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是一个群体拥有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并使共同体得以维系、运转和成长的关键要素，也是人类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再加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将长期持续下去。多元文化的长期存在虽然妨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孕育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却是人类文化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澳门的实践证明，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城市。
在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的当今世界里，西方的强势文化不仅凭借文化的交流迅速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而且也凭借军事技术等优势有目的地推行自己的文化战略。在一些比较落后的非西方国家，也一直有一些急于走向现代社会的激进人士迷恋西方文化，希望走西化的发展道路。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如何认识历史形成的多元文化的意义和前途，就成为如何看待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一个关键。本文试图从文化对群体和个体的生存意义出发，探讨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以及它对人类文化繁荣的意义，以期对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能够有所帮助。
一、文化对族群群体生存的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创造出来的一系列成果，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经验与成果的凝结。德国的《迈尔百科全书》在解释文化概念的含义时就指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 这是从词源上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密切关系。罗素在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敌人时指出，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 罗素的说法用今天的观点看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把自然当成敌人，把他人当成敌人，反映的是自由竞争时代主客体对立的观念。但罗素的这些说法并不是要论证人对自然、人对他人的征服，而是要论证文化的起源。也就是说，人类为应付自然而创造了物质文化，为应付他人创造了社会制度文化，为了抚慰自我，创造了宗教、艺术等文化。因此，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其适应自然、调整社会关系以及抚慰自我心灵的内在价值，只是由于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使这种被称为"文化"的人类创造物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所以，格罗斯指出："我们的地球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肤色的人们的栖息之地。"
文化不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经验与成果的凝结，它同时也是人的现实生产和生活的基础。离开了既有的文化，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或者套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离开了文化，它不是野兽就是神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交流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典章制度和历史传统等。这些语言、观念、信仰、制度、习惯和传统等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连接在一起，同时又把不同国家和民族区分开来，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与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相互区别的界限。人们在自己的这些文化中，不仅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即获得了关于"我是谁"的意识，而且在这些文化中也形成了自己生存的技能、样式和独特的意义世界。
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中的词汇、语法、成语等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而书面语言更是记录下了人们在历史中取得的各种知识、智慧与成就，并能够使这些知识和智慧得以传承和传播。所以，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象征。通过自己的民族语言，人们形成了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实现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合作，保障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独立。在这一意义上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声音边界。语言的这种政治意义使得一国的统治者总是非常重视国家的语言政策，总是把语言政策作为国家统一的重要工具。由于语言本身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以及语言在维护民族或国家利益上的重要作用，所以，语言"成为文化拒抗的战壕，自我控制的最后堡垒，以及可以确认意义的避难所。"
不可否认，由于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的霸权影响，加上全球化的进展，逐渐使英语成了世界各国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是，复杂多样的语言文化体系并不会由于英语的存在，而使长期形成的民族语言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那些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语言文化体系尤其如此。
宗教是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塑造了一定文化群体的历史、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它通过教义和仪式，潜移默化着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它强化了特定民族或特定群体的认同意识，加强了特定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也促进了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分离。宗教对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塑造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它既在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造成了精神生活、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上的巨大差异，又为每个信徒们提供了一个生命意义得以阐释和确立、飘泊的心灵得以安顿的独特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是信徒们的精神共同体。在这里，依靠信仰这根精神纽带，孤独冰冷的心灵有了家的温暖。因此，对于信奉某一宗教的群体来说，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于他们的生存是利益攸关的。
不仅语言和宗教对一个群体的生存有着巨大的意义，而且，族群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都对族群群体的生存关系巨大。如果说，语言使群体的沟通从而使群体的形成和维系得以可能，宗教信仰能够塑造群体的意义世界和共同的精神家园，那么风俗习惯则有助于在群体中形成一种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自发秩序，从而使群体的共同生活得以顺利运转。在维系共同体运转的各种规则体系中，风俗习惯是最具有"看不见的手"性质的规则，这些规则使得秩序的维系具有了某种自发性质，并从而减少了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依赖。
历史传统是一个共同体的生活连续性的体现。它不仅仅意味的是共同体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它塑造着共同体的现在，并影响着共同体的未来。无论对一个个人来说，还是对一个群体来讲，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也就无法知道现在何方，从而也难以知晓要走向哪里。因此，共同体的历史既是该共同体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也是现在的"我"之所以是"我"的来源。它塑造了共同体的特性和气质，并培育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感。另外，历史的传统不简单是共同体前进的包袱，更重要的是前进的基础和力量的一个源泉。一个共同体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脱壳而出，获得新生；但是，正如脱壳的蝉仍然是蝉而不是蝴蝶一样，获得新生的共同体仍然是它自身，而不是它之外的"他者"。事实上，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传统积淀的智慧和经验，它也很难创造现在的生活，很难在新的环境下获得新生。
总起来看，特定的文化对于特定群体的生存来说是性命攸关的。有了它，一个群体才能够形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具有内聚力，拥有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并使共同体得以维系、运转和成长。
