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就中国偌大的社会问题，下一个全称肯定或否定判断，总是包含几分风险，荣剑提出“没有思想的中国”的判断，风险更大，因为思想并不象我们喝的水或呼吸的空气，一般人都能感觉到，可以给出一个中国已经缺少干净清新的水和空气这样的判断，也容易被证实或证伪。荣剑虽然给出了他的范围和说明，即中国“没有思想”是相对于“革命”、“改革”和“学术界”而言的，但是，我们能说当年那些主张宪政的维新派自由派民主派没有思想？陈独秀认识到中国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极有思想的洞见，中共另一些人认识到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也不能说没有思想；而顾准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转变，其实已预示中共早晚要改弦更张。
所以如果换一个视角，承认真正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却未必能迅速掌握群众，甚至未必是为当世准备的，我们更不敢轻言中国没有思想，焉知没有世外高人或市中大隐早就把中国的问题看透彻，说与不说，知道都没有多大用处，它该怎么变化就会怎么变化，因而也懒得费唇舌。回望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墨并称显学，与其说他们的思想有多大影响，不如说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举动，使其拥有了许多信众，从而名动一时，而最有思想的道家则没有这种社会影响力，知者甚寡、从者廖廖，老子五千言是他西出函谷关时留下的，庄子更是远离政治中心，为吏于漆园，垂钓于濮水，一生静默，按照现代的标准，他们充其量是处于时代边缘的隐者，却让后人懂得了有一种思想是无用之大用，有一种生活态度是逍遥自在，更不必说整个道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了。
在遭遇亘古未有之巨变的近现代中国，说到这种“无用”的思想，似乎太奢侈了。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思想家们要赶快开出治国平天下的药方啊！对思想的这种急功近利的要求，所造成的一大结果，就是思想难以按照自己的逻辑充分展开，因而也就缺少真正深邃通透的思想，思想产品多半属于低档或中档，高明的思想即使产生出来，由于不能立杆见影地发挥作用，也难以得到世人的理解和重视。
所以，我认为我们真正应当弄清楚的，不是中国有没有思想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思想为什么难产？并且产生出来也难以走到中国社会舞台的前台？这两个问题可能才是真问题，并且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学术界已多次提出，但往往尚未讨论充分，就淹没于滚滚红尘或“历史潮流”之中，--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政治形势就是历史潮流，尤其是这种政治形势表现为领导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时，这不能不让人叹息。
从近处说，中国人最热衷的是政治而不是思想，这就如同在传统社会，人们热衷的是科举而不是学术一样，为了个人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也好，为了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也罢，你都要走科举的道路，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沉潜于学术或艺术的人，但前者有制度范导和保障，后者则只是个人的兴趣推动。到了近现代大量的中国人投身于政治活动，则更是时势使然。
有人或有异议，中国近现代难道不需要思想吗？当然需要，不然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但是，思想和文化很快就被政治所主导或主宰了！政治关涉理念和主张，当然需要某种思想或思想产品，但政治特别是中国现代的政治，更是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行动，所以最需要的是谋略或实践智慧，这就与思想拉开了距离。
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思想，人为什么需要思想？然后再来看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要先“扯远”一点。
西谚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我们一般理解为，在上帝看来，人类的任何思考，都是幼稚可笑的，大概类似孙悟空在如来佛掌心里翻筋斗，再跳也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当然就有些瞎折腾。人处于动物和上帝之间，虽然这是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却也推动了人从本能到意识的发展，也是从自在到自由的跃迁，把天地之间都变成自己生活的舞台。按照《圣经》伊甸园的故事，人自从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知道分别善恶，有了自由意志，就“与神相似”，所以，人有思想正是他接近上帝的地方。上帝之所以为人崇拜，全在于其全知全能，尽善尽美，且长生不老。由此亦可知，思想是为了人向着自由和智慧的提升，也是向着永恒在场的无限前进，这种提升和前进的结果，就是人的文化和文明的创造，文化和文明当然意味着人类超越本能和蒙昧的自觉自由的存在。
