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2年10月6日），听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北大教授刘东讲《悲剧在中国的诞生》，很系统地讲了所谓“中国没有悲剧”问题的来龙去脉。所谓“中国没有悲剧”，且把此事当作中国文化落后的大问题，并非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肇始，而是滥觞于五四。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都有此类胡言乱语。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我常提到的所谓“东方的嫉妒”、“中国的酷刑”之类。我曾用“逆向种族主义”概括这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的胡乱批判——也许称为污蔑更为合适。曾有一个80年代很有名气的“学者”，在一次会上大谈园林的中西比较。他说，中国园林是对称的，西方园林是非对称的，由此有道出了中国文化的落后、保守等等。我看这位“学者”不仅没有看见过西方园林，他也没有看见过中国园林，他无非就是想找个茬子骂一骂中国，而这类胡言乱语在当时往往既叫好又叫座。。
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五四先贤的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他们无非都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急切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和日本那样强大起来，摆脱被灭亡的命运。可他们大概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在后世恰恰造就了两类人：一类是汉奸，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汉奸，中国既然从根上就如此糟糕，则作汉奸不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明智的自保，而且还是一种完全正义的行为——背叛一个如此“下流的民族、下流的文明”（一个不久前才加入美国籍的中国裔学者宋永毅先生语），难道不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吗？一类则恰恰相反，是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恰恰是由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的明显荒谬，使得本来也十分荒谬的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显得似乎有了道理。造就这两类人恐怕都不是五四先贤们的初衷，可结果就是这么令人哭笑不得。
中国为什么非要有希腊式的悲剧？没有就是“落后”、“下流”吗？中国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亦步亦趋西方文明吗？五四先贤们的回答是必须，否则就是“落后”、“下流”。如没有希腊式的悲剧，中国就国非国，文明非文明，人非人了。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荒谬的：没有希腊式的悲剧，中国文明中也不缺乏对于危机的敏锐的意识（刘东语），中国文明没有发展这种艺术形式又怎么了？其实是无所谓的。然而，有些西方的东西中国没有却是真不行的，比如洋枪洋炮，中国人如果不学会拿起来，则根本无法生存。而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们恰恰抓住了类似于“悲剧问题”的扯淡的荒谬性，来否定中国掌握许多必不可少的西方利器的必要性。
除了洋枪洋炮外，我认为民主也是必不可少的西方利器之一。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替，无非是一个不受制约的皇权加上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把坏事做绝了之后，老百姓忍无可忍，贵族集团中的野心家有机可乘，造反将其推翻；新上来的皇权加官僚体系接受“载舟覆舟”的教训，自律一段日子；然后，由于没有常规的制约力量，又逐渐放纵自己，逐渐变坏；最后又坏到老百姓忍无可忍，贵族集团中的野心家有机可乘，再造反，如此往复循环不已。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虽然也有许多问题，但比这种循环好得实在太多了。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们恰恰在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反对学习西方，这是错误而且“下流”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有一部分听众，就是因为五四先贤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也是明显荒谬的。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们利用对手的错误掩盖了自己的荒谬。
我前面讲到的那个问题，又可以反过来说。恰恰是由于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的极为明显的荒谬，才引发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鲁迅的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在中国，你必须嚷嚷要把屋子拆掉，才能开扇窗子。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所造就的也是两类人，这两类人恰恰也是上述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造就的那两类人。很多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憎恶，恰恰就是因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明显的荒谬性激发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不仅没有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促进了中国人对于本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恰恰相反，他们造就的更多的是汉奸，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汉奸。这些理直气壮的汉奸们说：你们看看吧，我们能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爱中国吗？
确实不能像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去爱中国。否定了民主，否定了现代科学，否定了现代性，回到所谓的“儒家文化”的道路上去，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只有死路一条。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整天讲，离开了他们这个“根”，离开了他们的所谓“普世主义”的“核”，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行了。可是，他们提倡中国文化的方式，其结果必然是毁灭掉中国的一切，任何一个希望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仅仅是满足于个人的某种特殊的审美偏好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又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毁灭中国的“民族主义”呢？权衡轻重，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对于中国的危害确实大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于是，五四先贤们的谬误在这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很理解一般人需要你对他解释中国有何种何种优越之处，他才能爱中国。