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排斥理论是欧洲学者对贫困问题研究的一次重要研究范式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理论开始兴起和发展，逐步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研究与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实践在欧洲表现出很强的互动性，欧洲共同体（包括后来的欧洲联盟）和欧洲各国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和化解社会排斥问题，以便促进社会融合，防止社会分裂和动荡。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历经深刻调整，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开始获得发展。这一理论的发展不仅对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欧洲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排斥理论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早在20世纪60年代，排斥问题开始成为法国人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些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政府官员、记者和学者开始用排斥来指代贫困。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对排斥的深入讨论开始广泛展开。1974年，法国学者维莱·勒内（René Lenior）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用以阐述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状态。维莱·勒内估计当时法国受排斥者达到了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包括精神病患者、身体残疾者、有自杀倾向者、老年病人、受虐待的儿童、吸食毒品者、有越轨行为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者和社会不适应者。[1]维莱·勒内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他用这一概念主要是指被排斥在福利国家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机制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状态。为什么法国学者会首先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呢？英国学者约翰·皮尔森（John Pierson）解释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产生于法国而不是产生于英国或者美国，主要因素在于法国和英美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法国长期以来十分强调公民权利和社会融合。”[2]维莱·勒内提出这一概念后，社会排斥问题开始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问题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社会排斥理论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走向成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和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加剧，各种新形式的贫困与边缘化现象凸现出来。并且，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之间政治经济交往不断增加，人员往来不断频繁的情况下，要避免出现欧洲社会的分裂，也要求从全欧洲的角度加强对社会的整合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这一时期，社会排斥概念从最初指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诸纽带削弱或断裂的一系列过程，发展到认为社会排斥是对公民地位与由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否定，是对民主社会的严重破坏。社会排斥理论的解释力不仅在于它突出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所在的群体之间在获取资源方面的差异，还在于它突出了个人或者群体自主性与独立性的许多关键因素。同样，它的分析指向了个人所处环境的重要性，以及他们面临的束缚和机遇的重要性，包括他们个人责任和义务影响他们自我支持与支持他人能力的方式。[3]社会排斥不仅意味着被排除出劳动力市场，而且还意味着由于遭受排斥而处于持久性的贫困状态，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使被排斥者陷入非常不利的窘迫境遇之中，包括经济上的贫困、社会交际网络的闭塞以及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贫乏。
这一时期，社会排斥理论的发展使欧洲学者对贫穷问题或者窘迫境遇（disadvantage）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贫穷问题或者窘迫境遇的研究，其理论范式经历了从穷困（poverty）理论到剥夺（deprivation）理论，再到社会排斥理论的几次大的转变。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在社会中缺乏必要的、最低标准的、生存必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收入来源），以某一时间点的测量为基准；剥夺理论认为，剥夺是丧失了在社会中必要的、最低标准的、生存必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收入来源）以及其他非收入的物质来源，也以某一时间点的测量为基准；社会排斥理论认为，社会排斥是全部或者部分被排除在决定一个人与社会融合程度的经济、社会或文化体系之外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贫困理论是一维层面的，主要基于生理需要，并且是静态的；剥夺理论是多维层面的，主要基于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也是静态的；社会排斥理论是多维层面的，主要基于生理需要、物质需要和社会参与，它的显著特征是多角度的和动态的。与贫困理论和剥夺理论相比，社会排斥包涵了社会领域参与的多层面涵义，涉及到生理、物质、社会关系和其他多方面的需求，并且跨越一个时间段。[4] 这三种范式的概念特征与测量指标可参见表1。
资料来源：Matt Barnes， Christopher Heady， Sue Middleton， Jane Millar， Totis Papadopoulos， Graham Room and Panos Tsakloglou，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Glo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2.P.7.
