家统一稳定、国力复兴和宪政民主这三大目标。改革后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地方分权式单一制、联邦制还是其它创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再细加钻研，但至少要对中央集权式单一制有所改变。
要注意到，在民主自由人权尚未发达的阶段，若三十几个省级行政区被拆开，很有可能不过又是三十几分之一的大一统集权缩小版。如果拆开时各省区大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则难免成为又一个割据自重局面。所以即便要松绑，也首先要在各省区民权得到伸张的前提下进行。要在很确定地看到各省区有民主人权而不会权力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时才能进行此项调整。即便民主选举，中国的大部分省区都不会独立，但这一过程中要采取种种制度限制极少数谋求更大权势的政客的分裂野心。例如苏联全民公决时，绝大部分人支持保留联盟，联盟却被极少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分赃式的小会议瓜分。所以中国强行拆分为联邦制也极为费力，先拆分再收紧本身不是一件自然、轻松的事。折中的办法是变更为地方分权式单一制（如法国），同时规定各省区之间无权缔结准国家层面的联合、分裂等性质的合约。另外中央分权的对象可以更多元化：个人、公民社会、社区、NGO、行政区之外的司法区、经济区、环境监察大区等都可以成为中央政府分权的对象。而不必只是停留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这个单一关系的思路中。
总之，通过部分分权来给中央集权松绑，从而缓解统一压力、稳定压力，给自由更多的生长空间。为了限制各省区的权限，可以多推动县政自治。在省区选举尚不敢推行前，可以多推动县政自治。届时出于国家统一考虑，可以实现由村到乡镇再到县的选举民主，县以上再酌情考虑。可以延后几十年实行省区选举，但一定要实现省区选举，否则就有可能存在俄式任命制复归而民主倒退的隐患。
四、时局与社会思潮
（一）社会思潮与思想版图：辩护系、治愈系、酱油系和调和系
1.辩护系、治愈系、酱油系和调和系
（1）辩护系（辩护系是在中国判断左右的坐标原点，或者说居于坐标中间，毛左觉得辩护系太右，自由派觉得辩护系太左。）
辩护系一般认为国家很好，没有生病，现在的政策和路线都是光荣正确的。当代辩护系以邓小平理论为基底，以中国模式为集大成阐述，分为官方意识形态理论上的成建制理论辩护与何新、宋鲁郑式的日常机智辩护两大组成部分。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减弱和淡化，官方意识形态理论话语+机智辩护者的机智辩护话语将会成为现在和未来辩护系的主要辩护模式。辩护系和邓小平理论相通的地方很多，但区别也是明显的。辩护系对1949年以来60多年的历史是持整体肯定和美化的态度，以中国模式为立论中心。
辩护系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和新保守主义以及后来的部分新左派思想都曾成为辩护系的组成部分。辩护系不断随着官方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做出调整。假如有一天“宪政民主”也成为官方路线，那么辩护系也会将其整合进来为之辩护。所以对辩护席需要抱着动态灵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2）治愈系
治愈系一般认为国家有病，需要开出药方加以治疗，根据药方的不同分为左中右各派。毛左派、新左派、回归新民主主义、自由派、新儒家、宪政社会主义等都是治愈系中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其中毛左派中的保皇派、新左派、回归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和官方的观点亲近一些；毛左派中的革命派、自由派和官方的观点距离远一些。新儒家不同的代表人物观点有差别，有的更亲体制，有的更远体制。还有一种亲体制的自由派（改良派），宪政社会主义派就是一种亲体制的自由派。
自由派内部的分化竞争也很激烈，如左翼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一部分成为新保守主义者，一部分还是政治自由主义者）、政治自由主义、普通法宪政主义等，
还有一种一般被忽视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既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自由派）。
1949年以后，传统儒家的绅士与乡土自治已经荡然无存，所以目前来说儒家宪政不仅不自然，相反还是一切从头开始的纯粹建构行为。只不过这种回归本土资源的普通法思想可以启迪一下当下罢了，其主体部分已如方绍伟所说自陷社会工程学和计划政治的悖论。
