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普世价值”，有人将其视为灵丹妙药，也有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认识？“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为此，需要对“普世价值”进行理性解读。
回答“普世价值”是什么？首先需要搞清楚“普世价值”从何而来？“普世价值”是怎样演变发展的？“普世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一）“普世价值”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来。“普世”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基于对世界本体追问的自然哲学是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最重要的基因。那时的“普世”，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普世价值”以及用来描述“普世价值”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核心价值，孕育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比如，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是由“人民”和“权利”两个词组合而成，其含义是“人民的权利”或者“统治归于人民”。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对平等的系统研究，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建立良好政体“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分别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在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自由具有丰富内涵。一种是外在的自由。在古希腊，是否具有公共事务的权利被看作是有没有自由的重要标准。人们可以分为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指拥有公民权的人，他们能够参与公共事务；而奴隶则是不具有公民权的人，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另一种是精神的自由。首次阐述精神自由的是斯多葛派，该学派认为，人民因为拥有理性而获得精神自由，完全生物意义上的人是不自由的，当人民按照理性也就是按照自然法行事时，他们就是自由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漫长的岁月里，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没有被赋予任何“普世”的意义。
（二）“普世价值”应资产阶级需要而生。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地主和教会统治，高举自由、平等、人权的大旗，主张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来反对“君权神授”，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但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接受自由、民主和平等；即使表面声称接受，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由、民主和平等。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但他认为最重要的“天赋人权”是财产权，其实质是为资产阶级代言。法国思想家卢梭主张直接民主制，却对英国议会制展开了猛烈地批判，“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平等的虚伪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由此可见，西方资产阶级虽然高呼自由、平等、民主，但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所服务的，即使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内部，由于社会阶层和人生经历等不同，对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三）“普世价值”为和平演变战略所用。二战以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从此“普世价值”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实施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西方资产阶级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将“普世价值”定义为“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只要出于良知与理性，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的价值”。 在随后的日子里，西方资产阶级把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和“普世价值”简单等同起来。这样的结果，“普世价值”超越于国家、民族、宗教之上，演变成为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捍卫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权”的旗号，通过宣传西方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侵蚀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中，“普世价值”功不可没。
（四）“普世价值”因国际社会质疑而困。时至今日，在西方国家内部，“选举”这一被西方政客标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成为了“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美国的财政危机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斯诺登事件彻底揭穿了西方自由的真实面目；“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对西方社会“公正”的极大讥讽。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等幌子，武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颜色革命，埃及、泰国和乌克兰等国陷入“民主危机”，叙利亚走入混乱的“国内战争”。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普世价值”是灵丹妙药，为何这些国家长期动荡不安？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何谈自由、民主和人权？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难道与其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相一致吗？西方社会在价值观上为何自相矛盾，奉行双重标准？尽管“普世价值”头顶着自由、平等、人权等耀眼的光环，但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行为戳穿了“普世价值”的谎言。
为了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西方国家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建设，而且高度重视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建设。他们一方面给“普世价值”戴上美丽的光环，另一方面巧妙地设计话语陷阱，使对手束手就擒。
一是别有用心地构建话语体系。西方国家首先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将其“普世价值”宣称为全人类应当共同遵守的；然后，罔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将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简单归结为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最后，宣称“普世价值”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落后、实现文明进步的唯一选择，最后推导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为世界量身定制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话语体系。
二是制造话语陷阱。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以“普世价值”为思想利器，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布设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迷魂阵”：如果你默认或者接受“普世价值”，则正中其下怀；如果你反对“普世价值”，他就直接给你带上独裁、反自由、反人权等帽子，说你愚昧落后，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如果你怀疑“普世价值”，他就用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忽悠，普通老百姓被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搞得晕头转向！
三是垄断话语霸权。西方国家早已习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评价非西方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只要这个国家和民族取得了成绩和进步，直接来一个“万法归一”，说成是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如果这个国家和民族停滞不前或者陷入困境，不问青红皂白，全都归结于没能有效践行“普世价值”；假如不按西方的要求和意愿行事，就被贴上“极权统治”和“违反人权”等负面标签，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实施各种制裁，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压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果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主张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他就高呼“人权高于主权”，用抽象的价值观代替自主理性的选择。总而言之，在西方国家眼里，只有“普世价值”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四是不遗余力地推动话语输出。西方社会在全世界宣传和推行“普世价值”，花样不断翻新。例如，以指导发展为名，大肆输出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使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帮助转型为名，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大伤元气；“9·11”之后，以反恐为名，武力入侵阿富汗；进入新世纪，借民主之名，策划“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普世价值”不仅没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福音，反而引发社会持续动荡，并被贴上“失败国家”的标签。历史充分说明，“普世价值”不是非西方国家走出贫穷落后的灵丹妙药。
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中，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于突破思想籓篱，客观理性地对“普世价值”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展开深入研究，才能建设起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理性看待“普世价值”的历史局限，自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历史局限。譬如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又如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危难关头，用鲜血和生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力竞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其次，深刻认识“普世价值”的西方话语本质，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出发来认识中国的问题。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意识形态领域和价值观的竞争，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生存发展空间的竞争。西方鼓吹“普世价值”，代表的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目标是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如果我们将“普世价值”看作人类“圣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变成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不顾国情地全盘照抄西方模式，不仅会将中国带进思想认识的“死胡同”，而且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历史的悲剧，最终结果是使中国沦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国”。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全盘吸收另一国家的文化和制度，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面临与西方全然不同的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不可能简单地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自己。只有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
第三，科学辨析“普世价值”的概念范畴，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话语。自由、平等、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文字符号，它们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价值理念的内涵外延、实现形式和实践情况各不一样。它们虽然被西方资产阶级用来描述“普世价值”，但并不意味着被资产阶级所专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平等、民主获得了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了每个劳动者在生产和分配中的平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保障了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突破了私有制和资本的籓篱，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狭隘，必将成为更真实、更全面、更具生命力的价值观。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价值”，实现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自觉超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引领。
（作者：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