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最近发表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重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指导原则，如：“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扶持对宏扬民族精神、传统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等等，都点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要害，如能坚持贯彻，无疑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中央发布《意见》，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哲学社会科学长期落后的事实，和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性、紧迫性。但是《意见》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只能说是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要使这个良好的愿望成为事实，还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作保证，否则就不可能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也不可能实现良好的愿望。
就对理论、学术、文化的指导方针来说，中央在《意见》中重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失为一个能够把理论、学术、文化引向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但是，严格地说，这个方针自从提出到现在，四十八年来从来没有贯彻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火花曾一度点燃了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火炬，但很快便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浇灭了。接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不断地对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横加挞伐，哲学社会科学的生机遭到扼杀，百家争鸣也就无从谈起了。十五年来，随着由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一方面是具有新意的理论学术思想的沉寂，另一方面是瓦釜雷鸣式的独家鼓噪。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只剩下空洞的表白而找不到反对的具体对象了，多么可悲！八十年代所要清除的“精神污染”和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理论学术文化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鼓舞下，突破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局面，独立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成果。如：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胡绩伟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苏晓康的《河殇》，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深化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作品，刚一面世便在一片“清除”“反对”的讨伐声中遭到压制。而在“八九镇压”之后，除了一阵阵的“歌德”大合唱，就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理论学术的创新趋于枯萎，学术腐败之风却生生不绝。腐败的最突出而普遍的表现，无过于跟风唯上，抛弃独立自由的思考；上有所言，下必跟进，甚至挖空心思地罗织理论根据，进行学术粉饰，以陈词滥调为理论创新，化腐臭为神奇。在这么令人作呕的学术风气笼罩下，哪里还谈得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出现这种可悲局面的根由，在于现行的学术文化领导体制的专制性，它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不相适应，倒更适合于阻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它的政策表现便是舆论一律、舆论导向。从中央宣传部到各省市党委的宣传部，都掌握着理论学术的生杀大权。他们采取堵截封杀的高压办法，取缔一切不合他们胃口的新闻报道和书刊出版物，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人身迫害。不久前《南方都市报》的几位负责人被判刑，就是借助于政治法律手段来进行文化压制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
领导理论学术文化有如治水，应当采取大禹的疏导的办法，为理论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自由宽松的气氛，也就是《意见》中提到的“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八十年代中期，由朱厚泽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提出“三宽”（宽松、宽容、宽厚），对于长期遭受压制的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来说，无疑是思想解放的福音，人们额手称庆，奔走相告。可惜的是，由于胡耀邦被迫辞职，风云骤变，“三宽”竟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
两个不同的指导方针——“三宽”和“舆论导向”，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对立。“三宽”意味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舆论导向”却只许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在独放独鸣的领导体制下，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欲求哲学社会科学之繁荣发展，就非改革领导体制不可。首先，撤消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对于理论、学术、文化的舆论导向权和最高检察权。宣传部门的责任，除了正面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外，就是营造自由宽松、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以促进理论、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不是高举舆论导向的大刀，砍杀一切不合意的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是否健康有益，要由人民大众来鉴定，由社会（包括市场）来检验，任何领导者都无权单凭个人意志来判断精神产品的是非优劣。十多年来，中央宣传部由于坚持一家独鸣的舆论导向，严厉地推行思想统制，逆行霸道，积怨甚深。目前整个理论学术文化界的贫乏和畸形发展，中央宣传部要负主要责任。因此，只有革新宣传部门，把它的职能由堵截禁绝改为疏导服务，才能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其次，开放报禁，实现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公民自由权利中最根本的权利，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最佳途径之一。人们表达思想、交流观点，都需要通过出版物（包括网络），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要通过出版物才能体现出来。马克思说得好：“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有没有出版自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开放报禁，不但可以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开辟广阔的天地，而且将促进政治民主，带动其他领域的自由。近几年来，互联网上不断传来新闻出版单位和网站受到警告甚至查禁、从业人员遭到批判甚至开除的消息；更有甚者，有些发表文章讨论政见国是、民族前途的作者，竟被加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而逮捕判刑。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之下，哪里还有出版自由的影子？如不改弦易辙，《意见》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势必都会成为一纸空文。画饼不能充饥，没有出版自由而欲求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岂不是缘木求鱼？开放报禁，可以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改革宣传部的职能，废除舆论导向；开放报禁，实现出版自由——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两大制度性保证。实现这两个保证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同现有的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是不相容的。但如没有这两大保证，《意见》就会变成一张废纸。我尽管对此并不乐观，但仍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包括宣传部门的同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希望这个《意见》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4年4月14日