这样，社会排斥理论使对贫穷问题或者窘迫境遇的研究从单一层面转向多维层面、从静态转向动态，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这一问题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同时，社会排斥理论对社会政策的改进也提出了新的视角。荷兰学者昂德·穆费尔斯（Ruud J. A. Muffels）等人认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多层面性使社会政策的制订更关注社会功能与社会能力，而不仅仅是关注收入和物质资源的缺乏。因为社会排斥是多层面的问题，不能归结于少数简单的指标，所以，如果运用维持最低收入水平和采取与确保总需求的财政政策相关的维护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政策，社会排斥问题仍然是很难解决的。” [5]可见，社会排斥理论对传统社会政策进行了批评，并且对社会政策的制订具有启发作用。
尽管社会排斥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怎样定义社会排斥却是见人见智，没有统一的看法。英国学者格雷厄姆·罗姆（Graham Room）认为：“我们使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时，意味着我们提及这样一类人群，他们正遭受着多方面的窘迫境遇，忍受着他们居住社区物质和文化环境持续的、不断加强的恶化，并且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关系出现了相当程度上不可逆转的分裂。” [6] 约翰·皮尔森认为：“社会排斥是对个人和家庭、群体和社区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需要资源的全面剥夺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贫穷和低收入的结果，其他因素如歧视、教育程度低和生活环境差也对此造成了影响。通过这一过程，一个人在他生命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排除在社会大多数人享有的制度和服务、社会网络和发展机会之外。” [7]英国学者泰尼尔·布查德特（Tania Burchardt）等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参与到他（或者她）生活的社会中的重要活动中，那么就意味着对一个人存在社会排斥。” [8]彼得·阿布瑞汉森（Peter Abrahamson）认为：“社会排斥不仅意味着一定类型的人群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也意味着他们被隔离在普遍人群工作、生活、购物和休闲的场所之外。” [9]
欧洲的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也对社会排斥的概念进行了多次界定。1993年，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相当综合性的定义，即：“社会排斥是指由于多重的和变化的因素导致人民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正常交流、实践和权利之外。贫困仅仅是其中最明显的因素之一，社会排斥也指不能享受住房、教育、健康和服务的充分权利。” [10]2004年，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提出：社会排斥是某些个人由于贫穷、缺乏基本技能和终身学习的机会，或者由于受到歧视，导致他们被推入社会边缘，无法全面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过程。社会排斥使他们不能得到工作、收入和教育的机会，也使他们远离社会、社区网络和各种社会活动。他们难以触及权力和决策团体，因而经常感到没有权力和不能控制影响他们自身生活的决策问题。[11]
尽管对社会排斥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是所有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社会排斥的定义不仅涉及收入贫困和物质资源的匮乏，也涉及到一些个人或者群体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过程。他们不仅只是被排除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获得的物质资源和生活标准之外，也被排除在机遇、选择和生活机会之外。[12]英国学者苏·米德尔顿（Sue Middleton）等人认为，在欧洲面临社会排斥的“风险群体”（risk group）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青年人，年龄在16-29岁之间。第二类是单亲父母，年龄在16岁及16岁以上并低于退休年龄，他们（或者她们）没有同居伴侣但有至少一个没有独立的孩子（小于16岁或者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或者没有同居伴侣但带有多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已经独立。第三类是病人或者残疾人，年龄在16岁及16岁以上并低于退休年龄，他们（或者她们）的健康一般总是很差，或者有影响日常行为的严重残疾。第四类是退休人员，包括年龄超过45岁宣布自己退休的成年人，或者没有宣布自己退休但是已经超过退休年龄并且不是全日制工作的成年人。[13]这类“风险群体”遭遇社会排斥的可能性比其他群体明显大得多，因而成为社会排斥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以上对社会排斥的定义可以看出：第一，社会排斥是用于分析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生活窘迫处境的一个概念。这些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单亲家庭、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吸毒者，等等。第二，社会排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公共服务等方面。从具体层面说，可以包括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学校教育、医疗保健、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第三，社会排斥表达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和状况。社会排斥理论强调要对弱势群体的生活窘迫处境进行动态的考察，而不能仅仅关注其静态的结果和状况。同时，不少学者对社会排斥的涵义也存在一定的共识，即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
为了便于对具体层面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泰尼尔·布查德特等人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探索。1999年，他们将社会排斥分为五个层面，即，消费活动（与传统的衡量贫穷的指标相关）、积累活动（包括养老金、储蓄、住宅所有权）、生产活动（指参与有经济价值或者社会价值的活动，例如，有报酬的工作、教育或者培训、照顾家庭）、政治活动（指参与旨在提高或保护社会环境的一些集体努力）、社会活动（指参与和家庭朋友之间的有意义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及对文化性团体和社区产生认同感）。泰尼尔·布查德特等人同时提出，个人参与上述活动的能力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他们的自我特点和生活史、他们生活地域的特征、与他们相联系的社会、民事和政治机制。他们认为，参与或不参与其中任一层面的活动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其他层面活动的参与。[14]从这里可以看出，泰尼尔·布查德特不仅把社会排斥分成五个层面，而且指出了这五个层面之间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2002年，泰尼尔·布查德特等人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们认为，积累活动（包括养老金、储蓄、住宅所有权）实际上是消费活动的一部分，这样，社会排斥就只能分为四个层面：第一，
消费。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第二，生产。参与经济或社会性的有价值的活动；第三，政治参与。参与地方性或全国性的决策活动；第四，社会交往。融入家庭、朋友和社区生活中。[15]
英国学者简妮·珀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她认为，社会排斥一般包括全部或者部分下列因素：与窘迫境遇相关的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个人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住房；居住环境或者居民群体；窘迫境遇产生的社会、经济和制度过程；属于个人、群体或者社区的结果。[16]社会排斥的具体层面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政治、邻里、个人、居住环境、群体等几个层面。她还列出了每一层面的具体指标。例如，社会排斥经济层面的指标就包括：长期失业、无业游民或没有稳定的工作、无工作家庭、收入贫困；社会层面的指标包括：传统家庭的破裂、少女不想要的怀孕、无家可归、犯罪、怀有不满情绪的青年；邻里层面的指标包括：环境质量降低、住房衰变、地区性服务减少、邻里之间的支持网络丧失；个人层面的指标包括：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不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缺乏个人谋生的技术、自信心丧失；居住环境方面主要是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集中或者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层面主要是上述特征集中在特定群体之中，如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17]
