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中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如果给定一定的利益结构，一个人很可能胜过一千个人。其逻辑是这样的，假定一个社会有1000个人，其中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得到1000元，但其代价是每一个人损失1.5元。这时，这个人有一千分的干劲，去得到1000元，但这个社会的其他人每个人只有1.5分的力量去努力减少1.5元的损失。这999个人，虽然人多势众，但由于每个人损失较小，而组织起来要对付这一个人交易成本又很高，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个人捞到了1000元的好处。当然，这个假设的社会，总体上损失了1500元，净损失500元。如果这样的事情很多，即使每个人都轮流有机会获得1000元，但社会净损失每次都会是500元，总损失是50万元。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贫困。这是英国学者哈丁所说的"公物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极端形式。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只是其结构和实际情况表现五花八门，但结构大同小异。在中国，比较普遍的现象不是参与各方平等的“公物悲剧”，而是行政主导的“公共选择悲剧”。在这一结构中，行政主导的少数票可以最终胜过多数票，赢得最后的胜利，也就是说即使实行民主投票制、而且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才能胜出也是如此。
故事的背景是，为了减少人事腐败，中国很多用人单位都引入集体投票机制，并且规定必须三分之二票才成获得通过，才能获得提职称，或者得到晋升的资格。这样的制度变革可以改变用人内部人控制、主管领导一言堂、人事腐败的现象。这一变革可以说在很多单位已经发生了作用，但在有些单位，学术腐败依旧，只是难度有所增加。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引入院外专家评议职称制度。据可靠消息，中国政治学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政治学会秘书单位评职称，9位专家有1位出国访问，8位专家出席。有三位竞争者竞争一名副研究员的职称。其中一位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到该所已经工作六年，是一位康德学者，已经有独立专著一本，《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述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已经出版第二版，刚刚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作类三等奖，获得奖金15000元，合著两本，都为国内著名出版社如上海三联书店等出版，有很大影响，还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重要学术论文，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与另外两位相比，学术优势非常明显。但结果却是另外一名学术显然有弱势的学者胜出。
过程是艰难的，第一轮投票结果是5：3，有五位学者选择有学术优势的康德学者，但没有得到获胜需要的6票。大家进行辩论，第二轮，投票结果是5：3。大家接着进行辩论，第三轮投票，结果依然是5：3。一直到第四轮，这时一个上午已经过去了，下午也过去了一大半，但投票结果依然是5：3。
到了这个时候，专家可能已经明白，所长正在主导全局，而且意志十分坚定。如果再坚持科研学术标准，恐怕到了半夜也出不来什么结果。于是，行政主导终于获得了胜利。
投票是残酷的，但残酷的并不是投票，而是可怕的“行政主导”。会议结束之后，参加过各种各样职称评定会议的评委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职称评定会。
这位康德学者知道结果之后，感到有些忿忿不平。怎么会这样呢？她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作过任何努力。到社会科学院任职六年多来，与她一起毕业的博士班同学，有的早就是副教授，有的现在已经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甚至当上了全国著名高校副院长、系主任。而这位康德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虽然是同学中公认的佼佼者，目前的职称依然是助研。她从来没有怨言，依然默默地进行着自己的研究，而且连问都不想问，到底是为什么。
但这一次她不再沉默，决定向院人事局了解情况，并准备向主管副院长递送材料，准备申诉。
结果会如何呢？不得而知。不过已经有好心人告诉她：
再“折腾”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顶多是院部要求政治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复议结果，但审查者还是同一批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明年你还不是在他的手下评职称吗？”
的确，这些好心人可能是正确的，这位康德学者的最佳选择是不断地“低头”，一直到人家给其扬头的机会为止。否则，将永远没有扬头的机会。
不过，在逻辑上，这并不正确。因为永远的“低头”，没有抗争，不见得能够保证将来不用“低头”。
所以，选择抗争，逻辑上依然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样做，对个人可能有较多的损失，但是对整体是有利的：这样的抗争，可以促使最高学术机构更加重视学术成就，有助于正视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用人腐败现象，挤占“用人唯亲”，给“用人唯贤”开拓更多的空间，最终有利于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
当然，这是个人的事情。相对于庞大的权力机构来说，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她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支持，让她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挑战公共选择的悲剧。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问题的解决关键，还在于如何在制度上缩小空间，减少这类显失公正的问题。就上述例子来说，这个中国政治学的最高学术机构职称评议的问题在于行政首长主导。这时，只要多邀请所外甚至院外专家，专家委员会从专家库中匿名选择，甚至通讯投票，这样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早就这样做，不仅这位康德学者可能早就评上了职称，中国政治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会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学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