二、 文化对人类个体生存的意义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离开了群体人就不能成其为人。长期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往往从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从特定的群体背景中抽象出来，使人成了孤立的个人，或无牵无挂的个人。实际上，他们构想的这种抽象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种"社会性"体现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人一生都要活动于由许多人组成的群体中。根据不同的参照系，这个"群体"可以小到自己的家，大到国家、再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在国际交往中，当你身处异国，和不同国家的成员相遇时，你所面临的就是对你个人身份的确认。不仅海关要确认你的身份，表明你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或"印度人"，而且当你和其他国家的一般人进行交流时，你同样面临着对自己、对他人不同国籍和身份的确认。
目前有一种"世界公民"的说法，仿佛公民不属某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国际社会。不错，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已经不再生活于一个单一的群体中。你可以拥有加国护照，却工作在中国的上海；你有美国国籍，却可能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雇员而长久地生活和工作在他国，或在许多国家间穿梭往来。但是，颁发给这位"世界公民"的护照，不是联合国签发的，而是他的国籍所在国签发的；标明其身份的不是来源于联合国，而是来源于他获得公民身份的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能够获得最终保护的还是获得公民身份的国家。
公民身份的不同，不仅表明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归属，而且大体上表明了一个人的文化归属。在当今世界上，有两种国家，一种是移民国家，诸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另一种是非移民国家。非移民国家的成员在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接受的是这一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政治价值、法律意识、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意识中积累起来，并成为一个国家公民素质和修养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民的后天本性。在移民国家，第一代的移民身上还流淌着祖国文化的血液，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某些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可能发生了某些转变，但母国文化对他形成的影响则久久不会退去，母国文化给予他的某些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也不会由于移居他国而轻易遗忘。到第二代移民时，由于一开始就经受着所在国的文化熏陶和社会化过程，所以在心灵深处就形成了与他所在国的文化相适应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这也使得第二代移民能够较容易地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成为这一文化群体中的真正意义的成员。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发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在卡西尔看来，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不如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其理由在于人类文化的形式是符号。在这里，人与动物的不同则是以人能够储存和发展"符号"为其重要标志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符号的动物"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动物"，用卡西尔的话说，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文化则是"人的本性之依据"。这实际上就是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塑造着一个人的本质；或者说，人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动物。
作为文化动物的人，其文化的属性并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后天在与他人的交往实践中和文化学习中建构起来的。一般说来，人是否能够接受外界给予的符号，能否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这是人能否顺利地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这些符号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人们在生产劳动和交往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人们之间凭借语言系统，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经验和思想的交流，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从实际生活来看，具有相同语言系统的人彼此之间较为容易沟通和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则往往容易出现障碍。加拿大学者玛格丽特·穆尔（Margaret Moore）在论证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时指出，当代一些国家如塞浦路斯、黎巴嫩、斯里兰卡、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民主政治之所以难以运行，原因之一就是语言障碍和文化上的壁垒。 这说明，语言既是群体内部顺利交流的工具，也是把不同群体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从而也是人们之间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个体人对文化的依赖，不仅体现在语言上，而且也体现在对整个文化资本的依赖上。所谓文化资本就是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观念、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文化传统、制度规范以及表现为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等。文化资本的重要功能主要在于它既是一个群体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个人占有和利用的文化资本越多，他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他的生存和发展也就越能得到保障。可以想象，离开了群体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一个人不仅难以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难以界定自己的归属和身份，而且也难以实现真正人的意义上的生存和发展。
三、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
全球化是人类普遍联系不断扩展的过程，但不是全球同质化的过程。尽管全球化过程中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交往规则会不断增长，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会轻易消灭。这不仅因为文化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生存都利益攸关，而且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将长期持续下去。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球上的生态多样性有较大的关系。人作为地球生物进化中最高层次的物种，就体征看，主要有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种等。这些人种不仅肤色、毛须、体型不同，而且由于最初生活区域的差异，他们面临的生存环境和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都有很大的区别，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风格与民族特性。例如，蒙古民族在传统上是"马背上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史诗等作品大多反映了他们的游牧生活和马上征伐的活动。至于土壤肥沃、气候良好、水源充足的适宜于农耕的地区，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农业生产方式，并培育出与此相应的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可以说，只要地球的生态多样性没有被毁灭， 那么，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就不会被消灭。
