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家的思想解放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决心与魄力。但是，事情最终要靠全国人民一道努力去做，这就需要全国主流社会拥有更大凝聚力，形成一些对重大问题的基本共识。基于此种考虑，笔者以为有必要在全党全社会展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家的思想解放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决心与魄力。但是，事情最终要靠全国人民一道努力去做，这就需要全国主流社会拥有更大凝聚力，形成一些对重大问题的基本共识。基于此种考虑，笔者以为有必要在全党全社会展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一、前两次思想解放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共产党该干什么的问题。过去搞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能解放生产力。这次思想解放是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知识的更新。高层以为只要不去发疯搞斗争，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能发展，而搞建设的手段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不过是“命令经济”，实际上，那些计划无科学依据。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由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层政治家体会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所以要搞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这的确是一个大的知识更新。但这次思想解放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有权问题。高层政治家似乎仍然把“公有制为主体”看做不可触碰的“红线”，基本不重视财物的产权形式与财物的经济性质之间的关系。有的高层领导人后来表示，采用什么样的所有权形式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既然两者没有关系，为什么与所有权有关的改革推不动?如果说利益集团起作用，为什么他们批评不得、改不得?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所以，二十年下来，国有企业的确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地盘，私营经济仅仅在国有企业来不及控制的新兴产业领域比较显赫，其他领域则是国有企业的陪衬。一部分私营经济其实是国有企业控制者将权力变现的工具，或是“洗权”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
因为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到位，致使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我们的工资水平可以是欧美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而产品竞争力却不敢说是别人的几十倍。特别是粮食生产，我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所以，这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有了一点上升，国际粮价又有一点下降，粮食贸易便立刻有了麻烦。要不是低工资水平在支撑，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二、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任务
肩负中国走向新的辉煌的历史使命，要求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必须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理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多元所有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私有制。
这一理念的具体要点是：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强调公共领域的平等、公正，而公共领域既包括公共品的产出和消费，也包括私人物品的使用所产生的公共性。对后一种公共性问题的调节、处置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意义，也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对私人财物使用的约束。从后者也可以区分“古典私有制”与“现代社会主义私有制”的不同。
第二，抛弃“主导一从属”这类笼统的、意识形态化的提法，把所有制形式的采用完全看做“工程技术”问题。要根据某类财物的经济性质，该采用什么所有制形式，就采用什么形式。通常情形下，对于公共品，可采用全民共同共有制或地方(社区、集体)共同共有制;而对私人物品(供给有竞争性、需求有排他性)，则可实行按份共有或私人所有。现实生活中，很多财物的经济属性模糊，针对此类财物，但能私有，不可公有。
第三，要重新认识“私有制”。区别于古典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私人权利没有绝对的排他性，政府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它予以限制。举例来说，一个人拥有一大块土地，如果他将其圈围起来搞成一个封闭的、私密的庄园，就对社会形成伤害(即所谓“外部性”)，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应该限制其私密范围，要求他把大部分土地开放;如果他种植了树木，树林就应该向社会开放，允许公众免费游览。
第四，过去我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就拿对我们数代人有巨大影响的关于黄世仁与杨白劳的“经典故事”来说，就有逻辑上的问题。黄世仁抢夺杨白劳的土地，被我们看做私有制的罪恶，可是，如果杨白劳的土地不被抢夺，也是私有制，这要不要批判?但我们会认为杨白劳拥有土地是合理的。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在于私有财产如何公正地分配。换句话说，罪恶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强权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如果有一套公正的法权制度，确保由公权维护合理的私人财产制度，后者就不至于成为罪恶。
第五，现代公权对私有土地财产权的行使，有很多限制办法。一是限制用途。这是文明国家的普遍做法。特别是为了保护农地和其他能给环境带来正能量的土地，很多先进国家都有很多法规，不允许土地的权利人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二是限制交易。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政府对土地交易对象和优先次序都可能做出限制，例如农地交易，政府可能规定必须将农地优先出让给有资质务农的购买者。三是限制收益。国家会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因土地权利产生的收益差别。例如征收房产税，拥有多处住房和豪宅的土地权利人享有的福利大，应按照累进税率缴税。四是追加责任。国家会要求土地权利人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土地进行保护，甚至一个社区都会形成规章，要求土地权利人照章行事，例如，院落要整洁、草坪须修剪等。有了这些特征，那种古典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私人权利就被颠覆了，社会主义意义由此得到了体现。
三、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一，新的思想解放会确立一整套关于所有制的新的知识，意味着共产党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多年来，关于所有权的教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以致在这一领域充满了似是而非的说教，严重影响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第二，新的思想解放也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要求。笔者在全国农村经常做调研工作，深感各地官员对所有权改革的迫切要求。在广东、江苏这些地方，现在还有谁认为集体经济需要壮大?广东的同志自己都认为不要在农地使用领域学他们的股份合作制，但高层文件却持续提倡这样做。
第三，新的思想解放将极大促进我国生产力进步，增强国家创新活力。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在同一类企业，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
第四，新的思想解放也有知识界澄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作用。在较小的范围里实行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人们常常表示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例如，人们常说的土地私有制所导致的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就有一些误解的成分在里面。据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形的确存在，但也不是绝对现象。从我国土地改革历史文献看，民国政府时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区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则不然。但凡两极分化严重的地区，总是发生了严重的官场腐朽问题，官员强取豪夺，用权力将别人的土地夺到手。有些情况下则是因为政府对私有权不能有效保护，老百姓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豪门望族，自己求得耕种土地、养家糊口的安稳。所以，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恰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造成的。
第五，新的思想解放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平等。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土地要素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国民收入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取得。资本收益因市场竞争产生平均化趋势，而人力资本所获收益也因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了相对的平等。惟有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才使得极少数商界巨子获得海量财富，这种不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与人们对所有权改革的担忧完全相反的例证屡见不鲜。我们国家尽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近些年却持续出现因土地炒作而产生的暴富现象。深入探究起来，这种现象总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有关，也与官商勾结脱不了于系。如果政府允许在经营性领域发展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政府发挥好建章立制、维护法治，在公共领域合理地限制私有权利，这些消极现象反倒不会发生。
第六，新的思想解放所倡导的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从全局看，我们国家绝大部分土地还是适用社会主义共有制，需要实行社会主义私有制的土地仅仅是不到国土面积15%的农业用地和宅基地。总体说，我们国家可以实行以社会主义共有制为主的混合土地产权制度。从近年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看，土地制度弊端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因素。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不与土地制度的弊端有关。关于土地所有权制度不改，国无宁日。
第七，新的思想解放也会为今后更长远的改革部署创造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希望在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政治。从理论上说，自由先于民主，适当的私人财产的积累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没有稳固的私人财产制度，贸然地全面推进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用较长的时间建立合理的所有权制度，是未来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