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已经融入作为全党全军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胆略、勇气和远见，紧紧把握住时代脉搏，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和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设计的大框架中，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与军事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系统地回答了我国军事战略的根本着眼点与出发点，以及指导战略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要求，并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军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
一、战略目的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邓小平考虑军事战略问题，总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国家利益作为军事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他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又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以上论述，邓小平明确了我国军事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必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邓小平军事战略思维中的国家利益观的精义在于：
（一）军事战略谋求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这是国家利益对军事战略的本质规定，也是军队职能的体现。对于军队来说，保卫祖国是其根本职能，也是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安全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最终要靠自己拥有能够遏制战争和抵御侵略的强大军事力量。然而，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军事战略的重要职能不仅仅是谋划战争，而且更应注意遏制战争。一般说来，当使用暴力冲突所取得的经济利益要小于冲突的代价时，最好要尽量避免冲突，最大限度地寻求其他方式解决争端。
（二）军事战略谋求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军事战略不仅要谋求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还要重点保障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当前，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始转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全党和全国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此，军事战略必须谋求消除战端，解除威胁，以争取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把保障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作为军事斗争的根本任务，体现了国家发展利益的根本要求。
（三）军事战略配合和支持政治、外交斗争军事斗争作为政治、外交斗争的工具，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战略要更加积极地与政治、外交斗争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我国抗衡霸权主义的战略作用，抑制战争因素的增长，促进和平力量的发展，恰当地运用威慑手段，努力消除战端，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在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自卫战争中，要严守自卫立场、坚持后发制人，要严格服从国家的政治、外交政策，以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军事战略具有打赢战争与遏制战争的双重功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我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在我国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打赢”的实战战略，“遏制”只不过是一种补充甚或良好的愿望。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依据世界大势的变化，科学而精辟地把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进而认为“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中，和平一方占据主导地位，使军事战略的着眼点，由大战“迫在眉睫”、准备赢得战争，转为致力于赢得和平、避免战争。邓小平指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5年6月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邓小平既强调准备打赢战争，又强调制约战争，并将遏制战争与赢得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思想，贯穿于军事斗争准备和建设之中。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遏制战争与赢得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思想，其要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遏制战争为战略指导的着眼点遏制战争，是一切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着眼点，是和平时期军事战略的最佳选择，也是一切军事活动希望努力争取的最好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尽管仍然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战争有可能制止。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有这么大不愿意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然存在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关于如何遏制战争，邓小平强调，遏制战争必须积极开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采取军事威慑等手段，并与政治、外交斗争密切配合，努力遏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增长，遏制战争因素的发展，并让那些人相信如果动用战争手段将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从而创造对我有利的战略环境和战略态势。
（二）以打赢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的立足点军队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是制约战争的必要条件。军队做好战争的准备，就有可能制止战争的发生。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中国渴望和平，但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的世界里，放弃防卫手段，只能助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只能增大战争的危险。因此，我们要敢于打赢那些迫不得已的、不可避免的和强加于我们头上的各种战争，其中包括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战争，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尊严的战争等。
（三）“力争遏制”与“立足打赢”目的一致在新时期，无论是“力争遏制”，还是“立足打赢”，都是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可靠保证。而且，二者互为前提，互为目的。遏制战争是打赢战争的必要条件，通过遏制战争可以赢得时间，增强实力，更好地创造打赢战争的条件；打赢战争的能力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基础，只有具备了打赢战争的能力，或通过军事手段惩罚敌人，才能增强威慑的可信度，才能有效地遏制战争。
邓小平关于坚持遏制战争与赢得战争相统一、突出遏制战争的战略思想，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客观需要，是我国新时期军事斗争的战略指导的最优选择和最佳目标，是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核心指导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军事斗争和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战略力量上，寓军力于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及对外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在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较量的重点正由超级军备竞赛转入综合国力较量。在新时期，努力提高综合国力是我国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提高我国国防能力和我军战略行动能力的基础。为此，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军事战略指导的重点放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上来。
（一）综合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如果说在以往的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生存问题一度突出，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对抗往往表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抗，那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发展问题和综合国力问题已经成为决定未来一个国家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只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得到全面发展，国家的国际地位才会提高，国家利益才有保障。如果综合国力上不去，虽然一时还不至于危及国家的生存，但从长远看，综合国力衰微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基础的削弱和国际地位下降，国家日益走向衰亡，最终将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最基本利益—生存利益的保障。
（二）军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以增强综合国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关系到军队和国防的前途和命运。为此，邓小平要求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他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他还指出，“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会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因此，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快速提升综合国力，是提高国际竞争力，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压力的正确选择。
（三）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军事战略提供有力支持综合国力增强，能促进国家战略能力有效增长，将对军事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一是能提高战略决策的灵活性。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军事战略的力量基础更加雄厚，有更多战略手段可供选择，军事战略决策将更加主动和灵活，并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二是能提高战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不断增强，物质条件会更好，技术水平会更高，力量结构会更合理，从而为军事战略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三是能提高战略遏制能力。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遏制对手的力量基础会更加牢固，手段更加可靠，不仅能够以相应的非军事手段遏制对手制造各种危机，而且能够以可靠的军事手段遏制对手向我发动战争和挑起军事冲突，更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的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作出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减少了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快速提高了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民族凝聚力和战略调控力，使国家战略能力迅速发展，为我国军事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四、战略准备上，立足于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军事斗争一直侧重准备应付全面战争，即准备在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时，以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抗击敌人，保卫国家安全。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得出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重要论断。同时，随着8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技术装备用于局部战争战场，局部战争越来越具有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特点。这就必然要求，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上，这是我军战略指导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为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战略思想，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军事战略应建立在高技术发展基础上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现代科学技术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事实证明，在这场增强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谁能抢占到科技“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可能在政治上更加独立，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在军事上更加强盛，在战略上更加主动。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新态势。高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运用，是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的一块重要基石。
（二）高技术战争为军事战略的确立提供了方向目标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一种新型的现代战争—高技术战争出现了。比如，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突袭伊拉克反应堆；1982年6月9日，以色列空袭贝卡谷地；1986年4月14日，美军空袭利比亚，开创了“外科手术式”的现代高技术战例；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更是名副其实的高技术局部战争。这些战例，无疑向人们昭示，高技术局部战争已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类型。战争形态的演变，促使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重新研究确立新的军事战略，把我军未来军事斗争的立足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上来，从而在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
（三）正确把握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高技术战争既有一般战争的共同规律，也有其特殊规律。邓小平一再号召要重视研究现代战争的特殊规律，努力探寻制胜之道。高技术局部战争将是一场时间上相对缩短、空间上相对扩大、力度上相对加强、攻击点相对集中、物资消耗量相对增多的现代化战争。作战形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有传统的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而且有电子战、导弹战，甚至会出现太空战和计算机病毒战。这种有限规模和范围、崭新形式的战争，必然产生根据情况有选择、有节制地使用力量、采取新的方式动员群众参战，以及运用新的形式与敌人作战等一系列新问题。
在新时期，邓小平作出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向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决策；做出发展高科技的战略决策，批准我国“863”高科技研究计划，并要求搞自己的尖端武器；在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行动中，战略指导上根据局部性反侵略战争的有限性特点，通过必要而有限的作战行动，实现有限的作战目的，为后来的政治解决创造了条件。
总之，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是在对时代特征认识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之上形成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它着眼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着眼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寓国家安全于发展之中。它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使中国走上重新崛起之路的需要，是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占据应有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需要。以“力”摄敌，以“力”制战，战威相济，力智并举，是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战略思想的真谛和战略决策的基本着眼点。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学院编审、法学硕士；空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军事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