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与蔓延、各大机构一系列最新研究数据的公布，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选年围绕向富人增税的“巴菲特规则”的激烈论争，更是将收入不平等话题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美国，关注政治和社会平等、主张机会均等、捍卫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自由派学者，与倾向个人自由、维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制度、倡导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学者甚至上演了一场大论战，围绕当代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进行思想论辩和交锋。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极少数上层阶级在收入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扩大了。但二者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学者强调，战后长期以来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间的联系已经被打破。在过去30年间，剥削率大大上升，美国社会从中受益的人群只有1%。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自2000年以来关于顶层收入者的相关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顶层家庭所占收入份额急剧扩大。到2007年，顶层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额达到约24%,是1928年大萧条开始前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从未超过10%，一直徘徊在7.7%—9.8%之间。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保守派经济学家就一直在驳斥赛斯的数据，批评其采用的是税前收入，因而没有表明联邦政府以累进税、社会保险和所得税抵免等支付形式进行的货币再分配对富人的影响。康奈尔大学教授理查德·伯克豪瑟等指出，如果采用税后的收入数字并将政府的货币转移也包括在内的话，二者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1979-2007年间，美国顶层20%人群的收入增加了49%，而中间20%家庭的收入也几乎增加了30%。
近年来，一些无派别倾向的组织机构相继发布最新数据，与保守派的统计结果针锋相对。如2011年10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表明：“1979-2007年间，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后家庭实际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间3/5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40%”；“顶层20%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其中绝大部分又流向了1%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额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2010年美国的家庭总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贫困家庭只占3.3%。而1980年，即所谓里根革命开始之初，其所占份额分别是44.1%和4.2%。也就是说，在这30年间，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1.4%，而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
这些新数据被自由派学者广泛引用，以批评和指责当代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而保守派则撰文质疑和攻击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他们强调作为中低阶层美国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现金津贴没有计算在内，如食物券、收入税抵免以及为儿童提供早期教育的“启蒙计划”和帮助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的“佩尔助学金计划”等，这些津贴实际上每年需花费9000亿美元。
不平等是“好事”还是“坏事”？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好事，它能促使人们努力改变现状。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坦纳比喻说，经济绝非一块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人们成为有野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为更大的分享而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努力、技能、野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不平等的回报。在保守派那里，“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他们强调天生的不平等制约着机会平等的实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就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顶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也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造成了代际流动水平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的话，富人分享的越多，其他人分享的就越少。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关于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美国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论，一直以来三种观点占据主导。首先是全球化论。主张全球化造成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其原因一是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竞争，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非技术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经由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离岸业务等渠道对美国的收入分配造成显著影响。第二种观点是技术进步论。这种观点强调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源于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变革实际上很难与全球化分割，全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术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指出，技术进步隐藏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以及离岸生产背后，“离岸生产与数字化共生共存”。
作为技术进步论的延伸，近些年美国保守派中逐渐流行起一种说法，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哈佛大学高级领袖学者史蒂文·施特劳斯甚至认为，受教育水平将美国分割成了两个经济上迥然相异的国家。他对不同职业人群的收入进行对比后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自由派学者反对教育决定论。他们虽然承认更好的教育终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教育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教育既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缩小收入差距。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歇尔运用大量数据分析美国失业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失业并非结构性失业，而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意味着今天的失业者最终能够依靠其掌握的技能找到工作，意味着教育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助益。克鲁格曼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指出如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教育，那么不平等就成为一种供需关系的结果。这样，解决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体制，因而没有人会因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受到指责，因为实现更好的教育是每一个政客至少在口头上都强调的问题。虽然的确有必要校正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起跑线上存在的不平等，但实现一个在更大范围共享繁荣的社会并不在于教育。
到底什么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自由派学者主张制度政策说，这也是美国理论界关于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第三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它们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能通过产品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社会支付、工资设置机制或工人协商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汉克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皮尔森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是政治决策在塑造市场时偏向特权阶层、牺牲公众利益的结果。他们认为有三个“政治”层面共同推动了这种政治决策的形成：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二是制度。通过“否决点”的塑造，制度规则让行为者有机会通过其希望通过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实施的政策。三是组织。组织在促进政策变化中具有关键作用，而当前美国的组织环境极具偏向性。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并且因为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青睐；而由于工会的持续性衰落，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组织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小。这三个政治层面共同促成了导致更大不平等的体制性政治偏向。简言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决策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其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场。
