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网上看到两个让人心动的文件。
一个是今年在北京大学燕园选区寻求人大代表选举提名的殷俊的初步竞选纲领，一个是1980年一位北大哲系学生竞选同一位置的竞选宣言。
两人的文章相隔23年，既让人感到他们作为北大人的一脉相承,也让人感到他们的文章的恍如隔世。
今天的殷俊和当年的北大人一样也不一样。
他们一样因为他们有同一样的激情，同一样的参政欲望，同一样的报效祖国的慷慨激昂，同一样的不虚度此生的胸怀，同一样的“以身试法”的“勇气”，要考察中国基层直选的真实性，探索普通老百姓以自荐方式竞选的可能性，测试中国的举世无双的大民主的实效性和运作程序。
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似乎更多。当年的北大人的抱负似乎更远大，站得更高，看得也更远，更容易让人想到改变了中国现代史走向的“五四运动”，想起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想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及在一过程中出现的激烈的斗争和惨烈的牺牲。他们有太多诗人的气质和领袖的风度，他们太善于词令，他们更精于鼓动和煽情，他们有深厚的理论和宽广的知识。
殷俊这样的后来人关注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注重的是实效，奉行的是实际，从事的是能做的事。他们对所谓鸡毛蒜皮这样的事情的关心也许正是23年的改革的坎坷留给中国人民的最大教训：凡事急不得！
毛泽东当年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今天我们的领导人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精神。
这可能就是两代人的最大不同。
23年前的北大人要只争朝夕般地追穷寇；今天的北大人要去兑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承诺。
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走到一起来了。”不过，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最需要的不是振臂高呼口号的领袖型人物,而是了解国情、国策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不需要他们掌握太艰深的理论，只需要他们熟练运用全国人大通过的赋予人民各种权利的法律。在中国共产党正在从阵痛中实现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转变之时，殷俊这样的北大人也许更有价值。
23年对个人或国家都不应该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饱经忧患、历史沉重而政治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的国家，23年也许不算长。三十八年过去还弹指一挥间呢。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是当年那样简单，也不能简单地用当年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的今天，必须学会用民主的方式方法，去处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希望在五年之后的又一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更多的殷俊出来参选并能够当选。
我更希望在五年之后，殷俊和他的北大前辈的性格的不同会拉近，政治诉求的距离会靠拢，言语之间的不通会消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