各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传统的差异也是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根源。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化的发展都与自然环境、人种特点、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过程等密切相关。正如人们所知，人类是群聚的动物。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则、自己的信仰和历史记载，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不同的群体依靠这些因素而各自聚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民族、族群和具有各自文化特色的国家。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作为悠久历史的产物，镶嵌在了人们的生活和实践中，并作为一种纽带把社会联结成了一体；它深深地植根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的心灵和观念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深植在民族精神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之根却难以拔除。当人们享受现在、憧憬未来时，他们会时时面对自己是从何处来的这个问题。就像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人们也不可能割断自己生存的历史根基，不可能抹去心灵中的历史烙印。因为，割断这种根基或抹去这种烙印，就会像一个失去记忆力的人那样，不可能认识现实的世界，也不可能理解生活的意义。这些事实，都决定了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将会长期地存在下去。
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普遍交往的加强，彼此交往中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越来越多，物质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接近，不同国家或民族在许多方面正逐渐"趋同"。但我们必须要分析的是，这是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方面的"趋同"。
众所周知，广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几个层面：（1）精神（心理）层面，包括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性格、历史意识、伦理观念、人生态度等因素；（2）行为层面，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等因素；（3）制度层面，包括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法律典章等因素；（4）物质层面，包括人类劳动与自然物质相结合的产物，如服装饮食、居住条件、交通手段、劳动器具、工艺技术等现象。我们讨论全球化带来的"趋同"现象时，必须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分析。
纵观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趋同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规律性现象，即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在物质层面较易趋同，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较难趋同，而精神层面则最难趋同。
首先看看物质层面。应该承认，人们在与自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产品既是在一定文化观念影响下设计和生产出来的，反过来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观念。这些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因素，传播和巩固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和制度。但是，由于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主要是满足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用方面的需要的，因此人们在消费和生产中考虑的主要是它的使用价值。尽管人们的物质需要因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千差万别，但毕竟人类有很多共同的生理需要。所以，当人们生产或运用这些物质用品时，完全可以超越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
然而，制度和行为层面上的"文化"就不像物质层面那样容易趋同了。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则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 总体上说，制度就是共同体调节个体行动者之间以及不同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权威性行为规则体系。一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和社会整合的需要，并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行为规则体系。它的特性取决于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各种社会群体（族群、阶级、集团等）的性质和关系状况、一国所处的国际关系状况、国民的特性和素质、该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上述诸因素中，生产力的因素既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因素，又是一种最具变化性的因素。说它是最具普遍性的因素，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常常需要一些共同的或普遍性的条件，如科学技术、市场机制、交易规则、政治稳定等；说它又是最具变化性的因素，是说生产力是社会各因素中变化最快的一种因素，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生产力的这两种性质对社会政治制度也产生了两重性的影响。就它的普遍性来说，它要求社会政治制度应具有一些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性的规则，如市场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等，因而它具有一种趋同的倾向。就它的变化性来讲，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会影响社会群体的性质和关系状况的快速变化，影响一国所处的国际关系状况的变化，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然而，这种变化在各个国家既不是雷同的，也不是同步的，还不是直线的。它们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造成了各国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于是，在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下，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会有多种可能性方向，也即这种变迁很可能会成为一种与"趋同"相对的"趋异"的力量。
除了生产力的这种趋异性影响之外，一国所具有的不易改变的特殊条件或特殊因素，如国民的特性和素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该国所处的文明的特质（如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由文化传统和文明性质所决定的不易变化的那部分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的族群关系状况，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状况，该国在国际格局中长期的特定地位等，都是造成各国社会政治制度不易趋同的影响因素。
一套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应该是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合理地调节社会的利益冲突，有效地促进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的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与社会的各种具体状况和具体条件相适应的制度，而后者是不能靠所谓的普世规则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观念和心理层面的趋同可能是最为困难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除了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这类普遍性很强的事实世界以外，在价值和意义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多样性的存在。这种多样性是命定的或必然的，因为它来自于价值的多元性本身。价值的多元性不仅是从静态的意义上讲的，而且也是从动态的或历史的意义上讲的。所谓动态的意义，就是说人类的生存境遇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主体那里，同类的事物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追求和理想也是不同的。
精神和心理层面是通过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编织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语言和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凝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塑造者。一个民族的语言是难以改变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历史意识、审美情趣和伦理观念等也是较难改变的。只要中国人在书写信封时仍然按共同体的大小由大到小排列区域和单位的顺序，那么个人主义就很难支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同样，只要人们还没有忘记历史，那么传统文化就仍会在人们的当下观念中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高度制度化作保证并深深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也是精神层面最难改变的一个因素。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要变成一个信仰伊斯兰的国家，或者由信奉伊斯兰的国家变成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那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像中世纪一些国家所做的那样，用残暴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一旦形成，就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外来的文化可能进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并对一个国家的观念构成影响。但是必须看到，作为文化内核的东西，即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用来支持它们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加拿大的法裔加拿大人不会因身居英语文化的包围中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西方国家中的华人虽然洋装穿在身，但心仍然是中国心；伊斯兰妇女不会因生活在西方社会中而轻易地扔掉自己的头巾。这些都说明，一个国家的精神并不像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那样容易改变，而这就是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的重要原因。