所以，思想是人优越于动物的能力，是人从动物走向上帝的阶梯，当人自由地“思－想”--合乎逻辑地思维与富于变幻地想象，让世界的一切可能都向自己敞开时，这本身就体现了人的生命的目的性，就如同体育运动员在田径场上跳跃腾挪，就是为了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生命活力、速度和技巧，让自己从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快感，让观众受到感染和鼓舞一样。无论现实的可能性，还是逻辑的可能性，都是思想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间，乃至象庄子笔下的真人、圣人和神人一样，摆脱包括自己肉身在内的自然规律的限制，穿越古今、外于生死、赴汤蹈火、逍遥自在，都是可以想象的。这种想象，显然是人的自由的极致，也正是“上帝”的形象之由来。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思想起源于惊讶，当思想攀上最高的层级--哲学时，则表明思想就象自由人是为自己活着一样，也是自由和自为的，所以，他认为人最值得过的生活是思想的或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承认人是政治即城邦动物（polic），政治诉诸的是行动，哲学的沉思则需要与大众保持距离，这里似乎就出现了矛盾，于是受到现代学者阿伦特的批评，其实，这不仅表明那时社会领域的分化和哲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精神生活是比政治生活更高的圣洁生活，而且，沉思的哲人们才能高瞻远瞩，他们不必自己从事政治，他们的使命是做帝王师。无疑，西方人所以能够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是因为他们把学术或真理当作了自己的志业或生活的目的。如果象我们许多学者，一脑袋功利意识，读书只为稻粱谋，一旦所谓“功成名就”，就不会再属意于思想，其实作为学者也已经不合格了。
那么，这是否说思想是人的多余精力的宣泄，闲暇时的自娱自乐？思想者当然可以做思想游戏，从思想中得到无穷乐趣，乃至于由思想而自娱自乐，这可是相当高的境界！但这不同于一些人想入非非地做白日梦，思想既需要兴趣，需要投入情感和意志，更需要投入智力和理性，所以作为“动词”的“思想”是生产性、探索性的，闹不好也可能误入歧途，所以还有相当的风险。但是，只要思想能够自由地展开，它就破译着自然的奥秘，反省着人性的矛盾，预见着社会的未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创造出各种思想文化产品，包括理论学说、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把人类引入文明的时代。
如完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思想的自由不要说对于奴隶，即使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都有些“奢侈”，他们最关心的是物质生活，是衣食住行的满足。如果我们立足于此，声称：你看，这么多人吃饭都成问题，却养着一群闲人胡思乱想，这不公平，大家都要向劳动者看齐，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否则就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作怪”，那么，人类也就不要企求什么文化和文明的创造了。如所周知，文明正是建筑在人类有了剩余产品，一些人可以脱离繁重的物质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结果。人类历史从来就不是齐头并进，而是“一部分人先ＸＸ起来”，其中可以填上“闲暇”、“自由”、“民主”、“富裕”等等，非要天赋和后天环境与努力大不一样的人类，步调一致、行动一律，那人类就在迹近自然的原始状态呆着算了，也没必要推崇什么思想了，--其实人类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差异和简单的分工，一些人更是率先从绵羊般的意识向着真正人的意识进化。所以，只要人类不是决心停留在动物状态，他就要发展思想；而越是要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就越要思想的活跃和思想品质的提升。
但是，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社会的公正问题：既然一些人思想的自由利用了别人提供的劳动和闲暇，就有了一个对这些人的回报问题，包括减轻他们的劳动重负，乃至帮助他们获得自由等等。就人们生活的共同体的整体性而言，它让一部分人先行一步，走在所有成员的前面，正是为了让这些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开出一条宽阔的道路，让其他人都能顺利地踏上这条道路。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人有社会性也有个体性，有利他意识也有利己意识，有公心也有私心，一些最早获得了自由的人们，尝到甜头之后就想得到更大的甜头，且不愿意让别人来分享了，如同亚里士多德那样，把自由人和奴隶的区分视为正当，而并不认为这种历史性的现象，从一开始就既有历史合理性，又包含了不合理；按照同样的意识，也就有了一些人对思想成果即文化的垄断，并利用垄断的文化为自己谋取财富、权力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于是，从原来平面化的共同体中耸立起一个文明的金字塔，与此同时，统一的共同体也分化为一个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矛盾结构。
对于这种情况，并非所有的思想者都认同，有人早就表示了异议和不满，甚至发现了思想本身的问题。异议和不满是因为思想无禁区，只要人的思想进入“自我意识”，那么人们就不难从“人”的这一自我命名和称谓中，认识到作为“我”即“个体”的人，一定希望独立和自由，而作为“我们”即“族类”的人，又必定要求平等、要求一视同仁，既然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你活得象神仙，我却当牛做马？为什么有人是自由人，有人是奴隶？与其说这是自然的，不如说是人为造成的不合理。古希腊时就有人根据这一类意识也是思想语言的逻辑，来批评奴隶制了，--看来，思想的真理在希腊也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们能够完全垄断的。
