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如今最知名的身份是政治学者，年初，他的新作《公天下》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品牌的第一批书目出版，核心是“多中心治理”。为配合“新民说”的创立，出版社邀请多位学者就中国的现状和出路问题进行了沙龙式的探讨，其间，印象里一向快人快语的吴稼祥却讲得不多。事后问他原因，他大手一挥，说没有争论的必要：“他们没看我的书，我这书写了20年，不是那么容易驳倒的。”
按吴稼祥自己的话说，政治学虽然是他的“合法妻子”，从政却不合他的本性。“小时候我背《桃花源记》，我哥哥在边上说，哎呀，背这些干吗，背点别的，你以后要做官的。我说，李白写诗的时候，谁是户部尚书？你说出来我长大就做官去。他说不出来。户部尚书是不小的官了，没人认识。所以以前我主要精力还在写诗上。”他曾是北大五四学社诗歌组的，“和海子一个组”，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过好几首长诗。提起这事他立刻蹬掉鞋子踩到床上，从卧室书架的上层取下两本诗集——诗歌至今是他的“情人”。
但他还有个“第三者”——经济学。那是因为考大学时阴差阳错地被北大经济系录取。本以为毕业后就一路从事经济学研究了，结果却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后来又去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阴差阳错地如他哥哥所希望的，从政了。不过经济学训练显然对吴稼祥影响深远，使他比纯文科学者更注重论证的过程，也对自己逻辑推演的严密性相当自信，在他的理论体系里，经济学是很重要的分析工具。而且他反应极为敏捷，直接的表现就是说话语速飞快，可能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得上他的思维，所以一口气解释完一个问题之后，总要加一句：“我说的你明白了吗？”
因为做研究的关系，吴稼祥几乎没有时间看闲书，写《果壳里的帝国》时，“一柜子的国际政治全得看’，写《公天下》，则囊括了“诸子百家，《尚书》、《易经》和《二十四史》等等”。现在他家里的书基本上是80年代开始买的，成套的、通用的书放在客厅里，常用的书则在卧室。床被面对面的两排书架挤在中间，剩下的通道只能过一个人。他说他快要搬家了，新家在一楼，有一整个地下室可以放书。
那天，吴稼祥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电脑中一个从未公开过的文件夹“成长中的书”，里面文件夹套着文件夹，全是他未完成的书稿和写作计划，有些写了草稿或片段，有些则列好了目录。“这些估计要写三辈子，所以现在诗歌不大写了，一辈子要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目前他已基本编完了下一本同样和联邦制研究有关的书《自由与权威》，“不过出版至少要下半年，不能和自己的《公天下》争风头呀！”
《外滩画报》：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多中心治理”的论证过程？
吴稼祥：所谓霸权确立，就是一旦开始专制，就要扩张。我有一个“谷堆原理”，谷堆要堆得高，脚就要长，不然不是倒了么？拿破仑专门说过，我为什么要打仗，因为我不扩张就不能体现这么高的权威。但是扩张会达到饱和状态，饱和状态我是有定义的，第一是国家大到一个程度，就停止扩张了，因为收益和成本相等，这是严格的经济学定义，没有人驳得倒的，再扩张就负数了，得不偿失，叫做“收益极限”；第二是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因为投资人越大，资源动员就越多，而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几乎没有增长，那么人口增加、粮食减少，投资人再要多拿，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不能扩大了，这是“身体极限”；第三个就是“能力极限”，扩大到这个程度，你的武装力量就不能在指定时间内投送，信息不能有效反馈，扩张就应该停止。
然后来讲“多中心平移”，你要不平移，权威上升，自由就下降，所以规模扩大了，就平移一个曲线，每一个曲线就是一个多中心治理。我不想自吹自擂，我想到这个论证是全球第一的，很精密很完美很漂亮，谁提这个问题我都保持缄默，看懂了再说。有人问，如果说一个大圆盘上面有很多小圆盘，它们向同一个方向旋转的话，离心力不是增加了吗？他是认真考虑过的，我说还有向心力啊，小圆盘自转的时候是有向心力的，你想想星系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多中心治理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彗星，就会散掉。
《外滩画报》：你所说的多中心治理是在一个层面上的还是多个层面上的？
吴稼祥：多层多中心，每一层都是自治。为什么瑞士那么小的国家在欧洲那么突出？就是因为它是联邦制最早的国家，1290年。还有荷兰，半联邦制的小国。这两个国家是世界500强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把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限。这是规模和活力的问题，规模一大，活力就没了。
《外滩画报》：那么中国的特殊性问题存在吗？
吴稼祥：不能说中国没有特殊性，超大规模就是中国的特殊性，还有好多特殊性，比如西方的文化基因是逻各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道。前阵子王义桅来找我，我把他的书批了一通，《海殇》，他的观点我都不赞成，没搞清楚文化基因。但他心情好，给我批了以后还笑眯眯，不像我心情不好。但是这些特殊性都不足以拒绝民主，什么意思？因为民主是个工具性的东西。我研究了整个世界从古到今的民主理论，它们都可以打一个集装箱，叫“微观民主理论”。我的理论第一是功能主义的，第二是宏观民主。我通过结构来论证民主，和个人权力、天赋人权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了多中心治理能够维持，规模和活力能够兼得。这是对当代民主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他们不懂。
《外滩画报》：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吴稼祥：哈哈，你抓我漏洞。我的心情不好是结构性的，不是状态性的，结构、功能、状态是三部分，我已经生气了是状态，有时生气有时不生气是功能，老生气就是结构性。开玩笑啦，我一般很少生气，一般就郁闷5分钟，因为所有事情我都往最好的地方设想，往最坏的地方打算。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西方那种理性主义。目的理性和手段理性，手段理性是你确立了目的，如何达到，如果达不到，或者不利于达到，就选择其他手段，而不是不择手段；目的理性是达到了，带来的收益是正的还是负的，对周边的人什么影响，反过来会不会影响你??我们不考虑这个，玩命在那儿搞，所以对人类本性有点小失望。不过没什么，我什么都经历过了，天上、地下，人间、地狱，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商业，人家说大丈夫的三条标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还不够，还要加上宠辱不能惊，这就完整了。
《外滩画报》：你写过一本《邓小平：思想与实践》。
吴稼祥：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是研究邓小平的第一本，不会有更早的了。当时杨尚昆要了100本给中央军委学习，邓家人也看了，希望我给他写个传记，当时我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英国出版社也一直约我写邓小平传记。
《外滩画报》：会写吗？
吴稼祥：会写。我肯定要比傅高义写得好，我给他讲课的，在哈佛讲了半年多，每个星期讲一次，他每个月给我520美元。他要我给他讲的，我肯定像猫教老虎爬树一样，真招没教给他，不然我不是傻了？所以他的东西写得很一般（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