从上述学者对社会排斥具体层面的研究成果看，大致可以将社会排斥划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经济排斥。经济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被排除在一般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获得经济资源的途径之外，以及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低于一般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的状态和过程。经济排斥主要表现为受排斥者就业机会受到限制，不能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低，或者处于长期失业状态；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恶劣或者出现恶化；消费水平低，消费能力差；无法获得社会救济，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
第二，政治排斥。政治排斥是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公平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过程与状态。政治排斥主要表现为受排斥者未能正常参与选举活动；无法参加政治组织；无法获得正当的政治权利。简而言之，受到政治排斥意味着政治参与程度明显低于其他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
第三，公共服务排斥。公共服务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不能获取与其他社会群体同等的公共服务机会。其主要表现为：不能取得其他社会群体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医疗卫生服务；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公权力的救济；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难以获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等。
第四，社会关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其主要表现为受排斥者由于受到偏见、习俗或者其他因素影响，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社会关系方面出现了断裂，无法进入其他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研究与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实践在欧洲表现出很强的互动性，欧洲共同体（包括后来的欧洲联盟）和欧洲各国开始采取多种形式的措施控制社会排斥。欧洲国家在推进欧洲联合的过程中，不仅注意到了经济联系加强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必须加强欧洲各国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融合，以便增强欧洲联合的社会基础。1988年，在第二次欧洲反贫困运动接近尾声时，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首次在它的文件中运用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1989年，这一概念写进了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的序言中，这一文件指出：“团结精神对于反社会排斥是十分重要的。” [18]几个月后，欧洲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反社会排斥”的决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求成员国政府改进其社会政策以便在各国公民中控制社会排斥问题。同时，以推进社会与经济整合的欧洲委员会项目，也就是第三次欧洲反贫困项目开始实行。参与这一项目的许多研究者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他们的工作对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期间，社会排斥理论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社会政策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甚至在其社会政策中把反社会排斥作为关键性目标，并且，在欧洲国家之间社会政策协议的目标中，也提及到了反社会排斥的问题。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社会政策提出了反社会排斥的问题。由于英国反对这一协议，它的内容仅仅通过社会政策的外交形式附着于欧洲共同体的协议上，而没有即刻成为欧洲联盟核心内容的一部分。不过，后来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纠正了这一点，它将反社会排斥作为欧洲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纳入欧洲共同体的条约之中。[19] 1994年，欧洲委员会白皮书《增长，竞争，就业》中呼吁，要与使男子和女士受到屈辱，并使社会一分为二的社会排斥与贫困问题抗争。1998年，欧盟发表了13个成员国范围内关于人类尊严和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将社会排斥理论与社会政策的研究结合到了一起。
进入21世纪后，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议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0年3月，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论坛上，欧洲理事会指出：“要采取措施对消除贫困问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到今年年底，理事会要就明确的目标达成一致。” [20]里斯本会议后，促进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和社会整合（social cohesion）就已经成为欧洲联盟核心战略目标。随后，2000年11月在尼斯举行的论坛和欧洲理事会上，每个成员国被要求签署两年的国家促进社会融合实施计划，其中包括能够衡量这一计划进展的专门指标和监督机制。尼斯会议有四项主要目标：促进就业参与、提高获得资源、权利、商品和服务的能力；预防社会排斥的风险；帮助弱势群体；调动其他相关团体共同克服社会排斥。欧洲委员会还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来实现减少以至达到消除欧盟成员国中社会排斥的目标，欧盟制定了《2002~2006年反社会排斥的行动项目方案》，积极促进反社会排斥的行动。2005 年2 月，欧盟执委会提出了新社会议程（New social agenda），新议程中提出，促进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以刺激各国运用国际竞争、技术发展和人口分布情况改变所带来的机会，消除和控制社会排斥，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行动计划。
