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又称第三条道路，其思想内涵是用超越左右两个极端的中国智慧和协商民主，或中庸理性的和平改良与合法人道方式，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即对内既不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道路，也不走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道路；对外既不照搬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照搬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思想内涵与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的论述颇为接近：“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背景是：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民主潮流和中国人民摆脱长期战乱的强烈愿望，许多极具智慧和擅长协商之士都在积极、认真、深刻甚至苦闷地思考：基于中西共有智慧，根据中国特殊国情，究竟应用什么样的模式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制止内战并跳出“以暴易暴必然循暴”的历史怪圈？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困境是：处于背腹受敌的境地，“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抗战胜利后中间道路思想的主要代表有张东荪、张君劢、施复亮和民盟等。
一、 张东荪的中间道路思想
1946年6月，张东荪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主张：“在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张东荪后来在文章中继续阐述中间道路思想，认为“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而“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而当时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强调建立以权力对抗权力的政体是宪政之基。民主宪政精神就在于“容纳‘异’，而折衷于‘同’”，如果没有“Compromise”（妥协）和“Check and balance”（制约和平衡）这两个要点，决没有宪政。中国古代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集权传统，忌讳权力的分散与制衡。要打破这个怪圈，遏制国民党的腐化，必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境况中四面有监督与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这个逼迫的方法就是“平衡与钳制”。
张东荪在《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中提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弃走民主主义道路。他得出的结论是:“所以外来的东西,如选举制度、警察制度、统制经济的办法,以及飞机铁路等,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这诚如梁先生所说,是患的严重文化失调症。”毛泽东当时也很强调真正的选举：1945年10月，他对英国记者甘贝尔说，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解释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有人认为，张东荪中间道路思想的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
1947年，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说：我们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并不是要作“和事佬”，也不是要发挥什么“劝架”的功能，我们言论和行动所侧重的是贡献“思想”，以便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开出一个具有长久支撑力的好格局。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当面批评张东荪的中间道路思想。这使张东荪很不愉快，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和美国交恶，不能一边倒向苏联，不能充当美苏冲突的牺牲品。
二、 张君劢的中间道路思想
张君劢在德国留学时就反对专制独裁，认为一党专制是“制造革命、酝酿混乱”的根源。他将一党专制的危害概括为四点：一是专政不许旁人反对，政策易反复；二是专政无国法上之根据，易起国内武力之争；三是专政不知责任之所在，导人于无耻；四是专政下之民意出于操纵，人民政治能力无发展之可能。所以只有废止训政，“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才是建国之出路。同时他也深信拉斯基所说：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只能是“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他在《政治学之改造》中说：中国以往数千年来政治权力转换之所以采取朝代更迭的模式，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凭借武力解决利益冲突。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所以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也；而“理性政治”的核心则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所以，“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
1944年，张君劢在《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中说：俄国革命后无产阶级专制政权的建立和德意日法西斯对人权的蹂躏，是世界人权运动史上的一大挫折。苏俄剥夺人民自由，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对此人们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中国人权运动既不能以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为鹄的，专重于个人自由；也不能以今日社会主义思想为唯一依归，偏向于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而忽视个人自由的保障。中国应“合此二者以毕其全功于一役”。鉴于英美无经济民主，但有政治民主，人民能投票，较易过渡到经济民主；而苏联虽重视人民生活保障，但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不允许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很难实现政治民主。所以张君劢在《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提出：天地间最宝贵的事情“莫过于把人当人”，而“苏联不尊重人权，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则为我们所不取”。
张君劢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中说：“吾国之语曰：民为邦本。西方之语曰：国之主权在民。然民之所以为民之地位，苟在国中一无保障，而期其成为邦本，期其行使主权，盖亦难矣。”只有政府首先对人民享有的不可移让的权利给予切实保障，才能使人民养成独立人格，保证人民作为邦本有能力真正行使主权。“惟有在此方面着手，而后宪政乃有基础”，犹如造屋之应先有石脚，治水之应穷其源头一样。
1946年，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中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
1947年，张君劢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中说：在帝王专制的“一权政治”时代，一切大权如立法、行政、司法统属于一人，其权力是无限的，个人自由毫无保障。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在现代一党统治的国家中，“一权政治”照样存在，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在三权之上，其所作所为同古代专制帝王一样。由于“一权政治或三权混合之政治最容易剥夺人民自由”，所以“三权分立或司法独立之学说，到现在还有提倡之必要”。
据吴相湘《张君劢老鹤万里心》一文，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青年党代表李璜说：“因为君劢具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充分理由，与一个对国家的责任感，使他不能不很诚心去从事工作。在他的理解上，充分认为如果民主政治能真正早日实现于中国，则中共不难被多数民意把他的造乱打算压了下去，而只用国民党一党之力便压不去，尤其是用兵力去压。”
三、施复亮的中间道路思想
1945 年12月, 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中提出：“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其强大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 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
施复亮后来又发表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中间道路思想：“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中间派对内政策的主要标准，一是促进政治民主化，一切政策必须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协力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中国社会有左右的分野，左派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都不是中国所应走和能走的道路。中国只能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道路，“虽然要走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同时决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前途。”
施复亮主张对国共两党采取独立的态度，“决不笼统地反对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盲目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主张“对美苏两国采取同等亲善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作美苏冲突的牺牲品。”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强调尊重民意与依靠民力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关键,呼吁国共两党必须改弦易辙,必须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主张通过真正的政治协商和依靠中间力量和平理性地解决时局问题。把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新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跟工农和左翼党派合作, 作为决定中间派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的三原则。认为只要中间派始终坚持这三个原则, 其政治路线就一定会成为中国当前惟一正确的政治路线。
新民主主义政治强调实行多党制,强调多数平民直至全体人民共治国家，不能少数特权阶级独占政权。既不赞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赞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主张先要有民主政府,“离开政治民主化, 便无法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反对用武力“维持或争取政权”。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的存在和发展”，允许一切党派“有参与政治和争取政权的同等机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党禁，取消一党专政”。“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反对任何党派“享有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权”，“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主张“一切公开出来让人民批评”，“根据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与自由，人民就“不能算一个近代国家的人民”。