因此，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而言，在为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而必须阐述中国文化的优越之处和向西方学习中国救亡图存必不可少的东西之间确实长期存在着一种紧张，或者说是矛盾。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在这里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可能非常的脆弱和微妙。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至少我们有志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心理上不要那么脆弱：我们承认在有些方面，甚至是一些相当重要的方面，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又怎么了？难道仅仅因此我们就会丧失我们在将来超越西方人的信心吗？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不应如此脆弱。
昨晚有位朋友和我讨论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的问题，他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中国科学思想优越的论据。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终极哲学问题，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究竟孰胜孰劣，是很难回答的，天意难知，谁知道万年以后是怎么回事？有人讲，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是“枯木逢春”，在中世纪沉寂了千年之久，在这一漫长的期间，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确实比不上中国，可到了近代，古希腊的科学思想却“枯木逢春”，在西方发展出了远远超越中国的科学技术。如是，又有谁能说中国的科学思想就永远不会有“枯木逢春”的一天呢？然而，就我们可预见的将来而言，从当下的眼光看，不仅西方现代科技远远优于中国，就古代的科学思想比较而言，中国也确实是大大不如古希腊，因为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就是古希腊的那个体系，它的优越之处已经通过坚船利炮让我们痛苦而清晰的感受到了。我们为了中华民族能够再延续千年之久，等得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枯木逢春”的那一天，我们必须承认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科学思想的优越性。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理实在是太脆弱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实在是太脆弱了：为了我们脆弱的心理和民族自信心，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仅仅是一家之言的西方人李约瑟奉为神圣。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谬，一种没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吗？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比我们强怎么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比我们强又怎么了？我们承认，我们学，学了以后赶上去，超过去，这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应有的气概。
我这个以批判“逆向种族主义”出了点小名的人，今天不得不又自己站出来批判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实在也是感到一种荒谬和无奈——我本来还以为经历了五四和80年代文化热，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早已死干净了，用不着批判了，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可从另一方面说，“逆向种族主义”和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却也恰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紧紧围绕着西方文化，没有任何一点自身的主体意识，它们都是一种被西方文化支配或奴役而产生出来的思想。对于西方文化盲目崇拜是受西方文化支配或奴役的表现，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拒斥又何尝不是受西方文化支配或奴役的表现！当我们为王朝兴替的往复循环所苦，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西方人把一个更好的方案放在了我们手边，我们为什么不拿起来就用呢？就因为它是西方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一定要用中国特色的，这难道不也是为西方文化所支配，丧失了我们自己的自主选择权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西方文化的支配或奴役，不因一个事物是西方的就盲目效仿，也不因一个事物是西方的就盲目反对，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自主选择呢？也许，我们有必要把所有书的文化来源都隐藏起来，把作者的名字贴掉，把一切显示文化来源的痕迹都掩盖起来（当然，在技术上这样做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只是极而言之），俾使我们的取舍不受一个东西的文化来源的影响。无论其究竟是来源于西方还是来源于中国自己，都无所谓，我们只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自主选择。
更进一步说，“逆向种族主义”和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的不同时期的甚嚣尘上，是西方文化奴役与中国国内政治在思想上的急功近利相结合的产物。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大行其道，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治需要，而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死灰复燃，是因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或有其合理性，但在思想上为了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而随意歪曲更为恒常的真理，则必然造成思想的死亡。而急功近利的为了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一哄而起的所谓“思想潮流”，实际上恐怕亦起不到政治家们希望它们能起的那种作用。譬如说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我看它成不了气候，起不到帮助“稳定压倒一切”的作用。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否则便不成气候。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的民族主义能不能成气候要看时代的风云际会，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走到儒家的道路上去，走到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的道路上去，则肯定是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