与这种政治结构决定论的视角不同，一些自由派学者更加强调新自由主义政策选择的作用和影响。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不平等增长的真正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鼓励或允许”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运动。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二战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如战时工资管制带来的收入“大压缩”，以及其后长期奉行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年代”的极端不平等向战后相对平等的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推动底层阶级收入增长超过了上层阶级的《底特律条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增长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保守派与自由派学者围绕不平等解决方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对富人增税问题上。一直以来，保守派针对该问题的观点建立在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所谓“涓滴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即对富人减税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投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终使所有人受益。然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令这一说法难以成立。美国《赫芬顿邮报》、《财富》杂志撰稿人桑杰·桑胡认为，涓滴思想背后隐藏的是不平等的合理化，它确保了财富的向上流动而非向下涓滴。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B·莱克提出对富人增税的三个理由：一是缩减长期预算赤字、维持主要服务、捍卫社会保障和医疗、更多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不对中产阶级增税的需要。二是当前富人的税率处于历史低点。1940年至1980年间，最高收入者的税率至少是70%。50年代时曾经达到91%，而现在只有35%。三是收入的高度集中使得富人完全有能力支付增加的税收。因此，对富人增税不是保守派所言的“阶级战争”，而是一个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
“涓滴论”因为在实践中的“失效”已很少为保守派提及，他们更倾向于从教育、文化视角解析社会分裂的根源，强调下层阶级更大的经济流动与对富人增税无关，主要问题不是贫富差距而是文化差距。查尔斯·默雷在新著《分裂：美国白人的现状（1960-2010）》中指出，美国产生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层阶级或“认知精英”和下层阶级间的行为差异非常大。他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四种重要社会倾向即婚姻、勤奋、犯罪和虔诚进行研究，认为美国下层阶级传统的市民社会纽带已经完全退化，他们越来越缺乏友善、信任、政治意识和市民参与精神。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伟大社会”时代（指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福利计划正是美国工人阶级社会秩序崩溃的根源。因此，他为改善社会不平等开列的处方完全迥异于自由派，主张摒弃“新政”和“伟大社会”，而代之以一个能够保证基本收入的体制。同时，尤其要坚守美国生活方式的四个传统支柱，即家庭、使命、社区和忠诚，强调这是自华盛顿以来美国社会规划的真正基石。
除对富人增税外，自由派学者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解决方案。《新共和》杂志高级编辑蒂莫西·诺亚总结了应对不平等的八项方案，主要包括向富人征收重税、削减政府开支、引入更多的技术工人、普及学前教育、对大学收费进行控制、重新监管华尔街、选举民主党总统以及复兴劳工权等。其中，“强工会”是自由派学者大都赞同的不平等解决之道。克鲁格曼早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指出，工会的衰落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密切联系。工会不仅给工人带来高工资，也能够鼓励没有工会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工资和福利，因为后者需要与前者争夺优秀的员工。
具有左派倾向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新近发布了关于工会衰落与不平等增长关系的研究结果，给自由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该研究认为，从1973年到2011年间，工会代表的劳动力从26.7%下降到13.1%。工会的衰落尤其对男性中等收入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1978—2011年间约3/4的白领和蓝领男性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也是超过1/5的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男性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工会的衰落削弱了工人在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上的议价权，限制了无工会公司提高工资和福利以与有工会公司在竞争员工方面的“溢出效应”。同时，去工会化也与全球化、解除管制以及更低的最低工资等低劳动标准一道，共同强化了雇主的权力，削弱了中低收入者获得好工作和经济保障的能力。
两点看法
1.美国理论界围绕不平等问题的论战，是当前美国社会矛盾冲突激化的集中反映。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连续扩张了近30年。即使60年代后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极具社会影响力，也未能对现实资本主义形成具有威胁性的挑战。但在70年代经济危机后，伴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退潮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大政府、福利国家等支撑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被彻底打碎。尤其是在IT和金融泡沫破裂导致90年代美国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终结之后，隐藏在富庶的“中产阶级”社会之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失业、贫困、社会失衡等日益凸显。始于美国其后遍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占领”运动，正是人们这种不满和愤怒情绪的表达与宣泄。
理论是对现实的回应。近几十年来，围绕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及其社会后果，美国理论界的左右两派学者一直争论不休。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诱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并直接导致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演变为围绕收入不平等展开的激烈论战。保守派捍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主张新自由主义缩减了绝对的社会不平等，宣称相对不平等的存在促进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自由派则大多是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强调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社会相对不平等急剧增加。
这场论战也是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主流思想理论流派的政治理念之争，其围绕不平等的争论和分歧体现了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作为美国政治上的左派，自由派的思想理念某种程度上蕴含着集体主义的意味，强调只有为个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端。而自由的价值观则是保守派的政治标签，坚持不平等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保守派因而竭力维护私有财产权和自由企业制度，反对除必要外的任何形式对公司的调控，支持由市场而非通过政府计划分配产品。
从思想理念上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价值观冲突、对立，但实际上二者互相补充，现实美国政治一直在这两种价值间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虽然从危机来的实践看，尚未出现实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范式转型的迹象，但为了缓和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如2010年的“医改法案”、2013年初通过的解决“财政悬崖”法案中的相关增税措施，已经开始更多地倾向自由派的理念。
2.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保守派和自由派围绕不平等的论战，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目的是在体制范围内寻找一个医治资本主义弊病以平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良方。虽然就基本观点而言，具有左翼色彩的自由派的观点更多地体现和维护了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但在根本上，这些分析和批判没有触及不平等问题的实质，没有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但简单地回归凯恩斯主义充其量只能暂时缓解不平等状况，而绝不可能根治不平等；只能够推迟不平等引发的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而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从这个层面看，他们的不平等分析尽管具有进步意义，但极大降低了理论批判的力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