至于民族主义，同意高全喜驯化民族主义的观点，每个国家对外都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只要不过激、不狭隘即可，而不是说要完全摈弃、完全压制民族主义。至于民粹主义，对极左民粹主义可以用新民粹手法加以分化和限制，从而以社会保障防极左。至于国家主义，主张进行折中，综合第一代富国强兵硬件国情观和第二代软件国情观，兼顾富国强兵和民众权利与民生。而不是说要完全抛弃国家主义，也不需要完全否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成就和重要价值。
新左派和老左派反对大资本，警惕市场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也很对中国的症。中国当前正如邓正来所说，是权力与资本双重不受控。与之不同的是，精英自由派亲商反公权力，另外有一部分草根右派则是既反对不受控的大资本也反对不受控的权力，算是对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主张进行了折衷。总体来说要在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稍加限制资本和市场的危害。
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可作为官方渐进转型时期重要的意识形态创新资源，补充和改善官方意识形态，但这需要对宪政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性吸收与整合。总体来说，宪政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可以用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理论回缩与创新的工具和思想资源，有相应的标签价值，是一种思想武器、理论武器。至于其具体的政改制度设计则是其次，这一理论主要是在理念和思想上为官方的渐进转型辩护和指路。所以华炳啸先生等人的理论贡献很大。
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先生主张分阶段实现中国转型，比较务实和折衷。但萧功秦先生使用的“极右”概念是不妥的，主张非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一种极右思想。实际上有两种极右，寡头式的极右（蒋介石政权）和纳粹法西斯式极右。自由主义不是极右。
极左和极右都是暴利崇拜者，是在人权民主有些气候的近现代环境下为了硬化国家、回归权力主导型国家体制而采用的一种“意识形态+行动”组合。毕竟在近现代，单靠行动已无法实现暴力化的倒退，所以迫切需要意识形态来帮助实现倒退。这种意识形态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都是为了抵制近代以来的人权、民主、自由意识，也即是为了压制自由主义。所以对自由主义的深入宣传非常重要。同时揭露极左和极右的本质和各种表现形式也极为重要。只要这两种极端情况被压制住，则暴力化倒退无法实现，国家就会越来越软化、多元化、职业与阶层多元化，这样会使社会更进步，任何威权的统治成本都会不断提高直到无以为继。
虽然法西斯意义上的完全极右政权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很难在中国出现，但近似蒋介石政权那样的、或者意识形态色彩更弱的类似韩国军政府那样的偏极右政权则不难出现。要警惕极左、极右的各种旧变种，也不排除今后会出现它们的新变种，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
（3）酱油系
酱油系一般持一种和稀泥的态度，不直面现实，经常装蒜，立场模糊，不直面提问和追问，谁也不得罪，甚至连“谁也不得罪”这一立场也较为模糊。有人认为酱油系是辩护系的帮凶并成全了辩护系，但酱油系本身并没有那么坏，也没那么丑恶，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够客观的，过于偏激。
（4）调和系（折中系）
宪政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回归新民主主义和其它体制内改良派，都带有较强的调和色彩，可以被视为调和系。
2.四系之间的边界并非固定，也是在不断变化
上述四系之间的边界并非固定，也是在不断变化。例如辩护系会吸纳一部分治愈系和调和系的思想，调和系也会吸纳一部分辩护系和治愈系的思想，辩护系的表现会引发治愈系相应的反应和变化。
（二）时局简评
1.多元社会的多元阶层。经典理论下的高度同质化人群与高度同质化社会已不复存在。目前的中国有很多元化的社会阶层，也是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