新资本主义经济强调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 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主张“耕者有其田”,但反对发动农民剥夺地主土地,提出由国家以“土地债券征购一切非自耕的土地, 分配给农民耕种”。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在经济上决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或过渡时期”，即新资本主义经济阶段。 “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的进步”。这很类似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所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
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阶级关系上，施复亮主张与工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施复亮主张与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
四、 民盟的中间道路思想
1945年10月，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政治报告》指出：抗战胜利“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倘我们把这个时机错过了，我们对不起抗战时期牺牲生命的先烈，同时亦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孙。”“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主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在我们所需要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考验真假民主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机会做人，人人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民主试验史上最大一个发明是选举”，但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法律上及社会上人民一律平等这些权利”，“选举必定成为儿戏，失却了他的真实意义”。“今后既要走上民主的正轨，那末，‘做官必须入党，入党才能做官’的传统必须打破。”“党部操纵官吏包办的选举，只能产生伪装的民意机关。伪装的民意机关长此存在，中国就永远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会议的谈判与解决问题，应以国家人民的利害为目标，不能以党派的利害为目标。对一切问题，应逐步地积渐地求得全盘彻底的解决，不能做‘只顾眼前’的打算，为人民留隐忧，为国家留后患。”“召开国民大会是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必经手续。”如果“表面上是结束党治，骨子里是继续党治，这更不是人民的希望。”民盟“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是一个民主的大集团，因而它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亦就是民主与反民主。凡是民主的都是朋友，凡是反民主的都是敌人。过去如此，今后必须仍坚持它不偏不倚以民主与反民主来作为它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很英勇的担负它重大的责任，完成它神圣的使命。一句话，就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当时民盟中间道路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1944年5月，民盟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就指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在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的自由。假定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的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而外，绝对不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甚至不仅从政治的活动上限制着他们，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这便更不是民主国家。更假定一个国家，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这便不仅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
1945年11月2日，民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将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更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在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残杀老百姓。”“我们民主同盟今日愿为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请命，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的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今日国家的一切党派，应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党派的利益摆在第二。”
罗隆基作为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后来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等文中说：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文件是代表着当时民盟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当时民盟的一些领导人，大家都认为民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道路。“我们认为中国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大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是少数，无产阶级也是少数”，“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多数。这个极大多数是中间层”，民盟“是代表中间层的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它是中间派”。“把民主同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政党”，“同这两个大政党走不同的道路”。罗隆基在《什么是法治》中说：仅有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不算法治，普通民众守法奉命亦不算法治。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的精神”、“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的精神”。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所以法治演进的程序就是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罗隆基对国共两党都不赞同：“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的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上常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然在今日的中国，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有政府总比无政府聊胜一筹。”“国民党共产党相持愈久，地方政治愈趋紊乱。地方政治无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之下，不是市侩专政，就是流氓擅权。”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中说：“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强调“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才能解决国共两党纠纷问题，得到全国政令军令之统一。”“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绝不合作。”“国民党能实行真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借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合作”。
后来张澜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抗战今已八年，尤未能胜利结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状。今又加以内战，人民更何能堪？国家元气的断丧，更将伊于胡底？兵连祸结，国家政治要哪天才能走上正常轨道？”张澜在《对抗战胜利结束发表的谈话》中又说：“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这所谓民主，绝不是形式的，而是要有充分的诚实的事实表现。”“我们的胜利，是上千万同胞以无数的血、泪、汗换来的，来得不容易。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我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坚决反对。我们希望今天负责的各方面，一切要自动的向着人民的要求做去。大家牺牲成见，顾全国家。”“要切实的监督政府及国共两党，向着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路上走去。这是最要紧的事。任何人都不要忘了过去流血流泪流汗的痛楚，而把这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机会抛弃了。”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这里的“两头硬”是指处于左右两个极端的国共两党都有强硬的武力和枪炮，“中间软”是指超越左右两个极端的中间力量只有软弱的思想和道理。在孙中山、袁世凯当政后的二十世纪，强硬的武力和枪炮极受崇拜甚至决定一切，软弱的思想和道理太被忽视甚至毫无用处，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按甲午战争胜败国的逻辑，中国抗战胜利本应要求日本割地赔款。如不要求日本割地赔款，至少应收复本属中国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但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政要、中国政治智慧和中国协商民主在表面形式和浅层问题上有时风光无限，而在面临重大机遇和关键问题时却常掉链子。当时国共两党都不乏极具智慧和擅长协商之士，却未能乘抗战胜利之机，将强硬的武力和枪炮一致对外用在收复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上，而是完全对内用在国共两党的党争和内战上。这不仅如前文民盟所言，使中国错过了“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而且使中国错过了收复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千载一时的机会”。
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说：“围绕着不可分割的权力和政策问题所爆发的严重冲突，先是导致各种对抗，然后或迟或早地总是导致这样一种结局：胜者全胜，夺取全部权力，而败者则全败，决无分享决策之可能……到目前为止，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冲突中，从没有一次能够产生出一种使中国人能够理性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果和社会心理期望，亦即用谈判、讨价还价，以及一系列无终止的妥协和相互调整去解决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这种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