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会，是谈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政治家，特别是政论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现代的时期，或者说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所以梁启超是一个过渡人物。他本人很清楚这一点。所谓过渡时代，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就是两头不到岸。
为了说明梁先生在这个过渡时代所起的作用，我想通过以他和比他晚一辈的胡适作比较，使梁先生的历史作用及其特点，显得更明晰一些。因为胡适也是这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胡适在评论当时学界人物时，曾明确地把自己划入与梁先生同属过渡性人物。虽同是处于过渡时期，但因其家庭、教育、及人生轨迹不同，而各显出不同的特点。
早在数十年前，就有人做过梁、胡两人的比较。就中以台湾的张朋园先生为最早。我本人也在28年前写过胡适与梁启超的比较文章。我今天不想全面、系统地谈这个问题，以免重复。我想就我从前的文章提到而未充分展开的两点，在这里再谈一谈。
中国过渡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
梁、胡两人都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努力做到中西结合。这是没有重大分歧的。但仔细分析他们的言论著作，可以发现，两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28年前我写的那篇《胡适与梁启超》一文中，我曾说到，“梁启超的旧学根底终究要比他的西学根底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而胡适则恰恰相反，他所受的系统的西学教育与训练，使他牢固地形成一套西方式的观念论与方法论，旧学对于他只是供其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
这就是说，两人的立脚点不同。
梁先生是以中国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学于我有用的东西。胡先生则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发展起来的一套东西应是全世界的人都需的。所以他是以西方的标准来对待中国固有的东西，与西方的标准相合或相近的东西，就加以发扬，相反则毅然舍去或置之不问。
这一点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梁启超对此书的批评看得最清楚。
胡适极端重视方法论，他认为西方之工业及各项事业，尤其是其科学、学术之发达，是由于他们特别重视方法论。他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也就特别把方法论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讨论。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先秦思想家、哲学家的方法论的，而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在此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梁启超虽并非完全不重视方法论，但他更重视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都特别重视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要撇开宇宙观与人生观，那就完全显不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所以，他对于胡适只重视方法论而不重视宇宙论与人生哲学，非常不满。他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书中“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肤浅或谬误。”
胡适对中西文化问题有一个根本的估计，他认为，西方文化比我们自家的文化向前多走了一步，他们进入到近代现代，而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古的时代。所以，我们应当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既然要学人家，自然是要以人家先进的东西为目标，去仿效。仿效得多了，熟练了，再求创造。梁氏虽然也不否认西方的先进。但他认为，中国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可宝贵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学说，比西方人还要高明。我们学西方，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选取我们所缺的东西。至于人生观方面，西方还得向我们学呢。
两人都主张中西文化结合，但由于立脚点不同，实际上却发生很大的分歧。
梁氏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基准，觉得缺少什么，需要什么就到西方文化中去择取。时时都不忽视中国文化固有的基础。胡适认为，既然西方文化比我们先进，就应当以西方文化为基准，我们固有文化中仍适用的，就保留，就发扬，不适用的，就淘汰。这两种主张在终极目标上有一致性，但立身的基点，结合的具体取径很不相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我们今天或许可以说，梁先生的看法可能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心理，可能减少一些学习西方文化的阻力。而胡适先生的主张，可能易于为青年人所接受，在冲击旧网罗方面可能会发生一些震动的作用。但容易激起偏于保守的人的反感。
第一点就简单说这些。下面讲第二点。
梁启超、胡适两位思想家和学者年龄相差18岁，但在中国近代漫长的过渡期中，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遭遇到差不多相同的历史课题。而他们两位又都是极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以，救国、强国，也就是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发展之路，成为他们终身的追求。
但同样因为家庭、教育与具体的经历不同，而显现不同的特点。
梁、胡两人在思想文化上，在学术上，乃至在政治上，既有前后相继的一面，也有互相交叉的一面。梁氏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奔走政治，是政论家，也是政治活动家。 但他又是一位学者，在思想学术上颇多贡献。胡适一生，则绝大部分时间都活跃于教育、学术舞台上。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但他有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政治冲动，也时常发表政论甚至偶尔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但时代的艰苦，令人不能不唏嘘感叹的是，梁启超的退而从事学术，和胡适的进而谈政治，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无奈的选择。
先看梁启超。
他于1914年辞去政府职务，避居天津，第二年创办《大中华杂志》，在发刊宣言中梁氏表达出对政治的极端失望。他说：
“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
接着说：“吾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故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谈，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谈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焉。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
本来梁氏已下决心，从政论舞台上退下来，用心于思想学术活动。后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乃不得不出而参加护国运动。再后，又有张勋复辟，梁氏又不得不再度为维护共和奔走。因有大功于护国事业，乃一度再加入政府。但不久即再度对政治失望而退居天津。自1919欧游之后，梁氏彻底退到学术圈内。
还在出国欧游之前，1918年夏，梁先生即已考虑“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治。”到是年10月，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出游欧洲前夕，梁氏与他的几个晚辈朋友作竟夜长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对以往政治活动忏悔一番而后，得出结论要从思想学术上为国家社会尽力。
再看胡适。
胡适于1917年夏归国。归国之前，他早已下定决心，要用笔和舌从事于社会教育事业，以偿报国之志。归国之际，看到国内情形，更加坚定了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上为改革政治打下基础的决心。从1917年到1922年，这中间，虽偶作政谈，但并未改变其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1919年发表“问题与主义”的三篇文章之后，两年多时间仍坚守其学术园地的耕耘。到1922年夏，他终于感到不得不谈政治。 这一年他与朋友合作办起《努力周报》，有人为他感到可惜，认为他应该尽瘁于思想学术，不当谈政治。胡适写文章说他的苦衷。他说，他回国两年，一直不谈政治，直到1919年夏，陈独秀被捕，接办《每周评论》才有不得不谈政治的冲动。于是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但暂短的辩论过后，胡氏仍然做他的学问。以后两年多，并没有多谈政治。但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舆论界实在非常不满意。大家都撇开具体的政治不谈，而高谈各种主义。他说：“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人们尽情高谈各种主义，内政的腐败，外交的失败，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胡适“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
我们姑且不论胡适对当时舆论界的评论是否公平、恰当。我们从中确可以看出，胡适是被刺激不得不出来谈政治。梁启超因对政治失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有些近乎迷梦而反省，从而退出政治舞台，改而从事著述。胡适是对政治舆论界极端失望，而决心部分地离开学术而出来谈政治。两人一退一进，确是在大体相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发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因时代的迷误，社会的混乱，使一个久在政治界活动的杰出的政治宣传家，因对现实政治失望而不得不退而研究学术；同时却使一位本打算二十年不谈政治，悉心尽瘁于学术的学者不得不出来谈政治。这是时代的吊诡。
梁氏与胡氏其政治追求是大体一致的。梁先生追求宪政的实行。胡先生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