同一时期，社会排斥也成为欧洲各国内部社会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欧洲各国也开始采取多种社会政策来控制社会排斥问题。1997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迅速采纳了社会排斥的概念，并在内阁中成立了社会排斥办公室（the Social Exclusion Unit）以便协调各个部门反社会排斥的行动。此办公室负责向首相报告如何解决犯罪、毒品、失业、社区分裂和不良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解决社会排斥问题，促进社会融合。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社会排斥“广泛存在于那些缺乏手段、物质支持和其他条件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人群中”。[21]工党主要采取了五个方面的反社会排斥的措施，即：为能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为不能工作的人提供保障、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公共服务的一体化。[22]在法国，社会排斥问题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反排斥法是当前法国与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问题进行斗争的基石。这一法律规定了关于工作和培训权利、居住权利、反对驱逐房客和居住隔离、存款法和担保规则、处理过度负债、获得文化和教育、扫盲等方面的措施。[23] 1999年，法国成立了贫穷和社会排斥监测部，其职责主要是：收集贫穷、风险和社会排斥形势的信息；开发相关知识和信息系统；研究、调查和评估相关措施的进展情况。[24]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丹麦针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排斥问题的政策也出现了积极的转变，始于1994年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积极性政策对社会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这些政策不仅仅限于失业者，也包括对重病者的积极治疗、少数民族融合和在特殊条件下给予残疾人工作等。[25]与此同时，爱尔兰通过国家反贫穷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的反社会排斥措施。这一战略运用社会伙伴关系，调动了社会其他力量，如：社区、工会、雇主和志愿者，来促进社会融合，对克服社会排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6]欧洲其他国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克服社会排斥问题。
社会排斥问题和社会排斥理论在欧洲之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前，许多国际组织，例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开始使用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概念，同时，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也开始接受并运用社会排斥的范式来分析本国存在的一些相关社会问题。
[注释]
[1]René Lenior .Les Exclus: Un Francais sur dix.2nd ed. Paris,Seuil.1989.Quoted in Hilary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94.Vol.133, Iss. 5-6.pp.531-578.
[2][7] John Pierson, Tackling Social Exclus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1.p4, p7.
[3]Matt Barnes,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life course”. In Matt Barnes, Christopher Heady, Sue Middleton, Jane Millar, Totis Papadopoulos, Graham Room and Panos Tsakloglou,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Glo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2.pp.1?23.
[4] Matt Barnes, Social exclusion in Great Britai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EU. Ashgat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p.15?16.
[5]Ruud J. A. Muffels, Panos Tsakloglou, David G. Mayes,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2.p312.
[6]Graham Room, “Social Exclusion, 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999, Vol. 8, No. 3.pp.166?174.
[8]Tania Burchardt, Julian Le Grand, David Piachaud, “Degrees of Exclusion: Developing a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In Phil Agulnik et al,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1.
[9]Peter Abrahamson , “Social Exclusion : concepts and Debates”. In Nick Manning,
Nataliya Tikhonova(eds.),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New Russi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97.
[10]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ackground Report: Social Exclusion-Poverty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SEC/B11/93.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Quoted in Janie Percy-Smith (ed.)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p.3.
[11]European Council. Joint Report on Social Inclus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4, p.10.
[12]Eleni Apospori, Jane Millar(eds.). The Dynanmic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an, Cheltenham, Glos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3.p5.
[13]Sue Middleton, Matt Barnes and Jane Miller, “Introduction: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leni Apospori, Jane Miller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Comparing Austria, Germany, Greece, Portugal and the UK,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p.8.
[14]Tania Burchardt, Julian Le Grand, David Piachau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1991-1995”,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ep1999, Vol. 33, Issue 3, pp.227-244.
[15] Tania Burchardt, Julian Le Grand, David Piachaud, “Degrees of Exclusion: Developing a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In Phil Agulnik et al,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1.
[16] [17]Janie Percy-Smith .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Janie Percy-Smith(ed.)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 Philadelphia :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pp.1-21, pp.1-21.
[18] [19] [23][24] [25] [26] David G. Mayers, Jos Berghman and Robert Salais. Social Exclusion and European Policy, Cheltenham, Glos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1. p28; p29;p216;p219; p124; p187.
[20] Eleni Apospori, Jane Millar(eds.). The Dynanmic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an, Cheltenham, Glos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3.p1.
[21] [22] Brain Lund, Understanding State Welfare: Social Justice or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 p.192; pp.192?199.
（本文发表于《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