2.思想多元化与意识形态多元化（多种社会思潮并存争论）。这种局面是不断冲破限制而在事实上实现的，并非官方主动促成的，而且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改革开放以来，官方确实为开明包容多元环境的生长提供了较大的余地和空间。
3.更多的言论自由（变相消除了报禁）。报禁和言论禁的突破也是如此，从边缘地带和网络开始松动，先是实现打了折扣的解除报禁和解除言论禁，逐渐从边缘扩展到中心，使言论禁令和报禁部分解禁，微博、论坛和网站部分承担了过去报刊、电台、电视台承担的功能。
4.监督权的发展（变相发展了选举民主之外的参与式民主）。互联网上的论坛、微博强化了监督，使事情向更公开、更透明的方向发展。但目前的监督战处在战国阶段，混乱、不确定，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激烈博弈。有的监督者因此被打击报复甚至灭口，但有的被监督者也被免职处分甚至移送司法机关，充满了不确定性，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面临不小的风险。这种监督迫切需要确立基本规则和秩序，想办法早日结束监督领域的战国状态，这一切都需要体制更有弹性和包容能力，将这些新变化、新情况整合进体制，以免矛盾冲突失控。总之，越来越受限的权力与越来越强的监督是现实也是大势所趋。
5.司法独立还远远没有实现，但积极公民阶层（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基础和榜样）兴起和壮大，并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互联网民和公知、时评作家、律师、传媒人、维权人士的团结协作互动更为密切，他们之间的密切互动使纸上谈兵和实践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淡化，知与行被密切结合起来了。
五、动态旋转学术观
（一）根据官方和辩护系的开明程度分情况讨论
官方对自由派的态度和对政改的态度如何，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出现下面这六种态度。
1.严厉打压自由派
2.轻度限制并打压自由派
3.维持现状，不支持也不打压自由派（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
4.党内民主扩大化层次上的开明善治低度政改
5.人民民主扩大化的中度政改
6.全面的高层次政改
（二）根据民众一方对当局的态度分情况讨论
1.有革命派出现情况下，是官方与革命派、改良派三方博弈（革命派出现之前，只是一个泛自由派的概念，革命派出现之后就分化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当然革命派里面也有非自由派）。
2.没有革命派出现的情况下，根据民众对当局的态度分情况讨论
（1）社会矛盾缓和，民众对官方的不满较少
（2）社会矛盾较严重，民众对官方较为不满
（3）社会矛盾很严重，民众对官方很不满
（4）自由派与改良派的施压强度：①温和呼吁；②激烈呼吁；③更激烈的言行推动。
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很多种不同情况组合的博弈，不同的博弈情况会有对应的政改方案出来。如党内民主层面的政改方案，体制内视角的政改方案，体制外视角的政改方案，两派博弈下的政改方案与三派博弈下的政改方案等。
所以在这种不确定性较强的时代，需要一种动态立体的学术观来进行政改研究，从而动态地考虑各种情况下的政改研究和政改方案，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灵活调整和旋转。但是无论如何，各种情况下的理论供给应当相对过剩才好，这样最安全。毕竟中国的政局保守，政改研究本身就带有以理论创新和理论先行补实践之短板的目的，这也是当下中国学者们应该做的。如果理论供给不足，那就更危险更被动了，毕竟实践本身就是短板的，若是理论供给也不足，则是理论与实践双短板，情况只会因此更糟。
六、政改的高中低目标与专论党内民主
在君主制之外，更多人分享政治权力，就可以称之为“共和”，“共和”水平下分享权力的人比民主水平下分享权力的人少一些，但和世袭君主制和一人独裁制相比则是很大的进步。目前的中国正在从低度共和向更高度的共和发展，党内民主的扩大化可以进一步提高共和水平。当然这与完全的民主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一）政改低目标
党内民主扩大化，更高度的共和+更发达的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目前意识形态多元化已实现，但还有官方指导思想，可以着手开始逐渐落实权力稍稍受限的低水平宪政。
（二）政改中目标