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这一事实既有有害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从总体上说，利的一面要大于害的一面。就它的害的一面来讲，多元文化的存在妨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制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和隔膜，孕育了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弊害要远远小于它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利益，因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人类文化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
多元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精神生活丰富性的必然要求。无论从价值的多元性以及人类审美趣味的多样性上来看，还是从心理学乃至文化学上讲，人类的精神生活客观上都是需要丰富多彩的。单调的色彩会让人感到沉闷乏味，丰富的色彩会让人精神焕发。文化也是这样。单调的文化使人的精神世界贫乏压抑并导致枯萎，多姿多彩的文化则能使人的精神世界丰富饱满并充满生机。因此，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客观要求，而丰富多样也是文化的一个内在价值。正如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多元文化之间的竞争也是人类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在由文化多样性构成的世界中，每个特定的文化群体都会面临不同文化的挑战。正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学习，各个群体才能不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新文化，各种文化也因此获得了进步的动力。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基辛格所说，"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一旦失去了文化的差异，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就可能会剥夺了人类一切智慧和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分歧与选择的各种可能性。演化性适应的重要秘诀之一就是多样性，……去除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持续的意想不到的代价。"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也明确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确实，多样性是进步的酵母，消灭了文化的多样性，也就堵塞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熄灭了人类文化繁荣的希望。
只要我们认识到了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文化繁荣的意义，我们就能够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后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汲取和借鉴这些优秀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中国家只能简单照搬或照抄这些成果。除了科学技术这些普遍性知识以外，其他文化形式都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和再创造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本土文化的意义，不能把本土文化仅仅视为现代化的包袱和障碍。一般而言，本土的传统文化既有与现代化要求相冲突的地方，也有能够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或相对接的地方；在某些方面它是现代化的障碍和包袱，在另一些方面它又是现代化的基础和资源。后发展中国家需要做的，是在学习先发展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同时，通过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推动本土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建设现代化的本土文化，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五、多元文化与澳门的启示
多元文化不仅对于世界及其文化的繁荣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一个城市也是有意义的。澳门自16 世纪中叶被葡萄牙占领之后，就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虽然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人民带了伤痕，但是，其逐渐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也为澳门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可以说，澳门和香港一样，它们的发展都佐证了多元文化的积极意义。
葡萄牙统治澳门期间，不仅葡萄牙语、拉丁语、基督教神学等在这里得到了传播，而且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得到了传播。目前，澳门不仅有族群成分比较复杂的人口，有语言不同的媒体，而且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存在多种体系和多种学制，如中文体系、葡文体系和英文体系，学制则有内地学制、台湾学制、葡国学制和港英学制等，这既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也为澳门居民接触不同文化，扩大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现代法治创建的良好秩序，使得多元文化在这里能够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也使得澳门成了一个拥有多元文化优势的城市。应该看到，这是澳门的一项珍贵资产，也使澳门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基础。
回归祖国以来，在占主体地位的华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体制下，澳门不仅继续保留了自己多元文化的特点，而且进一步发挥了这一优势，使得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据澳门政府统计局的统计，澳门人口1999年回归祖国时为42.9万人，到2007年短短的八年间，增长到53.8万人，增长了2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9年为13844美元，到2007年就增加到35982美元，增长了160%。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澳门的多元文化状况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的进步，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酵母。
事实上，多元文化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就像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比只有一种花的花圃更加美丽、更有吸引力一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也比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魅力。虽然，多元文化社会的政治整合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结合得很好，那它一定是一个政治高度文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大街上有着不同肤色、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的熙熙攘攘人群和谐相处，不同文化风格的建筑相映成趣，不同宗教的活动场所特色各异，不同族群的风俗习惯多姿多彩，不同文化背景的文艺表演争奇斗艳，不同文字的商业牌匾五彩缤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琳琅满目，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卷，一道多么惬意的风景啊！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一定会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一个富有魅力的城市，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这就是澳门的多元文化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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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向维凌、黄晓京：《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