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其内涵一方面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呈现出一种理论层级性；另一方面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上呈现出一种效力层级性。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能够有效应对我们党所遭遇到的实践方面的三大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
关键词：内在结构;理论体系;指导思想
一、引言
“9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上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党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些实践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会不会依其既有的表述模式一直“延长”下去而不会出现一种满足我们党指导思想外延表述需要的简约而科学的表达？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诸构成部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新时期是不是都可以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党的十八大报告为何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而不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再次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理论源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于西方(比如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等)，为什么总能够引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乘风破浪”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就？难道中国问题非得倚赖源自于西方文化的理论思想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等等。
因而，如果要探究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层面上是如何有效地回应了上述实践方面的问题，在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方面的自信之后又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自信，这就必然会要求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这一论题进行先行探讨和着重研究。
二、研究回顾
不容否认，当下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关注，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首先，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李曙新[2]、郑谦[3]、张国镛[4]等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关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我们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从名称表述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聚焦这方面主题的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名称应该如何表述才显得简约、精练而科学；这些研究者当中有高放[5]、程恩富[6]、齐卫平[7]、张兴亮[8]等。最后，从层次性或结构性的维度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聚焦这方面主题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吉彦波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具体内容、指导作用和内涵发展方面具有层次性。[9]石文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作用两个层次。[10]张炳照等认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呈现出“大三段”和“小三段”的理论新格局。其中，“大三段”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小三段”是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11]。苏戎安则认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种新结构，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由理论基础(即行动指南)和重大战略思想(比如科学发展观)有机构成的一种科学体系[12]。
以上这些文献都是本文研究得以拓展的研究基础，然而，纵观现有研究，我们发现：首先，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过程方面的关注是学界学者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学术前提和基础，这些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演变的纯历史考察却无法将他们对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研究提升为一种研究范畴，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研究范畴。其次，尽管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的研究让他们或多或少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层次性或结构性，然而由于从事这方面主题研究的研究者直觉性地将他们的研究定位为对策研究，这些研究者未能抓住契机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的研究进行学理化。最后，尽管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层次性或结构性，但这些研究者要么从我们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进行形式化论述，要么在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之后，未能在将他们的洞见提炼为一种理论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阐明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而，关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现有研究似乎为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这一主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留下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总体说来，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之间的对比，不难发现，自党的十七大报告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某种显著变化，这种显著变化不单单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表述上的变化，比如“科学发展观”被一并确立为我们党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3]，更是指我们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呈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前，中国共产党尚未意识到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问题，至少在我们党的重要官方文件(比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是如此[9]，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们党开始意识到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问题，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得到了清晰和明确的呈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问题之所以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才出现，这并不是说，在党的十七大之前，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的认识能力不够，而毋宁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是一个时代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就不会浮现。
(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I)：诸构成部分之间的理论层级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4]8－9。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表明的党指导思想跟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表明的党的指导思想相同，不过，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15]12－13。这还只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论述方面之间差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差异是，相较于党的十六大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时开始强调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
尽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一报告又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15]11－12。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些论述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化层级(该理论化层级不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在党指导思想地位上的层级，因为就党指导思想地位方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诸构成部分对于我们党来说在党指导思想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比如这在2007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版)[16]57中有明确体现)而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跟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另外两个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非处于相同的理论化层级：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处于同一理论化层级，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处于低一级的相同理论化层级，并且和科学发展观一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1]。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内在结构。
并且，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在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还展现得更为清晰和明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17]7－11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18]29在这种意义上讲，随着我们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一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随着我们党及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容表述的越发丰富和完善，相较于我们党十七大报告中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清晰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及其之后我们党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核心即习近平总书记的言论中，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晰和完整。
(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II)：诸构成部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效力层级性。
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呈现出一种内在结构性。一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7]12。与此同时，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最新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13]3、6、21－22。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把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外延之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项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行动指南呢？或许人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并非处于同一指导效力层级上，抑或在一定意义上讲，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指导效力方面要优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很明显的是，我们的这种理解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指导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19]21，尽管这种指导效力不是一种直接指导力，而是一种间接指导力，即通过直接指导力展现的间接指导力。
因而，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的理论层级性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效力层级性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存有一种内在的结构。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分析表明，随着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丰富，以及我们党对党指导思想表述的愈加完善，自党的十七大报告以来，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显得越来越清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成型和出现意味着，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开始正视并勇于面对中国共产党所遭遇到的实践方面的问题。[20]在我们看来，实践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通过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也相应地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分别的回应。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对实践方面诸问题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得以出场的原因或合法性。
基于对现有研究的考察，不难发现，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对“引言”部分所提及的实践方面三大问题的回应是间接性，而非直接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实践方面的这些问题，他们的确做出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在理论上却是直觉性的：他们想着要对实践方面的这些问题进行回应，但是却没有提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概念进行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通过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对实践方面诸问题的回应仅仅是笔者通过对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直觉性回应的理论化解读而获得的启示。那么，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是如何通过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有效回应这些问题的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所谓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源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时间的延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及其重大战略思想的相继出现等情况，引发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不断增加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上的这种趋势在相当程度上会给人们以错觉，并会引发或引发了一些不利于党之形象的舆论或话语。针对这一问题，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出现(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提法的出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这一情况)，能够将邓小平理论及其之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或此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都囊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外延当中，从而有可能让这样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即不会再出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无限延长的窘境。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出现能够或者会化解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
其次，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是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肯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指南作用，即便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不明确提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针对这一问题，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通过对当下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进行层级化，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并通过对我们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指导效力的层级化，从而不仅一方面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指导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而且另一方面也能够杜绝种种“前车之鉴”(比如历史上马克思主列宁主义在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运用不当、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所犯之错误等情况所曾产生的各种有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政治后果)再度发生的可能性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
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所谓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是指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于西方文化的潜在“逆反”心理，人们会私下里“嘀咕”：中国问题的解决为何老要倚赖外国人的理论思想，要用外国人的理论思想来指导呢。针对这一问题，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明，虽然党的十八大报告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但很明显，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寄予特别的厚望和重视。也就是说，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凸显出来还有深层意蕴：一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来看，显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主要是这些理论思想之“基本原理”、“灵魂”或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无形元素的传承：“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21]6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105－106；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不仅迄今尚未引发任何此前所曾发生的严重政治后果，而且表现非常具有生机和活力：引领全体中国人业已走向或正在走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业已日渐具有中国气派或中国人自身的精神特质，人们再也无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自觉”式“逆反”心理。在这种意义上讲，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和强调能够有效化解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
综上，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成型和呈现(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凸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了理论上的自觉、自强和自信，而且有了行动上的科学指南。当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途中面对各种“噪音”(比如实践方面的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会是坚定我们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消音墙”。在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说在毛泽东思想时代，我们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对自己“想要什么”和“如何要”这些问题还处于初步的、朦胧的认识阶段，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成型和呈现的时代，亦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时代，我们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业已进入了对自己“想要什么”、“如何要”，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要”这样一些问题有了一个清醒认识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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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