半共和半民主（党内民主扩展版），赋予了人民选举权，但只有党员有被选举权。明确定位全国人大主要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不再宣称人大的权力无所不包，被改造为国会的人大部分实权化，以便强化监督，从而实现低水平宪政+更宽松的言论环境+更多的各类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半独立的司法+先放开NGO，逐渐放宽结社限制。
（三）政改高目标
完全民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公民。国会代表完全实权化，但实行国家主席（总统）共和制政体，强国家主席（总统）加上半软半硬的国会监督，错开放开结社禁和集会禁等。
（四）专论党内民主与政改之间的关系和可能的前景
中共是执政党，故推进中共党内民主相当于间接提高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以越南的情况来看，党内民主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选举、监督、制衡和问责都可以达到很可观的水平。由于中共高层近年来是集体决策，难出现蒋经国式的威权人物，故寄希望于威权人物开明改革的可能性很小。在缺乏蒋李之类人物的情况下，扩大党内民主不失为折衷和变通的民主化办法。但也不排除朝中出现部分开明人物，或明或暗地对民间的开明进步略加推动。
党内集体决策机制既阻止了进一步的进步，但也阻止了大的、恶劣的倒退，有双向制衡的效果。这主要维持一种中庸的现状，非极左也非极右。党内民主扩大化可以获得一种类似共和的效果。这样一来，中国转型历史就可能经历家天下—党天下—党天下共和—党天下宪政—宪政民主路径。这是党内民主推动宪政民主的路径。党内民主扩大化之后，党首和党中央权威弱化，更多的中高层党员分享了更大的决策权。这对基层党员和边缘党员影响不大。党内民主的诸项举措强化了党代表的监督职权。同时党代会本身的民粹色彩和民粹空想成分远不及人大，故推动党代会的实权化是更可行的路径。以后要进一步强化党代会的问责和监督职能，一旦党内分享权力的党员比例扩大，相对来说整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就更高了。一手遮天的人更少以后，党内外的不同思想、不同人群就有了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也会促成整个社会的气氛更加多元、包容。要意识到党内民主每往前推动一步，都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就是在走向更高水平的共和，也在更加向民主迈进。届时高层更像从很小圈子决策到中等圈子决策。但是推进党内民主过程中还需要警惕一无民主、二无稳定的隐患。
当然对政改来说，有党内民主路径，也有人大实权化等党外路径。对这些需要一个整体谋划。若确定重点在党内，则暂缓党外的人大实权化等方案；若确定重点在党外，则暂缓党内民主的逐项举措，不必同时进行。既然党内改革不敏感一些，不妨以党内民主为主。对人大，可减少一部分官员代表，多增加一些民众代表，允许出现少量专职人大代表，适当增强人大的监督权。政协不必实权化，就这样继续摆放在那里即可。同时要考虑到党代表实权化和人大代表实权化带来的经费、协调、政出多门等压力，对此要提前有个统筹安排，不妨以党代表实权化为主，人大稍微实权化即可，以免数量庞大的两种实权委员满天飞，扰乱人脑，难以招架。
未来的中国以其复杂性，可以考虑强国家主席弱国会制。高福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以俄罗斯为例，论证了这种强总统弱议会体制的价值，但也要考虑到实行此体制的俄罗斯因为对总统缺乏有效监督而民主开倒车的问题。所以未来中国国家主席的职权不应如同后期叶利钦那么大。届时中国国会议员职权也别太大，避免民国初年议员把政坛搅得一塌糊涂的现象。总之，相比较于毫无监督，折衷地先接受一种弱监督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以后再逐渐强化监督。在律师、传媒、公知等力量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即便议会只能弱监督，也可以和这些力量一起发挥不小的作用。
另外，一党主导下的公推直选可以从乡镇进一步扩大到县市，只要还在党内进行就不太敏感，也起到培养民主素质的作用。目前乡镇公推直选试点已经很多，这是好现象，但速度可以加快，规模可以扩大。如果不放心地方自治或不放心地方选出的党员首长，可以在开头的五到十年内实行特派员制度，加以监督和牵制，同时促成央地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以后再逐步撤出特派员。
总之是以种种有利于权力的折衷和妥协，完成权力入宪与权力弱弱受限，只要以后的局面比权力绝对不受限好一点即可，从而积点滴之功渐进变革。只要能使党权受限成为现实，使党内民主进至共和地步即是重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