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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繁荣社会科学需要改革体制

  

  中共中央在最近发表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重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指导原则,如:“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扶持对宏扬民族精神、传统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等等,都点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要害,如能坚持贯彻,无疑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中央发布《意见》,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哲学社会科学长期落后的事实,和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性、紧迫性。但是《意见》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只能说是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要使这个良好的愿望成为事实,还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作保证,否则就不可能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也不可能实现良好的愿望。

  就对理论、学术、文化的指导方针来说,中央在《意见》中重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失为一个能够把理论、学术、文化引向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但是,严格地说,这个方针自从提出到现在,四十八年来从来没有贯彻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火花曾一度点燃了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火炬,但很快便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浇灭了。接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不断地对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横加挞伐,哲学社会科学的生机遭到扼杀,百家争鸣也就无从谈起了。十五年来,随着由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一方面是具有新意的理论学术思想的沉寂,另一方面是瓦釜雷鸣式的独家鼓噪。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只剩下空洞的表白而找不到反对的具体对象了,多么可悲!八十年代所要清除的“精神污染”和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理论学术文化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鼓舞下,突破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局面,独立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成果。如: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胡绩伟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苏晓康的《河殇》,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深化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作品,刚一面世便在一片“清除”“反对”的讨伐声中遭到压制。而在“八九镇压”之后,除了一阵阵的“歌德”大合唱,就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理论学术的创新趋于枯萎,学术腐败之风却生生不绝。腐败的最突出而普遍的表现,无过于跟风唯上,抛弃独立自由的思考;上有所言,下必跟进,甚至挖空心思地罗织理论根据,进行学术粉饰,以陈词滥调为理论创新,化腐臭为神奇。在这么令人作呕的学术风气笼罩下,哪里还谈得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出现这种可悲局面的根由,在于现行的学术文化领导体制的专制性,它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不相适应,倒更适合于阻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它的政策表现便是舆论一律、舆论导向。从中央宣传部到各省市党委的宣传部,都掌握着理论学术的生杀大权。他们采取堵截封杀的高压办法,取缔一切不合他们胃口的新闻报道和书刊出版物,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人身迫害。不久前《南方都市报》的几位负责人被判刑,就是借助于政治法律手段来进行文化压制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

  领导理论学术文化有如治水,应当采取大禹的疏导的办法,为理论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自由宽松的气氛,也就是《意见》中提到的“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八十年代中期,由朱厚泽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提出“三宽”(宽松、宽容、宽厚),对于长期遭受压制的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来说,无疑是思想解放的福音,人们额手称庆,奔走相告。可惜的是,由于胡耀邦被迫辞职,风云骤变,“三宽”竟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

  两个不同的指导方针——“三宽”和“舆论导向”,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对立。“三宽”意味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舆论导向”却只许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在独放独鸣的领导体制下,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欲求哲学社会科学之繁荣发展,就非改革领导体制不可。首先,撤消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对于理论、学术、文化的舆论导向权和最高检察权。宣传部门的责任,除了正面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外,就是营造自由宽松、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以促进理论、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不是高举舆论导向的大刀,砍杀一切不合意的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是否健康有益,要由人民大众来鉴定,由社会(包括市场)来检验,任何领导者都无权单凭个人意志来判断精神产品的是非优劣。十多年来,中央宣传部由于坚持一家独鸣的舆论导向,严厉地推行思想统制,逆行霸道,积怨甚深。目前整个理论学术文化界的贫乏和畸形发展,中央宣传部要负主要责任。因此,只有革新宣传部门,把它的职能由堵截禁绝改为疏导服务,才能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其次,开放报禁,实现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公民自由权利中最根本的权利,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最佳途径之一。人们表达思想、交流观点,都需要通过出版物(包括网络),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要通过出版物才能体现出来。马克思说得好:“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有没有出版自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开放报禁,不但可以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开辟广阔的天地,而且将促进政治民主,带动其他领域的自由。近几年来,互联网上不断传来新闻出版单位和网站受到警告甚至查禁、从业人员遭到批判甚至开除的消息;更有甚者,有些发表文章讨论政见国是、民族前途的作者,竟被加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而逮捕判刑。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之下,哪里还有出版自由的影子?如不改弦易辙,《意见》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势必都会成为一纸空文。画饼不能充饥,没有出版自由而欲求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岂不是缘木求鱼?开放报禁,可以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改革宣传部的职能,废除舆论导向;开放报禁,实现出版自由——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两大制度性保证。实现这两个保证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同现有的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是不相容的。但如没有这两大保证,《意见》就会变成一张废纸。我尽管对此并不乐观,但仍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包括宣传部门的同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希望这个《意见》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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