所谓思想本身的问题，即思想总是人的思想，与人的肉身的需要和欲望很难脱离干系，即使人憧憬着超凡脱俗、长生不老，不食人间烟火，也总归是人的生命的愿望，与人的恋生畏死的本能分不开。这样，思想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一方面，思想力求进入一切可能，实现最大的自由，不断地接近全知全能的上帝，因而，思想甚至希望摆脱自己的肉身，更不必管自己的民族、性别、年龄和高矮胖瘦等等这些“偶然的经验的”方面，并且对这些偶然性摆脱得越彻底，思想便越是纯粹和普遍，越是能够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所以笛卡儿才有了“我思故我在”的名言。
然而，另一方面，思想又不可能是完全自由、自足的，就因为思想是从人的大脑里产生出来的，大脑是整个肉身最高级的部分，要整个肉身为其提供能量和营养，它也要反过来为肉身负责；即使大脑里产生的思想希望人离开地球，羽化登仙，也总归是肉体生命的欲望，这就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有点屁股决定脑袋了。如果人的意识和思想真的可以摆脱肉身，象幽灵一样，甜酸苦辣的感觉没有了，亲疏爱恨的情感也不需要了，那就成了飘荡在虚空中的孤魂野鬼，这哪里是人所向往的？所以，大诗人苏东坡才有了如此这般的纠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对人间凡俗生活的热爱还是胜过对纯洁而又神秘的天宇的向往。
这就是人的思想由于身心或灵肉二重性导致的矛盾。那么，如何理解和对待这一矛盾？且看大哲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人有身体，就有了生老病死、苦乐祸福，就有了各种忧患。老子是得道之人，属意的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不会汲汲于自己肉身的苦乐，但他通过自己的肉身关怀着天下人的肉身，所以，他不能只是醉心于形上之道，即使他认识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也要让创生万物而不自恃的天地开显出与人类生存的一致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尤其重要的，是人类相互之间的关心和帮助：“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个人的一己之身由此与包容所有人的天下联系起来，于是，“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成为老子给出的思考人世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给出的思想的原则。
笔者认为，就人的思想与自己的肉体生命而言，其实可以生发三重关系，一是思想亦步亦趋地跟随自己肉体生命的需要展开，人有什么现实的需要，就思考什么问题，从而表现出实用性或常识性，在生活的循环往复中，人们的思想也逐渐积淀为经验，并形成固定的模式；这种思想虽然也能近忧远虑，但在原则上很难超出日常生活的樊篱，表现不出多大的创造性、超越性和普遍性；二是思想尽量摆脱自己肉体生命的需要，不是以人的当下需要为目的，而是力求自由地进入任何可能的世界，并注意思想形式和内容的相对分离，让思维的逻辑和想象力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样的思想才能表现出最大的创造性、超越性和普遍性。仿梁漱溟的话，也可以说前者思想是“顺着人的躯壳起念”--这是容易做到的，后者则是“逆着人的躯壳起念”--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人有意识有意志的生命本身就不那么安份守己、逆来流受，而渴望着生命力的激情迸发，在社会共同体中，人们更会通过战胜自己的本能和惰性而表现出意志的坚强、勇气和做人的高贵，所以思想对生命本能和需要的超越既有来自于生命自身的动力，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机制的激励。三是在这两种关系之间进行沟通或折衷，如果说前两种关系取向相反并呈现出巨大的张力，那么，第三种关系则具有中介性，并表现为某种中庸之道。人的思想与其肉体之间的这三种关系，形成了思想自身的上中下三个层次，我们不妨分别以“形上”、“形下”和“形中”表示，它们分别解决人生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相互替代，但显然形下的思想性最弱，形上的思想性最强，对于人类的意义最可宝贵；而形中的思想则往往属于实践意识，为包括政治运作的实践家们所青睐。
一般来说，在古代和传统社会，人的生存直接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秩序，生存处于半自然状态，人的思想也不能不囿于日常生活的经验；而越是走向现代，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人工创造和人为规则，也就越是需要由思想开辟道路，思想也就越能够展示出能动性、深广性和前瞻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思想将越来越远离自己的肉体需要和感性生活，越来越“逆着躯壳”，其实，人的自我相关的存在结构和以自己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已然说明，人的思想不可能一味地超凡脱俗、遗世独立，“超越”与“回归”刚好构成老子所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以及尼采所说的“永劫轮回”。刚刚过去的20世纪风头强劲的非理性思潮，尤其是风靡一时的弗洛伊德的“本我”和“力必多”说，以及当下中国的物欲横流、色情泛滥，既清楚地表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总是内在相通、互斥互补，亦说明人类的思想无论多么灵动自由、想入非非，经天纬地、贯通古今，都必须关照人类自身感性的生活；然而，如果人们的思想只是围绕人的现实的需要，盯着人的当下生存，不能如黑格尔所说“人要以头立地”，不敢以独立的人格、做自由的思想，不愿“为真理而真理”，害怕“上穷碧落下黄泉”，那么，这种人就决然逃脱不了鲁迅所说的“苟活”的悲剧：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而人的卑怯，说到底是思想的卑怯，意志的卑怯，人格的卑怯。当然，历史上和近代中国人的如此命运，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专制的政治制度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